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记忆”：媒介史研究的方法论
基特勒 方法论
基特勒方法论
弗里德里希·基特勒（Friedrich Kittler）是德国著名的媒介理论家，他的方法论主要涉及媒介研究和文化研究。
基特勒的方法论强调了媒介的物质性和技术性。
他认为媒介不仅是信息的传递者，也是塑造和影响社会、文化和思想的重要力量。
因此，他的研究关注媒介的技术基础设施、媒介的物质性以及媒介对人类认知和行为的影响。
基特勒的方法论还强调了跨学科研究的重要性。
他主张将媒介研究与其他学科领域相结合，如哲学、历史学、社会学、文学等，以更全面地理解媒介的作用和影响。
此外，基特勒的方法论也注重对历史的研究。
他认为媒介的发展是一个历史过程，通过对媒介历史的研究，可以更好地理解当前的媒介环境和文化现象。
总的来说，基特勒的方法论强调媒介的物质性、技术性、跨学科研究和历史研究，为媒介研究和文化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
需要注意的是，以上内容是基于一般情况下对基特勒方法论的描述，具体内容可能因版本、作者等因素而有所不同。
如果你需要更详细准确的信息，建议参考相关书籍或资料。
战争史研究的方法与理论探讨
战争史研究的方法与理论探讨第一章引言战争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现象之一，对于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战争不仅仅是一种军事行为，它深刻影响了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方面。
因此，从多个角度研究战争对于了解人类历史的演进过程，及其对当前和未来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
但是，要想真正掌握战争，需要进行深入的研究，方法和理论的探讨是不可或缺的。
在本文中，我们将探讨战争史研究的方法和理论，以期提供一些可行的建议和思考，从而更好地理解和应对战争。
第二章历史比较法历史比较法是一种比较历史的方法，用于比较不同时间，不同地方和不同类型的战争。
该方法可以使研究者更加全面和系统地认识战争，把不同的战争呈现在一个框架内，进行比较分析。
这种方法最大的优点是可以清晰地看到战争的相似性和差异性，从而使其能够更好地被理解和评估。
另外，历史比较法也可以促进对相同事件在不同历史时期内的发展和影响做出精确的说明。
研究者可以通过比较和对比不同时间的事件，发现相同的主题和趋势，以及不同的解决方法。
这种方法是对研究战争如何影响少数民族，发展民族主义，诱发战争等方面的研究的有力补充。
第三章社会历史学方法社会历史学方法是一种方法，用于考察某个社会结构和力量对战争的影响。
该方法一线关注社会因素，比如人口数量和结构，阶级结构，政府形式，经济和文化因素等。
该方法的目的是为了更全面地了解社会因素对战争的作用和影响，为设计更加稳定和和谐的社会平衡提供基础。
这种方法已被社会学和历史学们广泛采用，目的是加以应用，预防战争发生或寻求更有效地处理战争后果的方法。
第四章认识论方法认识论方法是一种用于研究战争的思想和哲学方法。
该方法强调研究者如何看待战争和个体、社会以及全球结构。
研究者使用这种方法，从哲学角度探讨战争的所有方面，并探求这种现象与人们认知的关系。
这种方法的目的是使研究者对战争的本质、战争中每个行动的具体执行和历史影响等方面做出更为丰富和深刻的思考。
媒介史的主要研究方法和理论框架
媒介史的主要研究方法和理论框架媒介史作为一门研究传媒发展历史以及媒体对社会、文化和政治的影响的学科，涉及广泛而复杂的内容。
在媒介史的研究中，学者们采用了多种方法和理论框架来探讨不同的主题。
本文将介绍媒介史的主要研究方法和理论框架，帮助读者更好地了解这一学科的研究领域。
一、历史研究方法历史研究方法是媒介史研究中最基础、最重要的方法之一。
学者们通过搜集、整理、分析历史文献、档案资料等方式，系统地研究媒介的发展历程，并对历史事件、人物和机构进行深入探讨。
在历史研究方法中，常见的步骤包括问题提出、文献调查、材料收集、分析和总结等。
通过历史研究方法，可以还原媒介的历史演变过程，揭示不同媒介对社会的影响。
二、文化研究方法文化研究方法是媒介史研究中的另一个重要方法。
文化研究强调社会和文化因素对传媒发展的影响，注重对媒介作品、符号、象征等文化产品进行分析和解读。
学者们通过对文献、作品、影像等进行研究，探讨媒介在社会中的意义和功能。
文化研究方法包括文献研究、实地调查、媒介分析等多种形式，旨在揭示媒介对社会文化变迁的贡献。
