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刑事判例的地位及其对我国的借鉴

日本刑事判例的地位及其对我国的借鉴关键词: 刑事判例制度有权刑法解释模式启示借鉴内容提要: 日本刑事判例制度不仅对刑事司法发挥重大作用而且还影响立法，这种判例制度对于解决立法滞后与现实活发之间的矛盾发挥着重大作用，相应地，司法中以判例实质地创制法规范等做法也可能一定程度上消解罪刑法定原则。

日本的刑事判例制度给我国目前的有权司法解释模式提供了启示，如重视法律的权威性等。

应当借鉴该判例制度构建我国的“一元个体判决式”的刑法解释模式。

       依据我国相关法律的规定，中国有权刑法解释模式是二元一级抽象式的解释模式，笔者认为该解释模式具有相当的不合理性⑴，应予改变。

而如何改变就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问题。

对此，借鉴他国的经验，不失为一条捷径。

中国与日本同属亚洲国家，有很深的文化方面的联系，因此了解日本的有权刑法解释模式，应该是有现实意义的。

在日本，判例，尤其是最高裁判所（即最高法院）的判例，对司法具有重大的作用，无论是刑事司法还是民事司法都是如此。

那么，这种判例对司法的作用意味着什么，尤其是在刑事方面，它是具有法规范的性质，还是仅具有参考的意义？这样的问题，与中国现在的状况有一定的相似之处。

对此问题的研究，当有益于我国对相关问题的研究和选择。

一、日本刑事判例的性质（一）刑事判例对司法的作用在日本，存在着大量的判例，同时也存在着大量的对判例的研究。

一方面，学校教学中，老师在研究判例，学生也在研究判例。

笔者参加过日本一个大学关于刑事法的研究会，其内容就是研究刑事判例。

通过对判例之事件内容、判决及其理由的分析，提出应该研究的课题，并制定解决方案。

另一方面，司法机关也研究判例，通过判例的研究，为自己的裁判提供参考。

这种判例研究的广泛性在日本是一个应被注目的事实（尤其对中国人来说）。

也就是说，学界在研究判例，其目的是通过判例把握司法机关的观点，并提出自己的看法；司法机关也在研究判例，以确定相同或相似案件的判决方式，或者援用案例，或者做出不同的判例，以表明司法者对法条的理解。

日本的判例作用如何？在表现形式上，日本有判例集，有判例六法⑴。

但在判例的性质上，他们不承认日本有刑事判例法，即判例不是法律，如对相同问题所做出的判例就可能是不同的⑴，它对以后的裁判只有参考作用，而不是必须遵循的法规范。

也正是因为如此，对同一的现象，不同的裁判所之判例会有不同的结论，有时甚至完全相反。

如日本在共谋共同正犯问题上，就既存在着肯定说，即将共谋者作为共同意思主体，依部分实行全部责任的原则，将共谋者全部作为共同正犯；也存在着否定说，即认为共谋者没有实行行为，不能成为正犯，共同意思主体说是团体责任而与现代个人责任原则相背离，因而共谋者不能成为共同正犯⑴的争论和不同的判例。

（二）判例与解释的关系从前面所描述的日本判例的作用来看，日本的判例在性质上应具有司法解释的性质，即司法者通过具体的判例，表明其对具体法律条文之内容的诠释。

这种解释性在判例之判决理由部分可以得到充分的反映⑴。

从这个意义上说，判例是法律解释的表现之一。

如果说，解释学是法律解释的理论表现的话，判例就是法律解释的司法表现。

解释学以理论的方式，描述立法的应有内容，判例就是以判决的方式，确定立法的应有内容；解释学以理论的方式影响司法，若司法采用某种理论主张，就会使该主张通过判例得以在司法中实现；反之，判例也以其内容反映着司法者的理论主张，并通过判例研究影响着解释学的内容。

