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道关系

论唐宋文道关系
唐宋文道关系的理论是在唐宋时期古文运动这一大背景下提出的。

唐宋时期的古文运动，是提倡古文、反对骈文的一次文风、文体、文学语言的革新运动。

其内容主要是复兴儒学，其形式就是反对骈文，提倡古文。

所谓“骈文”，是指六朝以来讲究排偶、辞藻、音律、典故的文体。

而“古文”，是相对骈文而言的，值的先秦和汉朝的散文，特点质朴自由，以散行单句为主，不受格式拘束，有利于反映现实生活、表达思想。

唐代，宋代有两次古文运动，第一次古文运动，是以唐代的韩愈等人举起“复古”的旗帜为代表，提倡学古文，习古道，以此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和儒家思想。

这主张得到了柳宗元等人的大力支持和社会上的广泛反应，逐渐形成了群众性的斗争浪潮，压倒了骈文，形成一次影响深远的“运动”。

这一运动有其发展过程。

在骈文盛行时，已有人提出改革的要求，初唐陈子昂曾主张“复古”，是文体革新的先驱者。

其后，萧颖士、李华等继起，提出取法三代两汉的主张，为韩柳古文运动做了思想准备。

中唐时期虽经安史之乱，唐朝国力衷弱，但贞元以后，社会暂时安定，经济有所发展，出现了“中兴”的希望。

这样韩愈等人倡导古文运动的时机也就成熟了。

他们提出“载道”、“明道”的口号，这是古文
运动的基本理论。

他们重视作家的品德修养，重视写真情实感，强调要有“务去陈言”（韩愈《答李翊书》）和“词必己出”（韩愈《南阳樊绍述墓志铭》）的独创精神。

他们一方面亲自实践，一方面又培养了许多青年作家，使古文运动的声势日渐壮大。

其中《答李翊书》充分表达了韩愈关于文道关系的理论思想。

韩愈一生有意识的在古文的理论建设方面做出贡献，此文章中阐述了四方面的问题，第一，学古文以立行为本，要获得文学上的成就，必须从道德修养入手；第二，学文的途径，要文道合一，善于学习前人的作品，而写作要有创造性，不论是内容或词句，都要勿去陈言。

第三，学文要有坚定地信心，不以时人的毁誉而转移，深造自得是一个长期曲折的过程，不能希望速成。

第四，写古文要以气为先，作者把气与言的关系比作水与浮物的关系，气是驾驭言的，所以强调“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主张思想追求与文学创作之间的沟通。

晚唐时期，古文运动趋于衰落，出现了讲究雕章琢句的不良文风。

北宋时期，以欧阳修为代表的一些文人，极力推崇韩、柳，又掀起一次新的古文运动即第二次古文运动。

一面反对晚唐以来的不良文风；一面提倡继承韩愈的道统和文统，强调文道统一，道先于文的观点，写了大量平易自然的散文，共同扫清了绮靡晦涩的文风，使散文走上了平易畅达、反映
现实生活的道路。

欧阳修的《答吴充秀才书》反映了他的主张，在文道关系上欧阳修以古文家的身份，从文的角度提出问题，主张重道以充文。

他看出了文与到的联系，认为“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要想文章真正达到工的境界，就不得不与道相联系。

道是本，文是末，学道是为充实文的内涵其终极目的在于文。

欧阳修的“道胜文至”，“事信言文”等说，既突出了道的时代现实意义，并肯定文的独立地位。

后来苏轼的“有道有艺”，“有道而不艺，则物虽行于心，不行于手”以及“求物之妙”“能使事物了然于心”到“了然于口与手“等等，其所谓的道是指客观事物的规律，将创作的形象思维与艺术表现手法的作用提高到更加重要的位置。

