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3章制度设计与人性假设

第三章制度设计与人性假设人性就是人的本性，人性假设是对人性的设定。

著名的管理学家麦格雷戈认为：每一种管理决策或管理措施都以关于人性及人的行为的假设为后盾。

制度设计是一种基本的管理方式，必须以一定的人性假设为基础，没有人性假设就无法进行制度设计，以错误的人性假设为基础来进行制度设计，可能会与制度设计的本来目的背道而驰。

本章首先分析几种人性假设，在此基础上，分析制度设计与人性假设的关系。

具体内容安排如下：★性善论和性恶论；★经济人假设；★Ｘ理论和Ｙ理论；★超Ｙ理论和Ｚ理论；★决策人和复杂人假设；★人性假设与制度设计的关系。

第一节性善论和性恶论一、性恶论柏拉图由道德“理想国”转向崇尚法律。

崇尚法律是柏拉图晚年思想的特征。

在这之前,他先是把理想国的监国者———哲学王置于整个城邦社会政治结构的核心,垄断城邦的所有政治权力,实行绝对的人治。

在他看来,一个具有真知的统治者是用不着法律的,统治者应该是善的化身,治国的手段应该是道德教化,国家的任务是实现德行,国家的目的在于善。

但“三十寡头”暴政和苏格拉底的死,使他修正道德治国,从人性的角度说明法律的必要性,自己戏称为“一个老人清醒的消遣”。

他说：“人类必须有法律并且遵守法律,否则他们的生活将会像最野蛮的野兽那样坏。

”“人性总是把人类拉向贪婪和自私,逃避痛苦而毫无理性地去追求快乐。

”“不能过分相信统治者的智慧和良心,即使是一名年轻英明的统治者,权力也能把他变成暴君。

”“国王的权力只有有所限制他才能长久地保持这权力,从而限制其他人。

”英国哲学家、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大卫·休谟(ＤａｖｉｄＨｕｍｅ)提出了一条著名的原则“无赖原则”。

休谟说：政治作家们已经确立了这样一条准则,即在设计任何政府制度和确定几种宪法的制约和控制时,应把每个人都视为无赖———在他的全部行动中,除了谋求一己的私利外,别无其他目的。

制度设计必须达到以下效果：不仅要对“无赖”行径实施有效的钳制,而且要能防止和遏止人们萌发各种损公利己的“无赖”冲动。

这一预设表达了这样一种自由主义的核心思想：既然所有的政治家和政治行动者在政治生活中,都可能成为“无赖”,那么必须有强大的制约机制在先,让人们服从制度规则。

孟德斯鸠大声疾呼：“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

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到界限的地方才休止。

说也奇怪,就是品德本身也是需要界限的!”“从事情的性质来说,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

”麦迪逊也说过：“如果人都是天使,就不需要任何政府了;如果是天使统治人,就不需要对政府有外来的或内在的控制了。

在组织一个人统治人的政府时,最大的困难在于必须首先使政府能够管理被统治者,然后再使政府管理自身。

毫无疑问,依靠人民是对政府的主要控制;但是经验教导人们,必须有辅助性的预防措施。

”杰弗逊说得更直截了当：“自由的政府,不是以信赖,而是以猜疑为基础建立的。

我们用制约性的宪法约束受托于权力的人们,这不是出自信赖,而是来自猜疑。

……因此,在权力问题上,不是倾听对人的信赖,而是需要用宪法之锁加以约束,以防止其行为不端。

”这样的共识,一方面是由于我们无论怎样善良和聪明,毕竟是“脆弱的人”,政治统治者并非十足的“善”或“智”,我们对其善德和智慧可以毫无保留地加以信赖的政府在现实中也很难找到,政治思想家不得不从一开始就应正视出现坏政府的可能。

另一方面是因为人具有二重性,是自然和社会的统一,但“人来源于动物界这一事实已经决定了人永远不能摆脱兽性,所以问题永远只能在摆脱得多些或者少些,在于兽性和人性程度上的差异。