因此可以说，判例与解释关系密切，判例与解释学具有互动的关系。

或者在一定意义上说，判例就是法律解释，只是解释的方式更加独特。

也正因为判例是解释而不是法律，所以判例作为具体的司法判决，对当案有法律效力，除此之外，它不再具有对任何事件的法律效力；它可以被他人参考却不能引用作为有效判决的根据，判例不是立法。

（三）判例之解释与立法的界限如果前面的观点被认可，就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判例是对法条的解释，它只对当案有效，对其他案件不具有法律的拘束力。

但不可否认的是，判例，尤其是日本最高司法机关（最高裁判所）的判例对司法的影响不可小视，一个判决，完全可能成为被诸多司法者实际上援用的裁判根据。

例如，在有了关于共谋共同正犯的裁判之后，现在的日本司法机关就将多数过去作为从犯或教唆犯处理的参与共谋的共犯者都作为正犯处理⑴，可见其判例作用之大，虽然这只是参考，但其作用之大，对司法影响之深远不容低估。

由此也就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判例之对法律的解释影响如此之大，那么判例之解释与立法关系如何？如何划定判例与立法的界限？该问题应该说既重大又复杂。

说其重大，它涉及判例是否法律的问题，说其复杂，是由于判例之对立法的解释既是有效的，又是解释，解释不是法律自身，而是对法律的理解，这种理解既可能符合立法意图也可能违背立法意图，但它又是有效的，不管它与立法意图之间的关系如何，只要判决生效，该判例对立法的解释就会发生法律效力，也正是在这一点上，判例之对法律的解释与解释学之对法律的解释又是不同的。

一般说来，一个判例只是一个法官或几个法官在案件裁判过程中对案件所涉及的某具体法律条文的解释，无论这种解释如何进行，其界限都应该是法律规定本身，即法律解释应以法律之语言表述中所具有的内容为限，如果法条的语言中没有的东西，无论以何种理由将其解释出来，其解释都是违法的。

若以判例的形式做出，该判例本身是否合法就是值得研究的。

但由于日本是法官解释法律的模式，即法官通过判决表现出对法律的理解，虽然这样的解释只对当案有效，不具有强制其他法官遵行的效力，但对于当案来说，无论这种解释是否为他人所认可，都是有法律效力的，除非通过启动上诉的诉讼程序来提出自己的诉求，而无论这种要求是何种观点，也要通过上诉审的法官对法律的理解来形成判决，而且只要判决生效，作出该判决的法官对法律的解释就是有权的也就是有法律效力的解释。

当然，法条本身的内容含量，直接受制于法条的语言表述，而语言表述的意思又是可以有变化的（随着社会的发展），不同的社会状态下，同样的言词概念可以有不同的内容。

例如，财物概念的具体内容，在电发明之前，其内容中不包含着电力，但电力被发明之后，将其包括在财物中并未超出财物之概念的范围，如日本依据财物在刑法中的意义，将电力解释为财物，成为盗窃罪的对象⑴，就是法条言词的开放性导致的结果，这种开放性使其具有立法当时不可能设想到的对后世的适应性，这样依判例的法条解释是合法的。

但如果将法条言词中未必包含的内容解释出来，并制作为判例，其合法性就存在问题。

例如，日本刑法对共犯的规定共有6个条文，分别对共同正犯，从犯（即帮助犯）、教唆犯等进行了规定。

而正犯是实行犯（一般的概念），非实行犯不能作为正犯在一般观念下是没有疑问的。

但问题在于，一般观念是可以改变的，只要不是法定的概念定义，司法中就有依据解释改变其内容的可能性。

而共犯中的共谋共同正犯问题就是其适例。

如果将正犯理解为实行犯，共谋者是否实行犯应该是比较容易确定的，即“二人以上共同实行犯罪者，全部是正犯”的立法规定，表明实行犯罪的主体是二人以上，他们应该至少分担了实行行为的一部分，否则不能成为正犯，因此，若只有其中的一人或部分人参与实行，而未参与实行的共谋者，按立法的语言表述，无论如何无法将其作为正犯⑴。

