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儒学与中国佛教

论儒学与中国佛教
论儒学与中国佛教
儒者何谓？《说文》解为“儒,术士之称。

”《法言·君子》曰：“通天地之人曰儒。

”对于“儒”，大概可以推算出，“春秋时从巫、史、祝、卜中分化出来的、熟悉诗书礼乐而为贵族服务的人”。

儒的产生与政治就有着密切的联系的。

“儒”是先于“儒学”的，儒学是自孔子之后才形成和发展的。

孔子穷尽一生执著地希望参与政治，以实现他济世济民的理想，以使天下走上“正名”，维护等级制和天子、国君之权威，但春秋时期的政治形势遏制了儒家学说和理论的发展。

儒家维护周朝礼仪等级制度的理想在春秋时期是难以实现的梦想。

这也是孔子在鲁国被夺官、被驱逐，周游列国受冷遇的原因。

儒家学说在战国时期也是受排斥的。

其原因是儒家学说与战国的形势不相适合。

是时，诸侯各国正在进行不义战。

而当时儒家的代表人物孟子却劝国君施仁政，不攻伐，爱护百姓。

这对那些唯利是图进行着你死我活战争的诸侯国君来说，是不能接受的。

而后的儒学发展就开始走向为君服务的道路，或许有些想法、内容开始偏离孔孟之道（但是我们现在还可以看到儒家的经典传承下来）。

荀子以礼释仁，隆礼重法，偏于法制，像我们现在走向法制建设的道路。

后来经过董仲舒等人的推动，儒家思想逐渐成为中国两千多年封建思想的正统。

而佛教作为世界公认的三大宗教之一，自东汉末年传入中国，经过与中国社会文化短暂的碰撞，就迅速融入中国社会的各个领域，并与原有的中国文化——儒、道文化相辅相成，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支主要力量。

佛教在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过程中，也与中国的政治
量言论。

儒家讲的孝道，已不仅仅是一种通过行为表现出的人伦道德，而且还是一种社会性行为，行孝者对社会公德负责，肩负着社会责任，孔孟儒学提倡这种孝道；二是修改佛教众生平等的思想，改为人皆有佛性。

但是这个与儒教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有冲突。

换个角度，佛教宣扬众生平等，积善积德的思想符合广大劳苦百姓的需求。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佛教迎合了统治者的需要，减少了与本土文化的冲突，得以落地生根。

儒家重在社会治理，佛教偏于内心教化，所以儒、佛思想是可以合流的。

儒家讲人伦、礼教、纲常，能为社会政治（理念及制度）提供架构。

元仁宗：“所重乎儒者，为其握持纲常。

佛教普济众生的善行观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集权等级制严酷的裂痕。

两者合，两全其美。

在中国封建社会，儒家之术足以知天下。

北宋开国宰相赵普曰：“半部论语治天下”，此言不假！自隋唐以后，科举制作为主要的选拔官僚的制度，考试主要以儒学经典为主，儒生及第后可做官。

广大平民百姓投入到科举考试中，都想鱼跃龙门，光宗耀祖。

政治上的利益决定一切学说政治观点的价值，当需要成为必要时儒学可以登堂入室，需要成为冗赘时，政治将弃之如敝屣，儒学与政治结下不解之缘皆由政治利益决定但是儒学绝不是为政治而存在，它首先是一门人的学问，然后再是一门政治的学问。

而佛教在佛教东传的两千多年里，中国社会基本上是一个皇权社会。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高度的封建王朝集权制，王权高于一切并决定一切，无论何种宗教文化乃至意识形态，均听命于王权，均要求为封建王朝服
务。

僧侣们在弘法过程中，深感皇权统治在中国的地位与威力，于是发出“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的感慨。

鉴于中国的社会现实，在此后的一千多年里，在中国君主社会里，佛教依附于政权或政治，然而从另一方面看，政权与政治的生存也从没有离开过佛教的支持，因为佛教作为第一支外来宗教，除宣扬对佛的崇拜，还宣扬遁世思想，这种教义对严酷的社会现实来讲，是一贴温凉剂，不仅有利于对百姓的教化，也有助于缓解社会矛盾，因此历代统治者当政后，大都倡导与利用佛教。

政治就是管理民众、维护社会稳定；佛教的宗旨是教化众生、净化社会；政治希望人人能够安分守己地生活；佛教要求人人能够慈悲喜舍的做人；政治是金刚怒目，要人人守法；佛教是菩萨低眉，要人人自律。

它们在教化民众方面有一致性。

正如佛教典籍《传戒正范》云：“若百家之乡，十人持五戒，则十人淳谨；百人修十善，则百人和睦，传此风遍于宇内，则仁人百万。

夫能行一善，则去一恶；能去一恶，则息一刑；一刑息于家，百刑息于国。

其为王者，则不治而坐致太平矣！
总的说来，儒学和佛教都巧妙地依附、利用政治这一强大的力量，让自己得以传播。

两者都是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就像欢喜冤家那样子。

双方互相影响互相促进，渗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