”所以,坏人是如此,好人也不例外。

人类社会正常秩序靠得住的是制度,而不是人性。

詹姆斯·布坎南是这样说的：当人们的政治行为被认为一如他们其他方面行为一样是追求私利之时,宪政上的挑战就成为这样一种挑战：构造和设计出能够最大限度地限制以剥削方式追求个人利益,并引导个人利益去促进整个社会利益制度和规章。

普遍“无赖”的假定,构成了国家方法论上必需的思想前提：基于“最坏情形”亦即每个政治家都可能是无赖这一最坏情形为基本出发点,而不是寄托于人性的自我完善。

制度设计必须对所有人一视同仁地采取消极预防措施,“最佳情形”和“道德圣贤”的假设是不能作为制度设计基础的。

人们没有更好的办法保证“正义”成为政治家们长期的无条件的行动准则。

我国古代法家的法治思想的理论前提也是人性为恶，这一点从法家的治理思想中可以看出来。

在治理国家和建立有效的国家制度方面，法家反对儒家的“德治”，力主“法治”，圣人也不能回避惩罚，故有“赏善不遗匹夫，刑过不避大夫”的治理国家方略，可以视之为中国较早的民主溯求，向更为公允人性立场迈进的一种表征。

由此可见,性恶论基础上的制度设计、制度优于人性构成西方政治哲学“不变的风景线”。

二、性纯可塑论亚里士多德在他的《尼各马可伦理学》第2卷中谈到人的德性（Virtue）有两种，一种是所谓“理智的德性”；另一种是“道德的德性”，前者是需要花费时间并依靠经验训练产生的，而后者是习惯的结果。

也就是说德性是可以通过习惯塑造就的。

与孔子一样，亚里士多德对人性是善还是恶没有直截了当的表达，孔子以“仁政”作为塑造人性的理想模式，主张以“礼”服人，以“仁”驭人，故有“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行”。

和“推己及人”的道德选择，看重人性的可塑性，避免“刑”与“罚”并用下的“民免而无耻”，以期达到“德”与“礼”并重下的“有耻且格”。

三、性善可塑论作为儒家人性理论关注的最大问题就是人性善恶。

由孔子的性纯可塑论发展到孟子变成实实在在的性善论了，孟子主张：“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

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

在孟子看来，人性向善就像水向下流一样确定无疑。

进而他提出了“四端说”，即是：“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

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故有之也，弗思耳矣。

”基于这样的前提，孔孟的德治思想就有了理论的依托，于是就有了人性与国家制度之间的互动关系的形成。

此思想后来发展成了中国儒家思想与其他流派思想的最大区别，这在中国政治思想、哲学思想与伦理思想中都有充分的表现，尤其是“王霸之争”，孔孟思想与法家、道家治理国家思想的对抗。

四、性恶非仁论这种思想在中西方表现都非常明显，中国以荀子的“性恶论”为典型代表，西方以基督教的“原罪说”为典型。

荀子全力论证人性是“恶”的思想，而且以人性为“恶”建构了自己的全部学说。

尽管荀子的出发点与孔孟不同，但目的还是殊途同归的，都是要寻求“善”的境界，为了达到这样的目标，荀子提出了“尽伦尽制”和“隆礼重法”的圣人治理国家的模式，对圣人提出了“圣人化性而起伪，伪起而生礼仪，礼仪生而制度。

”同时指出：“故古者圣人以人之性恶，以为依偏险而不正，悖乱而不治，故为之立君上之势以临之，明礼仪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罚以禁之，使天下皆出于治，合于善也”。

