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约瑟难题

李约瑟难题之我见

作者姓名：刘伟郁44

摘要：比较了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科学传中国是享誉世界的文明古国,在科学技术上曾创造过令西方世界望尘莫及的辉煌成就,一度成为世界科技的中心。然而到了近代,中国的科学技术开始逐渐落后于西方,直到今天,落后的局面也没有得到根本扭转。对此,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科学史专家李约瑟博士曾提出过一个世界级的难题:为什么近代科学革命没有发生在中国?这就是著名的李约瑟难题。对于李约瑟难题,中外许多学者从哲学、史学、社会学、法学、经济学及政治学等角度进行了破解,取得了一批很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但从教育学的角度进行解读的还鲜有所见。笔者认为,李约瑟难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与哥德巴赫猜想等问题不同,它没有精确的解,而是一个富有开放性的问题,破解这一难题需要多学科协同攻关。本文拟从教育学的视角对李约瑟难题进行求解

关键词：李约瑟历史遗留问题李约瑟难题

引言：教育作为一种与人类社会历史共始终的现象和活动，首先十与人不可分的。作为社会成员，没有接受过这样或那样教育的人几乎是不存在的。尤其是当今社会，教育与人们之间关系的密切程度很难用语言形容。但是，自从教育随着人类社会出现以来，关于教育是什么的问题，一直争论着。直到今天，仍然是见仁见智，莫衷一是、观念是行动的先导，理论上的认识往往影响到实践中的行动。对“教育究竟是什么”这一问题在认识上的模糊，必将导致教育实践中偏差。这与素质教育的要求，尤其是新课程下的教学观是格格不入的。因此，充分认识教育的含义显得尤为重要。

一、李约瑟难题内容和深层含义

李约瑟难题由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JosephNeedham，1900-1995）提出，李约瑟以中国科技史研究的杰出贡献成为权威，并在其编著的15卷《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正式提出此问题，其主题是：“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1976年，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思·博尔丁称之为李约瑟难题。很多人把李约瑟难题进一步推广，出现“中国近代科学为什么落后”、“中国为什么在近代落后了”等问题。对此问题的争论一直非常热烈。

“李约瑟难题”很耐人寻味，它犹如科学王国一道复杂的“高次方程”摆在了世人面前。众所周知，中国是享誉世界的文明古国，在科学技术上也曾有过令人自豪的灿烂辉煌。除了世人瞩目的四大发明外，领先于世界的科学发明和发现还有1000种之多。美国学者罗伯特·坦普尔在著名的《中国，文明的国度》一书中曾写道：“如果诺贝尔奖在中国的古代已经设立，各项奖金的得主，就会毫无争议地全都属于中国人。”当然，这是不可能的。

实际上科学的产生及其思维方式根源于其所属文化（主要是受希腊思想影响的地区包括文艺复兴后的欧洲）及社会背景，实际上世界上的任何其他地区也未能在同时代独立产生严格意义上的科学。而工业革命与社会生产和时代需要的关系更大，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很难孕育产生机器化大生产的需要。“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绝大多数在蒙古入侵之前；之后国家覆亡（元灭宋），文化重构（明清思想控制），治理形式和社会格局已经发生很大不同，社会的思想文化和商业环境已与之前大不相同。能否用前面朝代的贡献作为后面朝代能够达到某种更高水平的预测，这是有疑问的，因为国家社会本身已发生了变化。实际上即使是曾经奠定西方科学文化基石的希腊也一度陷于落后而没有产生进一步的科学乃至工业革命，可见两者不具必然联系。

二、李约瑟详解

“李约瑟难题”的提出使得国内外学者对中西方文化差异以及由此带来的科学技术发展的差异展开了全面、深入的研究。可以认为，“李约瑟难题”的解答不仅是对中西方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比较，同时也是对中西方文化发展时代背景的考察。只有深刻地了解文化的历史、现状和特征，才能更好地对科学技术的发展方向、途径进行合理地规划和设计。科学教育是科学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科学文化发展