三、政治经济学方法政治经济学方法是媒介史研究中的一种重要方法。
这种方法关注媒介与政治、经济之间的相互关系，研究媒介在政治和经济结构变迁中的作用。
通过分析权力、利益和资源在媒介产业中的分配和争夺，揭示媒介对政治和经济体系的影响。
政治经济学方法常常采用定量研究、政策分析、经济模型等工具，帮助研究者理解媒介与社会、政治、经济之间的紧密联系。
四、符号学方法符号学方法是媒介史研究中的一种重要方法。
符号学强调媒介作为一种符号系统的媒介性质，关注媒介如何通过符号传递信息、构建意义，并对受众产生影响。
通过对符号的分析和解码，揭示媒介对传播方式、传播方式的演变产生的影响。
符号学方法常常运用于对媒介传播效果、媒介语言、图像和音频等媒介元素的解读和分析，以便更好地理解媒介与社会之间的关系。
五、批判理论方法批判理论方法是媒介史研究中的一种主要方法。
恩格斯战争研究方法论及其当代价值
作者： 李志军[1,2];李琦[3,4]
作者机构： [1]国防大学国家安全学院政治理论教研室;[2]国防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3]国防大学研究生院;[4]65529部队
出版物刊名： 前线
页码： 24-28页
年卷期： 2021年 第10期
主题词： 恩格斯;战争研究;方法论;当代价值
摘要：恩格斯是一位伟大的军事哲学家,他创造性地把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运用于军事领域,为马克思主义军事哲学科学体系的创立作出了突出贡献.根据与马克思的不同分工,恩格斯专注军事领域研究,系统回答了战争的根源、性质、本质等问题,深刻揭示了战争领域矛盾运动基本规律,确立了马克思主义战争观.恩格斯认识战争问题、指导战争实践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于认识和把握现代战争规律、创新战争指导具有重要意义.。
“记忆”之辨：新闻传播学领域记忆研究的概念辨析与方法论反思
“记忆”之辨：新闻传播学领域记忆研究的概念辨析与方法论反思目录一、内容综述 (2)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3)1.2 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4)1.3 研究内容与方法 (5)二、新闻传播学中的记忆概念解析 (6)2.1 记忆的定义及其在新闻传播学中的地位 (8)2.2 新闻传播学中的记忆类型 (9)2.2.1 创造性记忆 (10)2.2.2 保存性记忆 (11)2.2.3 再现性记忆 (12)2.3 新闻传播学中记忆的特点分析 (13)三、新闻传播学领域记忆研究的方法论反思 (14)3.1 现有研究方法的梳理与评价 (16)3.2 方法论创新的必要性及途径 (18)3.2.1 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 (20)3.2.2 混合研究方法的应用 (21)3.3 研究对象与范围的拓展 (22)四、新闻传播学领域记忆研究的实践应用 (23)4.1 媒体记忆的塑造与传承 (25)4.2 受众记忆的影响因素及引导策略 (26)4.3 新闻传播教育中的记忆培养 (27)五、结论与展望 (29)5.1 研究成果总结 (30)5.2 研究不足与局限 (31)5.3 对未来研究的展望 (32)一、内容综述随着信息时代的快速发展，新闻传播学领域对记忆的研究越来越受到关注。
记忆作为人类认知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新闻传播的效果和影响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旨在对新闻传播学领域中关于记忆研究的概念进行辨析与方法论反思，以期为相关领域的研究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
本文从记忆的定义入手，对记忆在新闻传播学领域中的内涵进行了梳理。
记忆是指人们在接收、加工、储存和检索信息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种心理现象。
在新闻传播过程中，记忆作为一种认知策略，对于信息的传递、理解和应用具有重要作用。
本文对新闻传播学领域中关于记忆研究的主要观点进行了概述。
主要观点包括：记忆的编码过程、记忆的存储过程、记忆的提取过程以及记忆的遗忘规律等。
这些观点为我们深入了解新闻传播过程中的记忆机制提供了理论基础。
军事理论战争观与方法论
战 就是非正义的战争，凡是战争目的在于反对
