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道佛思想

仁、义、善者行

——儒道佛思想的学习心得

10中文2 10111222 周婷婷

陈寅恪先生在《赠蒋秉南序》中提到“中国家庭伦理之道德制度，发达最早，周公之典章制度实乃中国上古文明之精华。”显然，陈寅恪先生对中华传统的儒家思想给予极高的评价。在华夏五千年文明当中，儒家思想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并且不可替代的原因在于儒家倡导的积极入世的思想。春秋末年，中国出现了思想史上极度繁盛，被称作“百家争鸣”的时代。各家学术、学派代表游说各国，不断修正自身的主张以适应统治者的需要。如列子、韩非子、孙子、鬼谷子之流的法家和兵家；吴起、申不害、商鞅等的改革派；苏秦、张仪之流的游说派。而儒家思想得以在以后的历史中大放异彩，其根本在于其迎合了“家天下”的思想。“三纲五常”的伦理道德，在做人、做臣各个方面对人的行为作出规范，社会秩序井然，达到了所谓的“和谐”状态。

当然，真理都有其适用的范围。儒家思想在封建社会有其存在的必然性和必要性，然而放置于当今当世，必定要取舍得当。历史的实践证明，家天下的统治和生产方式已不能适应社会生产力的快速化发展。西方蒸汽化时代的到来，雇佣关系的进一步深化，洋人的铁蹄踏进这方沉睡千年的土地，传统的儒家思想已必定退出历史的舞台。然而，全盘否定也不足为取。兼收并蓄，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才是我们的可取之态。“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儒家思想时刻折射出理性的光辉，对于个人的人格修养方面的陶冶与勉励是对于当世我们的一笔财富。

我们常常在生活中茫惑不已，在选择中纠结，不知所以。哲人的思维成果给处于徘徊不定的我们以理性的道路。

首先，儒家劝导人积极入世，以一股向上的正能量鼓舞自身。“仁、义、礼、智、信”是做人的最基本的准则。“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儒家学派看重仁义，而仁义的核心在于“仁者爱人”。仁义者，君子也。君子的德行之处在于克己复礼，在于对自身修养的把握，秉行一种君子文化。这是对个人精神层面上的约束，放之于实践即“爱人”。“爱人”，即一种所谓的“博爱”与“大爱”的思想，正如孔老夫子所言“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

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当然，能广施博爱者，也非一般人能所为。在现今，我们只需做好个人精神层面上的自律，并将其付之于实践即可。

我们身处一个非常时代，非常在于它的开放性与包容性。因此，各种不同的价值评判与价值选择冲击视野。精神上的自律者在物质面前低了头，丧失了作为君子的德行也不足为奇。这是一个坚持抵制的过程，一点苗头的动心往往使自我难以自拔。过分的入世常常会陷入极端利益化主义，这也是我们必须要规避的方向。

孔子明言“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我是君子，所以我不贪图利益。当然，并不仅是如此而已。孔子对于君子、小人；义和利做了极其明确的划分。一个君子，有德行之人应该时刻“义”字当前，而小人，一个无德性之人眼里永远只有利益。如此划分，似乎有些绝对，因为人是异常复杂动物。君子与小人，只在一念思量，我们不能忽视个人阶段性的变化。后继者孟子对义与利作了如下阐述“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兼得，舍鱼而取熊掌也；生，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兼得，舍生而取义者也。”这是儒学传统的义利观。生命和利益，诚然生命何其重要。在生与义，二者只能择其一时，舍生而取大义，在义与利的取舍间不明而喻。中国传统的儒家道义中的君子文化，注重精神层面上的大气风范，因为对于仁义的追求也是孜孜不倦。这里需要补充的是，“舍身取义”是在考虑义与利的基础上所作出的选择，绝对不是一种莽夫式的取义观，完全忽视自身的利益需求。强调的是，在个人利益与道德义理存在矛盾激化时，必定取义。这要求人们放弃私利而追求精神层面上的利益化。

“非义不居”，换种说法就是“君子之财，取之有道”。这里的道，是指内心做人的道德标准。社会需要两种法则来维持平衡，一是法律，而是道德。法律是实在存在的行事规范，进行了一定的量化，而做人的道德不可被量化，它是无形存在的。道德准则的败坏是不可想象的，也是社会无力承担的，这有待于社会中的每个个体的思想道德的提高。

儒家的积极入世思想以劝导人积极地建功立业，成就不朽的功名。但是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时常有之，而且占有绝大多数。失意文人者比比皆是，他们无处得以排遣，唯有寄与诗歌抒发情志，引起关注。而道家与佛家在此时总能给失意者心灵上的慰藉。

道家以“无为”哲学治理国家，在汉朝建邦之初，休养生息，恢复民力，抚养战争创伤，非道家学说不可。春秋末年，是思想匮乏的时代，同时又是学术繁荣的年代。道家思想虽然在当时没能被统治者所接纳，但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却体现了它存在的必要性。无为而治，不仅仅是治理国家之道，同时也是为人处世的方法论。文人在仕途不得意之时，往往归于“道学”与“佛学”。在某种意义上，道家思想给失意者以精神上的宽慰感。

道家思想寻求一种精神上的解脱。有如老庄者，他倡导人应当及时行乐。物质上的享受远不及精神，他强调一种虚幻精神世界中的自足感。诚然，如果你是一位积极应世者，未免会觉着这种观念与想法太过于天真、可爱。

老子也是道家的代表人物之一。与老庄的区别之处在于，老子是一位积极入世者，而非悲观主义派。他劝人入道，而非自我入道。他强调“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祸与福相依相靠，大喜之后必有大悲，人生也不需太过于得意。“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老子有心“设计”了一套愚民思想以寄希望于统治者的关注与任用。“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智，强其骨，常使人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而也，为无为，则无不治。”表面上，老子倡导的是一种消极避世的人生观，而“使民无知无欲”则表露了他的心迹。一个没有知识，没有欲望的民族与社会是极其可怕的，一潭死水，掀不起任何波澜，缺乏活力。从另一方面来讲，老子深谙知识的力量。“君如舟，民如水”，水则载舟，亦可覆舟。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老子深知其理。虽然，道家思想没能走上统治历史的舞台，但是“愚民”的理念被统治者所接受。我们看到历史上的文字狱，其实就是变相的愚民方式而已。保守，再保守，封闭，再封闭。在唐朝我们处于世界的顶尖水平，政治、经济、文化齐头并进，而之后中国却渐渐退出历史的舞台，成为被奴役，被压迫者，这不能不说是“愚民”政策所带来的一部分影响。这种反智慧、扼杀思想，遮蔽真理的“哲理”是反历史潮流，万万不足取的。如今，中国以开放、包容的心态拥抱世界正是以史为鉴。

佛家与道家有思想上的类似之处，都劝导人以消极的避世观来看待人世间的苦与难。然而道家思想的核心是“无”，而佛家思想的核心是“空”，即四大皆空。显然，“无”与“空”是有本质的区别的。“无”是把一切存在眼前的事物视作“无”，万事万物的本质是“无”。而佛家则坚决抵制外在事物、信息，做到心中没有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