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话剧《雷雨》的悲剧艺术修改稿

浅谈话剧《雷雨》的悲剧艺术修改稿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开放教育

新疆广播电视大学本科毕业论文

浅谈话剧《雷雨》的悲剧艺术

姓名：吴丽

学校：新疆广播电视大学特克斯县分校

专业：汉语言文学

年级：2014春(本)

学号：1465001206399

指导教师：张洁

2015 年11 月

浅谈话剧《雷雨》的悲剧艺术

目录

浅谈话剧《雷雨》的悲剧艺术 0

一、命运悲剧 0

二、性格悲剧 (2)

三、始乱终弃的夫弃的悲剧模式 (3)

浅谈话剧《雷雨》的悲剧艺术

摘要：《雷雨》剧作创作于1933年，是一部中国新文化运动时期特有的悲剧作品。集中展开了周、鲁两家前后30年错综复杂的矛盾冲突，成功的表现了20年代中国带有浓厚封建性色彩的资产阶级家庭中各种人物的生活、思想和性格，成为中国现代第一出真正的悲剧，从而使话剧这种外来的艺术形式完全中国化，成为我国新文学中一种独特的艺术样式。

关键词：家庭悲剧情感猜忌封建

《雷雨》是著名作家曹禺的开山之作，也是他的成名作。从《雷雨》的诞生就被定为是一部悲剧，在这部悲剧中纠缠着复杂的血缘关系和聚集着非常多的巧合，但是又透露着必然的悲剧；这是一幕人生悲剧，作者集中描写了周、鲁两家内部两重矛盾，由此形成的悲剧.

中国的悲剧艺术中极少像古希腊悲剧那样以各种各样的神为主角，而更多的是以人为对象尤以普通人为对象的日常悲剧、政治悲剧、历史悲剧、自然悲剧等。《雷雨》反映的是一个封建色彩极为浓厚的资产阶级家庭中的普通人的日常悲剧，尤其突出地体现在女性形象的塑造之中。

一、命运悲剧

《雷雨》中的侍萍是悲剧中刻画的充满苦难、饱经忧患，尝尽生活的辛酸苦痛的女性形象。当她还是在周公馆当女佣的梅小姐时，心地善良，温柔体贴，被当时周家公子周朴园“爱”上并同居，生了两个孩子。后来周朴园为了娶一位阔家的小姐，为了周家的体面，在大年三十的风雪之夜，把刚生下第二个儿子才三天的梅侍萍，赶出了周公馆。那天晚上，侍萍带着刚出生的儿子跳了河，人们都以为她死了，但她被人救起，并且又嫁了两次人，还生了个女儿，就是现在的鲁四风。在《雷雨》中，毫无疑问我们首先要以“母亲”二字来定义侍萍，因她是两儿一女的母亲。对于三个孩子，侍萍的母爱付出总是形成了某种程度上的担忧；对四风的爱尤其折磨着她的心灵，因为女儿的举止在最终击溃了她承受的底限。这个性格刚强而受尽侮辱和迫害的女人，一直在努力摆脱命运的安排，由于她自己的母亲是佣人，自己才如此命苦，被人玩弄又被人抛弃，因此，她一直不准自己的女儿再蹈自己的覆辙，没想到丈夫鲁贵又把女儿送进了公馆做侍女。为了把女儿找回来，没想到自己有踏进了周家的大门。命运更作弄人的是，她的女儿又同样地域公馆里的大少爷不清不白，而这位大少爷竟是周萍

——四风同父异母的哥哥。由于作者在当时从来就没有看见过像侍萍这样的“下人”有何出路，他的所见所闻全是无论怎样挣扎也不能改变自己境遇的人，因此，也就只能用“命运悲剧”来替他们作解释了。侍萍这位母亲，在对儿女默默付出母爱的时候，显得如此无奈、苦涩而沉重不堪。

在《雷雨》的描写中，侍萍总是喜欢感叹“天啊”，与天对话，其实是无可奈何的内心独白，因为在实际生活中，她找不到可以倾吐的对象，找不到可以分担的人，从头到尾她都是一个负重者。如果说，在从“梅侍萍”转变为“鲁侍萍”之后，她承受的重量来自于生存的压力、环境的逼迫而更多地体现与肉体上的受难，那么，当命运偏偏把她带回到三十年前的认识纠葛中时，她承载的重量更多地来自于灵魂。被重新揭开旧的伤疤还嫌不够痛，要补上致命一击，使她几度坠入崩溃的悬崖。