具体的来说，文道关系理论探讨的是文学艺术本体问题，在中国古代文艺理论系统中处于核心地位。

在唐宋古文运动的历史进程中，文道关系即是文人创作依据及理念，其理论的变迁直接左右着创作的走向，同时，它自身的理论内涵也通过不断的变迁得以丰富、深化与发展。

对这一问题，唐宋文人有着非常丰富的理论表述，诸如明道、传道、贯道、体道、宏道、载道等等，其内涵错杂繁复，很值得现代学界认真地加以梳理辨析。

《中国文学批评史》以道学家的文论、政治家的文论、文学家的文论区分宋代文道关系理论诸流派，视野开阔，辨析精微，唐宋文道关系理论由此得以定型。

对于文道关系，韩愈主张“修其辞以明其道”，柳宗元主张“文者以明道”，明者，彰显也。

这就是说:文辞的功能，是彰显真理。

从语言哲学的角度考量:文与道的关系，是语言和思维的关系。

语言是思维的物质基础，思维是语言的运动过程，没有任何思维能脱离语言而存在。

在语言哲学的诸多流派中，这是语言思维统一论的观点。

在这一意义上，文道本属一体，不存在孰先孰后、孰本孰末的问题。

事实上，韩、柳也正是这样认识的:“愈之志在古道，又甚好其言辞”，这是因道而及文;“愈之为古文，岂独取其句读不类于今者邪?思古人而不得见，学古道则欲兼通其辞。

通其辞者，本志乎古道者也”，这是因文而及道;“所能言者皆古之道”，文道本来就是一体。

柳宗元全面分析二者的关系:“圣人之言，期以明道，学者务求诸道而遗其辞。

辞之传于世者，必由于书，道假辞而明，辞假书而传，要之之道而已耳。

道之及，及乎物而已耳，斯取道之内者也。

今世因贵辞而矜书，粉泽以为工，遒密以为能，不亦外乎?”无论是“求诸道而遗其辞”，还是“贵辞而矜书”，都不是正确的态度。

“言期以明道”、“道假辞而明”，二者互相依存，不可分离。

唐人的明道与宋人的载道是相互联系，同时又有着重大差异的两个不同的理论命题。

宋人特别爱谈文道关系，这一理论兴趣源于韩、柳的影响，是非常明显的。

不过，宋人论及文道关系，用“明道”者少，用“载道”者多。

即如谈“明道”者，如范仲淹“明虚无之理者谓
之明道”，也更接近宋代道学家的“载道”，而与韩、柳的“明道”不同。

载者，承载、装载也。

这就是说:文辞的作用，是承载思想。

从语言哲学的角度考量:道与文的关系，是思想与表述思想的语言的关系。

思想才是本质，语言只不过是承载本质的工具。

换言之，语言、思想是两种不同的存在，而且语言承载思想的能力极为有限。

在语言哲学的诸多流派中，这是工具论的观点。

把这一命题推演到极端:语言不但不能承载思想，甚而至于成为思想的桎梏。

周敦颐所谓“文所以载道也。

轮辕饰而人弗庸，徒饰也，况虚车乎。

文辞，艺也;道德，实也”，将语言比喻为载物的大车，将文辞比喻为大车上的雕绘，将思想比喻为车上装载的货物。

很明显，只有货物（道德）才是有意义的东西，大车（语言）只是临时使用的工具，大车上的雕绘（文辞）更是毫无价值的装饰品。

它的实质，是文道二元，与韩、柳文道一元的理论有着质的区别。

它的必然归宿，是“作文害道”，并最终取消“文”的存在意义。

综上所述可以发现，在语言哲学的领域内，“明道”、“载道”是两个性质不同甚至尖锐对立的理论命题，二者不可混为一谈。

古今中外不少学者对这一问题给予了极大的关注，表明这一论题具有极高的理论含量。

从现代学术的高度对这一论题进行梳理辨析，是完全必要的。

“明道”说坚持内圣与外王的统一。

“载道”诸说中，政治家以外王消解内圣。

他们将“文”严格地限制在礼乐刑政的范围内，
然后将“辞”从“文”中割裂出去甚至对立起来，从而根本取消了文辞、文章、文学乃至文明的存在价值。

“明道说”追求超越文道的艺术境界，宋人则将这一超越推向极端，艺术的追求异化为形式主义的句法律度，“文”最终消解了“道”。

