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第2版)(章节题库 第20章 社会转型与文学创作)【圣才出品】

第20章社会转型与文学创作
一、名词解释
王朔现象（浙江大学2011年研）
答：王朔现象是20世纪90年代的大众文化现象。

王朔以“文革”为题材的小说，表现了与80年代同一题材的多数作品的不同视角和处理方式。

王朔这种挑战“文革”的统一书写而引起争议，拓宽了这一敏感题材的表现空间。

小说中的人物表现了对作为主体中心的意识形态的抗拒倾向，故事在世俗的日常生活情境中展开。

作为这一形象的基本特征的，是那种调侃、嘻笑怒骂为基调的语言。

针对王朔的争议，主要不是发生在艺术的层面，而是精神、道德倾向上所做的选择；因此，王朔及其文本成为“人文精神”讨论的一个组成部分。

二、简答题
结合具体作品，论述王朔小说的独特性。

答：王朔是我国新时期著名的作家、编剧，其代表作有早期的《空中小姐》，但直到后来的《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动物凶猛》《玩的就是心跳》等，才使得王朔有了自己独特的写作风格。

王朔小说在八九十年代文学中具有独特的地位，成为这个时期最为突出的文学现象——大众文化现象最具代表性的作家，呈现出独特而明显的大众文化特征，包括消费与娱乐、批量与复制以及利用影视等新兴大众媒体。

与这种大众文化特征相契合，王朔小说在文本层面呈现出独特的风格：
（1）通俗幽默的语言。

讽刺调侃式的语言是王朔小说最具特色的语言风格，一切占据了主流地位的美好而神圣庄严的情感和价值观在王朔的小说中都必然受到了无情的讽刺和
调侃，最终成为笑谈。

同时京味十足的口语化是王朔小说的又一大语言特色，这种口语化的语言风格能够表达出原有的标准书面语所不能表达出的精神内涵，更多了一些韵味，同时，更能容纳一定社会时期的时代精神。

（2）典型的人物形象“顽主”。

王朔笔下的主人公身上都带有浓重的“痞子味”，他们在那个特定历史背景下，代表了那个时代大部分年轻人的价值观、道德观、审美观的倾斜和断裂。

（3）独特的反叛精神。

王朔在小说中敢于怀疑权威与真理的绝对性，嘲弄生活现行的价值准则。

王朔小说的反叛精神引领了市民文化的日益崛起以及对精英文化和严肃文学的消解。

三、论述题
1．结合对人文精神的讨论，分析九十年代的文学走向。

（中国传媒大学2012年研）答：上世纪九十年代社会经济迅速发展，各种社会思潮纷纷涌现，人们的观念意识受到多种文化的冲击，深刻地影响了九十年代文学的走向。

具体表现在：
（1）文学潮流的淡化
文学潮流的淡化是90年代的文学现象之一。

在“新写实”小说之后，文学界又出现过一些潮流性的命名。

由于概念的理论阐释与具体创作之间存在的差异，也由于尽管存在一些类似的作品，但作家对潮流的形成和推动已失去热情，因而，它们只是在批评中作为提示文本特征和文体演化征象的概念被使用，而没有得到广泛认可。

已不存在类似于80年代那样的以潮流方式推进的那种痕迹。

（2）90年代诗歌的边缘化最为突出
诗人的处境、诗集的出版都相当窘困。

比较而言，不管出于自觉还是无奈，诗歌似乎也
与政治文化和大众文化市场机制的关系较为疏离。

90年代表现突出的是长篇小说和散文，因而批评界有“长篇小说热”和“散文热”的说法。

长篇小说成为陈述这个时期文学成就和特征的主要引例对象。

长篇小说的繁荣，可以视为作家、文学“成熟”的某种标志：作家可以用较长时间专注于一部作品的创作，并能就更广泛、复杂的问题做出表达，融入更丰厚、深入的思考和体验。

但长篇的兴盛也与作家普遍增长的“文学史”意识有关。

（3）进入90年代，“先锋”探索逐渐式微
并不是说所有的作家都放弃了这一艺术“前卫”的姿态，而是说作为潮流，形式探索相对地处于“边缘”位置。

其实，小说和诗歌领域的先锋性实验仍在进行，如小说的韩少功、韩东、朱文、鲁羊、述平、东西、李冯，以至新世纪初期的林白、莫言、贾平凹，诗歌方面的西川、翟永明、于坚、臧棣、萧开愚等。

只不过他们的方向不再具有相一致性，文学界只是将他们作为个例来看待。

（4）“日常生活写作”与“个人写作”
在90年代文化意识和文学内容中，上个十年的那种进化论式的乐观情绪有很大的削弱，犹豫困惑、冷静、反省、颓废等基调分别得到凸现。