就整个《雷雨》的悲剧性的表现来看，是比较复杂的，它是命运悲剧和性格悲剧或社会悲剧相混融的艺术整体。单就侍萍的悲剧而论，是命运悲剧。

还有，《雷雨》中对决定、支配着人物悲剧的不可知的主宰力量的表现，使作品呈现出—种浓烈的神秘色彩。尤其《雷雨》悲剧走向结局时，当侍萍发现自己的儿女四凤重蹈自己的旧路，并且发生了兄妹乱伦关系时，她抢天呼地，把这一切都归之于命运。当周朴园最后出场宣布了侍萍的真实身份时，几乎所有在场的人都发出了宿命的浩叹。侍萍呼喊着“天”，蘩漪也惊愕地喊出“天哪！”，周朴园认为这是“天命”。一个老仆人也说这场悲剧是“天意”。四凤向周萍怪笑着忍不住地喊“啊，天!”[3]，这全剧的悲剧结局带上浓厚的宿命色彩。到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命运悲剧除突出地体现在侍萍一个人物身上之外，周朴园、蘩漪等人也不例外。周朴园自信自己的家是“最有秩序、最圆满的家庭”，其罪孽深重，最后落了个妻疯子亡的下场，似乎命中注定要受此惩罚。蘩漪本想通过周朴园认儿媳妇把周萍从四风手中夺回来，她万万没有料到会导致这令人惊骇的事与愿违的局面。

那么，作品中表现的宿命论思想和其悲剧艺术价值有一种什么联系呢?是否表现了宿命论思想就意味着否定了人们对现实灾难、不幸、厄运的反抗以及对各种社会压迫的抗争呢?朱光潜认为：“一方面，我们在人对命运的斗争中又体验到蓬勃的生命力，感觉到人的伟大和崇高”。这两方面既是矛盾又是统一的。另一方面，“我们在命运的摆布下深切感到人是柔弱而微不足道的。无论悲剧人物是怎样善良，怎样幸运的一个人，他都被一种既不可理解也无法抗拒的力量，莫名其妙地推向毁灭。（这种力量是什么？根源是什么？应该谴责万恶的封建社会制度吧！）正如人的伟大只有在艰难困苦中才显露出来一样，只有与命运观念相联结才会产生悲剧，但纯粹的宿命论

并不能产生悲剧，悲剧的宿命绝不能消除我们的人类尊严感。命运可以摧毁伟大崇高的人，但却无法摧毁人的伟大崇高”。[4]悲剧对命运的超人力量的表现，不仅不会损害其艺术力量，反而会对人的伟大崇高产生一种敬佩和自豪。有人认为：“《雷雨》不仅没有宣扬宿命思想，相反在许多方面还表现反抗意识”。在这里，论者将宿命思想与反抗意识对立起来。事实上，表现宿论思想的悲剧决不排斥命运的反抗。斯马特在《悲剧》里很好地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如果苦难落在一个胆小软弱的人身上，从不反抗就接受了苦难，那就不是真正的悲剧。只有当他表现出有坚定的毅力和斗争的时候，才有了真正的悲剧，哪怕只能表现出的仅仅是一时的活力，激情和灵感，使他能超越平时的自己。悲剧全在于对灾难的反抗能力。陷人命运罗网中的悲剧人物越是奋力挣扎，越想拼命冲破越来越紧的罗网的包围而逃奔，即使他的努力不能成功，但在心中总有一种反抗”。所以，没有对灾难的反抗，也就没有悲剧”。

二、性格悲剧

《雷雨》创作时，作者并未形成现实主义文艺观，他受到外来的影响及这种影响在作品的呈现都是复杂的，充满矛盾的。他在对社会发展规律的揭示，对人物的前途和悲剧命运的原因、矛盾斗争的结局等方面的表现由于受其世界观中不可知的唯心主义因素的影响，不可能做出科学的回答，也正由于这一思想认识的局限，使他在作品中表现人物悲剧时接受了西方命运悲剧观念的影响。当然，曹禺不仅从西方接受了命运悲剧观念，而且更受到希腊悲剧所表现出的社会精神、雄挥、深厚的感情和写实主义的表现方法的影响等。“五四”新思想，新文化运动的风暴激励着曹禺去探索人生，寻找光明，揭露黑暗，暴露丑恶。鲁迅、郭沫若等新文学的影响及出身于封建旧官僚家庭的经历，使他懂得文学要直面现实，反映出现实生活的真实，无情地揭露封建主义的罪恶，抨击现实社会的黑暗与罪恶，这就使《雷雨》尽管受到西方命运悲剧观念的影响，仍能较真实地客观地反映社会现实生活，具有很突出的现实主义成就。如果说，侍萍的悲剧主要是命运悲剧的话，那么，蘩漪的悲剧则是性格悲剧或社会悲剧。[1]这两者交融在作品的悲剧艺术之中。

蘩漪是一个新旧结合的人物，是一个最具有“雷雨”性格的悲剧形象的人物。她是整个剧本的灵魂式的人物，推动着剧情的发展。在周公馆里，周朴园是个罪孽深重的封建暴君，他专横、冷酷、虚伪、自私、无以复加。他的意见就是法律，他的意志就是别人的意志，任何人无论妻子或儿子都必须无条件服从。他强行将别人纳入其封建专制轨道，从精神上，感情上压抑他们，残酷地扼杀人性。蘩漪，是一个“五四以后‘解放’的资产阶级女性”，她受过新思想，新思潮的熏陶，追求个性解放，要求自由平等，追求人格独立尊严，渴望得到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