争 掠夺奴役人民而为人民谋解放的战争则是正
的 性 质
义的战争。
2.战争的阶级本质
取 代表哪个阶级利益的政治集团。凡代表压迫、
决 剥削阶级利益的战争是非正义的，凡代表人
于 民大众利益的战争是正义的。
： 3.战争的历史作用
是否具有推动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作用。
对待战争的基本态度
实践证明，军队的编制装备和战略 战术，战争所需的各种物质，战争规模 的大小，以及战争时间的长短等，都依 赖于国家经济条件和生产水平。
现代战争是一种高消耗战：
科威特直接战争损失600亿美元； 伊拉克损失达2000余亿美元； 海湾战争42天美国共耗费611亿美元。
国家经济实力和科技水平决定了武器装备的级差
其他国家军队亦损失轻微。
军作战舰艇遭重创或被击毁。
（四）用正义战争消灭非正义战争
战争的性质就是战争的政治属 性，是战争本质的具体表现。列宁 指出：“弄清战争的性质是马克思 主义者解决自己对战争问题的必要 前提。”“不区别战争的类型，在 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是有害 的。”
1.战争的政治目的
凡是政治目的在于掠夺和奴役人民的战争，
多国部队
伊军
总兵力
69万人(其中美军45万人)
120万人
坦克
3500余辆(其中美军2000余辆)
5800余辆
舰艇
250余艘(其中美军140艘
作战飞机 5000余架(其中美军2000余架)
770余架
装甲车
3000余辆(其中美军2200辆)
5100余辆
地对地导弹
800余枚
火炮
3.8万余门
损伤情况
索尔·弗里德兰德纳粹大屠杀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
索尔·弗里德兰德纳粹大屠杀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孟翊洁DOI：10.16758/ki.1004-9371.2020.02.001以色列历史学家索尔·弗里德兰德（Saul Friedlander，1932—）是20世纪研究纳粹大屠杀（Holocaust）历史的一位重要学者。
作为纳粹大屠杀的幸存者，犹太历史学家弗里德兰德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从事纳粹德国的历史研究，此外还出版了两本自传体回忆录。
在进行历史研究的同时，弗里德兰德也对大屠杀的历史书写进行了理论思考，在大屠杀史的实证研究和理论思考方面都颇有建树。
弗里德兰德最有影响力的代表作当属两卷本的大屠杀史《纳粹德国与犹太人》。
其第一卷《迫害的年代，1933—1939》在1997年出版后不久便获得美国国家犹太图书奖，十年之后出版的第二卷《灭绝的年代，1939—1945》凭借个体记忆与历史叙事相结合的实践方法赢得普利策奖和德国图书贸易和平奖，成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屠杀历史研究成果。
弗里德兰德对大屠杀史研究的理论反思，需要从20世纪60年代纳粹大屠杀开始成为西方人文社科领域的研究热点说起。
历史学界早期对纳粹大屠杀的研究重点在于尽可能地收集和整理“名字和生平”，其中劳尔·希尔伯格（Raul Hilberg，1926—2007）三卷本的《欧洲犹太人的毁灭》（The Destruction of European Jews，1961）堪称典范。
这种以实证性研究为主导的史学实踐，分别关注大屠杀的历史背景（1933年以前）、纳粹时期的细节（1933—1945）及受害者的证词和记忆（1945年以后），代表史家还有菲利普·弗里德曼（Philip Friedman）、以色列·古特曼（Israel Gutman）等。
同一时期，对大屠杀的理论反思也从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1906—1975）备受争议的《艾希曼在耶路撒冷》（Eichmann in Jerusalem：A Report on the Banality of Evil，1963）开始。
如何有效记忆历史战争事件
如何有效记忆历史战争事件历史战争事件的记忆是了解和理解过去的重要途径之一。
通过了解历史战争，我们可以从中吸取智慧，避免犯同样的错误。
然而，记忆历史战争事件并非易事，尤其是对于大规模的战争事件。
本文将分享一些有效的方法，帮助你更好地记忆历史战争事件。
一、建立概念框架记忆历史战争事件，首先需要建立一个良好的概念框架。
概念框架是对历史事件进行分类和整理的系统。
可以根据时间、地点、参与方、原因和后果等方面来构建概念框架。