世俗化现象，都市日常生活、人的欲望，代替重要社会问题，成为取材的关注点。

消费时代的人的生存欲望的书写，开始在“日常生活写作”“个人写作”的命题中获得其合法性。

但是，“历史”对这个时期的作家来说，仍是挥之不去的或苦涩、或沉重、或惊惧的记忆，也仍然是90年代文学写作的主题。

但是，“历史”的指向，历史反思的立场、方式已发生了改变。

不过，它们所处理的“历史”已大多不是重大事件，而是在“正史”的背景、氛围下，书写个人或家族的命运。

有的小说（如苏童的《我的帝王生涯》），“历史”是一个忽略了时间限定的与当下现实不同的空间。

多数以“历史”为题材的小说中，弥漫着一种沧桑感。

（5）急切地关注生存的精神性问题
八九十年代之交的社会、文化“转型”，商业社会的消费取向，使一部分作家更急切地关注生存的精神性问题。

90年代的创作不同程度地表现了现实批判的取向。

这些作家在80年代就已确立了自己的艺术个性和文学地位，大多有“知青”生活的背景。

这方面的创作有张承志的长篇小说《心灵史》和散文集《荒芜英雄路》《以笔为旗》，张炜的长篇小说《家族》《柏慧》和散文集《融入野地》，韩少功的长篇小说《马桥词典》和散文集《夜行者梦语》，史铁生的小说《务虚笔记》和散文《我与地坛》。

在他们的作品中，人的生存意义与价值的“形而上”主题得到强化。

2．莫言说：“我认为写小说就要坚持原则，绝不向电影和电视剧靠拢，……越是迎合电影、电视写的小说，越不会是好的小说，也未必能迎合导演的目光。

”昆德拉认为，小说在今天已日益落入传播媒介之手，它既简化了小说的思想，也简化了小说的精神。

结合以上说法，并结合当下文学与影视交往互动的复杂格局，你认为小说的精神或原则是什么？应该如何理解小说与影视的关系？（北京师范大学2011年研）
答：新媒介时代，文学创作与文学文本的阅读越来越受到电影、电视等媒介的影响。

作家们认为应该坚持文学文本创作的独立性、纯粹性。

（1）小说的精神或原则
小说作为文学体裁之一，同样需要创作者能“我手写我心”，表达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而不能为了世俗利益，一味的迎合，丢失了自我的真性情，更不能写作毁三观的作品。

莫言和昆德拉的说法均是站在维护小说精神或原则的角度上来看待当前小说与大众传播媒介的关系的，他们对此都采取否定的态度。

其中，莫言侧重于维护小说原则，而昆德拉则侧重于批判传播媒介对小说的不利影响。

二者共同强调了维护小说精神或原则的必要性。

（2）小说与影视的关系
传播媒介是指那些传达、增大、延长人类信息的物理形式。

而“大众媒介”或者“大众传播媒介”是20世纪20年代广播电台出现后才有的一个概念，指的是在传播途径上用以复制和传播信息符号的机械和有编辑人员的报刊、电台之类的传播组织居间的传播渠道，具体可分为印刷媒介与电子媒介等，而莫言和昆德拉所说的具体说应该特指电子媒介。

不可否认，自大众传播媒介，尤其是电子媒介出现之后，文学的传播速度已经空前加快，文学的面貌也有了新的变化：
①读者成为观众
以印刷媒介作为依托的文学受到电子媒介的挤压，越来越多的“读者”变成了“观众”，文学的生产和消费也深受其影响。

②小说与电影的互化
电影和电视等电子媒介又常常把存在于印刷媒介中的文学作品改编成剧本，成为拍摄影视剧的重要资源，所以作家往往会写出一些故事性强、画面感浓、适合改编的文学作品。

在这一意义上，作家成了影视生产者的供货商。

与此同时，当小说作者参与了影视剧的生产之后，又反过来根据影视剧本写小说，于是便出现了一种“从电影到小说”的逆向生产，小说写作因此渗透了影视剧的思维，并对印刷媒介中的小说写作构成了一种潜在的甚至是负面的影响，刘震云的小说《手机》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例子。

所以，从这一方面看，电子媒介因其商业化倾向而大大削弱了小说创作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小说也因过分依赖电子媒介而渐渐失去了其独立性和内在精神。

从这方面说，莫言和昆德拉的说法都是正确的。

③电子媒介促进小说的传播与接受
电子媒介也并非一味对小说创作仅有负面影响，其积极方面也应该值得关注。

电子媒介以传播面广泛和传播速度迅速为其基本特点，这样就能使作品能够以最快的速度在大众面前广泛流传，而且它以通俗的语言、直接的画面方式将作品呈现在世人面前，这样就使得小说
更易为人接受，更能产生深远的影响。

④有些影视作品升华了小说的内涵
面向大众的影视剧本也不见得思想浅薄，甚至胜过了印刷作品。

如《血色浪漫》便是一个影视剧本，其讲述了文革期间一帮革命干部子弟们的生活经历，其无论在叙事角度还是人物塑造上都比80年代出现的某些千篇一律的反思文学要高得多。

《亮剑》中塑造的抗战期间一位另类革命英雄形象李云龙，远比那些革命文学中的革命者血肉饱满而富有个性。

而且，某些改编后的影视剧本也不见得就比原著差，如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是改编自苏童的小说《妻妾成群》，其内在精神还是与小说一致的。

总体而言，对于大众传播媒介，绝对不能完全否定之，而应该一分为二地看待它。

至于莫言与昆德拉的担忧，人们应该反思，但绝对不能尽信之。

传播媒介不过是一个工具而已，主导者应该是作家本人，而不是小说。

作家甘愿迎合商业创作小说，那么传播媒介也就变得庸俗不堪，反之亦然。

所以，并不是传播媒介削弱了小说的思想性，而是作家自己丧失了创作精神和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