的重要手段，因此，对“李约瑟难题”的破解势必能够对科学教育的发展产生广泛的启示。鉴于此，我们有必要对“李约瑟难题”进行扼要而全面的解答。

文化特质的不同。科学作为探索未知世界的活动，文化系统对其发生着潜移默化而又至关重要的影响。有学者指出，适合科学发展的社会文化因素主要包括合理性价值、功利性价值、普遍性价值、反对权威和社会进步主义等五个方面。这恰恰是西方文化的特质，也是近代科学技术能够诞生在西方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是中国传统文化却与之大相径庭，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决定了中国传统文化从开始之日起就走上了反省内求的道路，伦理道德及经世致用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心。“中国古代的学问，不是关于自然界的纯知识，而是如何安身立命的道德信条和如何治国平天下的经世致用之学。”这也决定了以儒教经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封闭性、抗变形、保守性和排外性。专注人事而轻实物的儒家思想还导致传统文化的“重义轻利”倾向，即重封建道德伦常之“义”，轻物质利益之“利”。

我国传统思维主要是经验思维，依据杜威的理论，经验思维是对事物和事件直接、笼统、偶然、简单的描述和连接，是“没有科学方法指导的推论”。而反省思维则是在科学方法指导下的“对某个问题进行反复的、严肃的、持久不断的深思”。因为对经验思维的依重和反省思维的缺席，我国传统文化中经常出现比附的研究方法，以人伦推天道，以人事推天理等等，致使科学发展始终停留于较低层次。科举制度的影响。科学教育是科学文化得以顺利传承和发展的重要保障。但科学教育必然受到教育评价制度的导向和监督。所以，教育评价制度的优劣和取向直接会影响到科学文化事业发展的动力、方向和规模。在近代西方国家，早期的科学教育基本是本着学习兴趣、师徒相传式的教育模式，学习和研究的考量无非是对自然发现的大小。后来，个别的、私人的实验室逐渐发展成为学会、研究会、科学院、大学并得到了

政府的支持。历史证明这种教育与评价模式是符合近代科学发展规律的。这种教育体制的核心在于使科学家保持对自然的好奇心、求知欲和足够的时间与财力。然而，我国古代以科举制为主导的教育评价制度却与之格格不入，这导致科学教育在封建教育中遭到了极大地漠视、排斥和打击，以至于“科学在儒教的教育制度里，甚至连婢女的地位都没有争取到。有学者指出，“国不能孕育近代科学的第一个原因就是科举———文官考试制度的绝大影响科举制度的最大弊端在于“学而优则仕”的教育导向和封闭、僵化、陈旧、狭窄学习内容的结合，由此，“世族俊才，皆志于科举”，执迷于四书、五经。最终导致科学文化无人学、无人教、无人研究，科学发展日颓也不足为怪了。梁启超先生面对这一局面直言道：“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

科学教育改革必须处理好科学教育与技术教育、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思想教育与技能教育的关系。宋、元以前我国的科学技术领先于世界，这是不争的事实。然而认真地分析之后，便可发现这段历史的科学技术是以技术为主，即主要是科学史界所讲的“工匠传统”，“工匠传统”的科学技术更多地强调技术、工艺的实用性、操作性和效率，对自然现象背后的理论、思想、规律等形而上之“道”缺乏兴趣，具有明显的经验主义倾向。与“工匠传统”相对应的是“学者传统”，“学者传统”在我国科学技术史上处于弱势地位，学者传统强调研究者对自然本身的兴趣，重视探究隐藏在物质、现象背后的本质、规律和理论，崇尚理性的研究方法，坚持无功利性的原则和对真理的探索。由我国科学技术史可以发现，宋、元之前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在世界独占鳌头是因为我国古代科学鲜明的“工匠传统”特色，同时，后期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的停滞和衰落也是其“工匠传统”基因使然，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以史为鉴，要使科学技术健康、持续、全面地发展，必须从长远着想，合理调控“工匠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