教化与刑罚并用以期“尽伦尽制”。

在“原罪说”看来，人在世界上没有体现至善的可能性，因为人有着根深蒂固的堕落性，只是靠着自己的努力和上帝的思宠，人才可以得救，但人不可能变得完善无缺。

五、无善无恶说和亦善亦恶论在孔子之后思想家告子提倡“性无善无恶说”，他说：“性犹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人性之无分于善与不善也，犹水之无分之东西。

”这一点也是后来荀子攻击的要害。

而中国的道家则主张“亦善亦恶”，这一点与西文著名哲学家黑格尔的论点一致，黑格尔说“唯与人是善的，只因为他可能也是恶的，善与恶是不可分割的”。

“人们以为，当他们说人本性是善的这句话时，他们就说出了一种伟大的思想，但是他们忘记了，当人们说人性是恶的这句话时，是说出了一种更伟大得多的思想”。

第二节经济人假设一、经济人假设的概念所谓经济人是指会计算、有创造性、能寻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人。

以市场为分析对象的现代微观经济学明确提出经济人假设是市场机制运行的基本前提，认为人是“自私、自利”的，在一定的约束条件下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

如：亚当•斯密（1776）在《国富论》中已经对此有所论述；西尼尔（1836）则将经济利益最大化原则作为他的“纯经济理论”四大演绎推理前提的第一公理而提出；约翰•斯图亚特•穆勒（1848）最早提出经济人的概念。

在经济假设中还包含着人是理性的假设，所谓理性是指每个人都能通过成本收益或趋利避害的原则来对其所面临的一切机会和目标及实现目标的手段进行优化选择。

正如赫伯特．西蒙所说：理性指的是：经济人具有关于他所处环境的完备知识，有稳定的和条理清楚的偏好，有很强的计算能力，从而使其选中的方案自然达到其偏好尺度的最高点。

而路斯和莱法却从博奕论的角度给理性下了一个定义，他们认为：在两种或供选择的方法中，博奕者将选择能产生较合乎自己偏好的结果的方法，或者用效用函数的术语来说，他将试图使自己的预期效用最大化。

二、经济人假设的发展由于寻求最优的经济人假设与现实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因而，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批判，经济人假设也因此得到修正与发展。

★赫伯特•西蒙对全面理性假设的批判与修正。

在古典经济理论中，经济人被设想为全面理性的，换句话说，经济人掌握完善的信息并具备完备的知识，能够作出使自己利益最大化的最优选择。

然而，实践证明这种假设是不现实的。

因此，赫伯特•西蒙提出了“有限理性说”和因此而引申出的“寻求满意的人”的假设。

这里所说的有限理性是指受到较多限制的理性，正如西蒙所说：人的理性受到三种限制，即：每一备选方案所导致的后果的不确定性；不完全了解备选方案；必要计算无法进行的复杂性。

他以下棋为例，证明一个人在上述限制条件下，不可能搜索到全部可行方案并从中选择最佳方案，而是选择能立即致敌于死地的满意方案，而不是寻求一切将死对方的方案，并从中选择最好的方案。

因此，最优化决策变为满意化决策。

与此对应，“追求最优的人”变为“寻求满意的人”。

★制度学派对经济人的批判与修正。

在经济人假设中，最优化选择是以个人偏好为基础而作出的，而个人偏好是不受其他人的决策或行为影响的纯个人行为。

对此，制度学派提出所谓“个人选择的社会性”，又称“社会――文化人”。

他们认为：人是一种社会存在，他们所作出的选择，并不仅仅以其内在的效用函数为基础的纯粹的自主性和独立性的选择，而是要受他人的影响，如生产者的诱导、社会文化结构及传统影响等。

因此，其目标也不是单纯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而是包括虚荣心、摆阔、赶时髦、显示地位等需要的满足。

所以，人们通常是依据习惯而非深思熟虑地按理性最大化原则行事，而不是按照利益最大化的原则进行决策。

为此，制度学派用“社会――文化人”取代经济人，以受他人及文化传统影响的多重目标来替代单纯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单独目标，进而揭示人的多面性和复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