韩愈《答李翊书》记述自己多年求学作文的过程:“当其取于心而注于手也，汩汩然来矣。

其观于人也，笑之则以为喜，誉之则以为忧，以其犹有人之说者存也。

如是者亦有年，然后浩乎其沛然矣。

吾又惧其杂也，迎而距之，平心而察之，其皆醇也，然后肆焉。

”这“沛然”、“皆醇”随心所欲的状态，已经跨越了学养、文章的分野，达到了艺术的超越的境界。

文道一体，才能开创出艺术超越的道路。

文学家与思想家完美地融为一体，这才是韩愈的最高追求。

苏洵以风水相遭自然成文来比喻超越文道的艺术境界:“非水之文也，非风之文也，二物非能为文，而不能不为文也，物之相使而文出于其间也。

”这超越于风水之上的“天下之至文”，也就是自然之文。

苏轼说:“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盖千万人而不一遇也。

而况能使了然于口与手者乎?是之谓辞达。

辞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矣。

”这里的“辞达”，就是语言与思维高度融汇的艺术的境界。

艺术超越再向前推进一步，就难免文道分裂。

东坡尤其是苏门弟子虽然高度推崇韩愈的“文”，对韩愈的“道”却颇多微词。

以东坡为例，他一方面推崇韩愈“文起八代之衰”，同时又鄙薄“韩
愈之于圣人之道，盖亦知好其名矣，而未能乐其实”。

苏辙也批评说:“愈之学，朝夕从事于仁义礼智刑名度数之间，自形而上者，愈所不知也。

”不过，对“道”的批评并不影响对“文”的推崇。

这表明，苏门弟子的文道观以文为本，与前人重道轻文的观念有着质的区别。

对韩“文”的高度评价和对韩“道”的轻视，正是以“道术分裂”为基础。

苏门人士对韩愈文道两端截然不同的评价，透露出隐藏在他们内心深处的真实的文道观:文道之间并没有实质性的联系，道术的不足，不影响文章的超卓。

重文轻道的观念必然发展为单纯注重文辞技巧的唯美主义倾向，三苏及其弟子尤其是黄、陈门下就更为注重对艺术技巧的追求。

后受影响出现的江西诗派，锻字炼句，拗折尖新，津津乐道于“诗日进而道日远”。

韩愈开创的文道一体的艺术超越之路，最终被异化为诗律诗格之学。

韩、柳倡言“明道”，其文道本属一体;宋人阐扬韩学，道学家重“体”，政治家重“用”，文学家重“文”，各执一偏，遂成“载道”之说。

浸至现代，韩愈在哲学界被视为儒学革新运动的开创者，在文学界则被视为古文运动的领头羊。

其实对韩愈本人而言，思想系统的转换必然伴随着话语系统的转换，革新儒学与革新文体本来就是一回事。

关于这一点，同样置身于思想语言系统更新潮流中的周作人理解最为深刻，他认为，五四白话文运动发生的真正原因，正是五四思想革新运动的内在要求:“我们反对古文，大半原是为他晦涩难懂，养成国民笼统的心思，使得表
现力与理解力都不发达;但另一方面，实又因为他内中的思想荒谬，于人有害的缘故。

这宗儒道合成的不自然的思想寄寓在古文中间，几千年来根深蒂固，没有经过廓清，所以这荒谬的思想与晦涩的古文几乎已融合为一，不能分离。

”从“三纲五常”、“忠孝节义”到博爱、平等、自由、民主、人权，没有话语系统的转换，就没有思想系统的转换。

文学革命上，文字改革是第一步，思想改革是第二步。

五四白话文运动不是五四思想革新运动的工具，而是思想革新运动的本根和本体。

用周作人的眼光去观照韩、柳的“明道”，可以认为:中唐时期的古文运动不是儒学革新运动的工具，而正是儒学革新运动本身。

这样的理解，或许更符合韩、柳的原意。

对韩愈的“明道”，欧阳修的“载道“，南宋时期江西诗派的渐行渐远，古文运动的无形消亡，都应该从这个角度去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