而日本在判例上却具有将共谋者作为正犯的明显倾向⑴。

虽然有学者会认为这种判例已经不是刑法解释的问题，它超出了解释的权限，实际是在创设新的规范，但如果其在判旨中所作的解释是能够被他人所接受的，虽然这样的解释在一定意义上超出了法条的语义，但是否就意味着是立法，是司法者对立法权的侵入，也是值得研究的问题。

也就是说，司法解释的界限并不是一个可以直观就能够解决的问题。

二、立法滞后与现实立法之矛盾与解决方式从以上对日本判例之应有性质及实际性质的分析可以看出，日本某些判例所具有的实质上的立法性质，是与某些实际问题解决之需要分不开的。

日本之所以承认共谋共同正犯，是为了处理某些实际上应该处罚的在犯罪中起重大作用的人物⑴，如策划、领导者，他们不参与具体行为的实施，但他们所起的作用往往比实行者还大，仅作为帮助犯（不具有教唆性时）处理，显然放纵了犯罪。

而这类问题显然又是立法时立法者所未预料到的。

立法时，立法者是将已经预料到的事项，依据一定的立法原则规定在刑法中，但至少因为三个方面的原因，导致立法不可能完全满足司法实务的要求：其一，社会的变化。

社会的变化必然要带来对司法的新的要求，而在变化之前，立法者无法预见到其后的情况，于是形成立法与现实需要的不相适应。

其二，立法疏漏。

立法者无论是通过何种模式选择出来的，他们也还是人，而且即使选择的模式是能够想到的最合理的，都未必保证所选举出来的人是无例外地最优秀的人，因此也就具有人的特性，包括人的优点和缺点，尤其是人的弱点，既然人不是神，要求立法者将所有的社会需求无例外且准确地反映在法条中是不可能的，也就是立法疏漏不可避免，要求一部法律可以概括所有的社会生活状况，没有遗漏，实在是强人所难，因为人的认识总是有局限性的，对人总不能提出象神一样的要求。

其三，语言限制。

意义的表达通过语言，但词不达意绝非限于语言低能者，在某些场合，语言难于准确表达思想是不可避免的，尤其象立法这样的规范性语言，其表达的意思与立法思想不完全相同也属不得已。

以上三个方面的情况，导致立法不能完全符合现实要求，也就是立法滞后。

在立法滞后的情况下，出现立法与现实的矛盾也就不可避免。

这是现实。

前面关于共谋共同正犯的问题，是否也可以看作是立法滞后所导致的问题呢？笔者认为是可以的。

既然立法滞后不可避免，也就存在一个解决方式的问题，因为不可能对这样的问题视而不见。

作为具体的解决方式，应该有很多可能性，比如：其一，制定抽象度极高的刑法，使其有任意解释的可能性；其二，随时修正立法，使立法符合现实的要求；其三，承认判例法，以判例来补充立法等等。

这样的方式具有一个相同的特征，即解决现实问题优先，让法律适应现实。

还可以有其他方法，如其四，容忍某些应予处罚的行为存在于处罚范围之外，这是法律原则的坚持优先的方法。

两类解决方法都必然伴随着相应的弊端。

其一的方法使立法失去规范性，因为有任意解释余地的法律实际上没有订立任何确定的规范，实质也就不具有实在的法律的性质，因为法律是一种社会规范，确定性应该是其内在要求，任意解释的可能已经使法失去了确定性，它不是法律，而是披着法律外衣的立法者与司法者的任性。

其二的方法会使立法失去稳定性，并由此导致法之权威性的丧失，随时变动的法律不会让人产生信仰是不言而喻的。

其三的方法涉及到立法权的行使问题。

如果立法权与司法权合而为一，可否保持立法者对司法者的限制就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正如孟德斯鸠指出的：“如果司法权不同立法权和行政权分立，自由就不存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