例如，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可以将其划分为欧洲战场和太平洋战场，进一步细分为不同的战役和事件。
通过构建概念框架，可以将复杂的历史战争事件组织起来，有助于记忆和理解。
二、多角度学习在记忆历史战争事件时，单一的学习模式往往效果有限。
我们可以通过多角度学习来加深对历史战争的记忆。
多角度学习包括阅读书籍、观看纪录片、参观博物馆等。
通过不同的学习方式，可以从各个方面了解和认识历史战争事件，增加记忆的深度和广度。
三、了解背景知识记忆历史战争事件，了解相关的背景知识是非常重要的。
历史战争事件不仅仅是单纯的战争，往往背后有复杂的社会、经济、政治等因素。
通过了解这些背景知识，可以更好地理解战争的起因和经过。
同时，了解背景知识还可以将历史战争事件与其他相关事件联系起来，提高记忆效果。
四、建立关联和联想在记忆历史战争事件时，建立关联和联想是有效的记忆方法之一。
我们可以将历史战争事件与自己熟悉的事物进行关联，或者通过联想和想象的方式来加深对事件的记忆。
例如，可以将战争事件与地理位置、人物、影视作品等进行关联，从而增加记忆的追溯性和连贯性。
五、积极参与讨论和交流积极参与讨论和交流是巩固记忆的有效方式。
通过与他人讨论历史战争事件，可以加深对事件的记忆并扩展自己的视野。
可以参加学术研讨会、加入历史学习小组、参与在线讨论等。
在讨论和交流中，可以从不同的观点和解读中获取新的信息，同时也可以检验和巩固自己对历史战争事件的记忆。
集体记忆的建构:《人民日报》抗美援朝纪念新闻的内容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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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S WORLD 新 闻 论 坛
码者图式的主体判断是
编码员需要迎量的适切性，又避免冗
长的编码规则降低分析
的生态维度。最终决定采
用倾向于识别模式内容
的判断取向，以对概念的
演 绎 为 主 。最 后 ，正 式 的
编码工作仍然是由两位
编 码 员 完 成 ，约 历 时 三
引入心理学研究中。[3]巴特莱特在人类学调查 中，研究旨趣倾向于社会环境下的事物如何在 不同文化氛围中发生转移，这一过程他称之为 “习俗化”。习俗化的本质是图式转换，是对记忆 的个人属性向社会属性的开拓。
哈布瓦赫受到涂尔干集体意识理念的启 发，富于想象力地开创了“集体记忆”（collectivememory）的概念，主张集体记忆是社会建构 的过程，是特定社会群体成员之间共享往事的 过程和结果，保证集体记忆传承的条件是社会 交往及群体意识需要提取该记忆的延续性。哈 布瓦赫认为“存在着一个所谓的集体记忆和记 忆的社会框架，我们的个体思想将自身置于这 些框架之内，并汇入到能够回忆的记忆中去”。[4] 作为中间变量的集体记忆，一方面通过日历上 的周期性节日庆典来纪念事件，另一方面也被 这 些 事 件 强 化 。哈 布 瓦 赫 持 有“ 现 在 中 心 观 ” （presentist orientation），强调集体记忆的社会建 构是当下性的，“如果不是全部，那么也是主要 由现在的关注所型塑的”[5]。
[5]李真.区域性高职院校大学生语言能力的调查 与分析[J].文教资料，2017（29）.
[6]周琳. 体育专业大学生手机依赖对语言表达能 力的影响探究[J].辽宁省交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8 （02）.
[7]郭焕焕.新闻学专业大学生语言文字表达能力 的培养与训练[J].新闻研究导刊，2016（03）.
战争中的大众传播
战争传播的定义战争传播，从其定义分析，就是战争状态下的信息流动及体系。
在传播中各方面的需求是不同的，政府、媒体和受众往往会出现不同的信息需求，于是，不同的需求导致了不同的信息，这就使得战争传播本身成为一个复杂的体系，它在战争中会因国家、民族、价值观等等因素的影响对战争发挥出各异的功能和特点。
这种体系同时包含了以下几个要点：第一，战争本身直接所需的信息流动，即政府与政府、政府与军队、军队之间等与战争直接相关的各方对战争的把握与控制，这是需要信息流通的。
从这中间衍生出了战争的一种新形态——信息战。
第二，随着人类进入大众传媒空前发达的时代，战争已经演变成为以总体战为特征的现代战争。
当报纸和传单、广播等传媒工具在“一战”开始被广泛应用之后，战争传播的宣传作用便成为对战争影响巨大的主要因素之一。
第三，战争传播能成为沟通国家、民族、政治集团等之间的桥梁，向国际上传播有关国际关系的信息，将一国政府关于外交政策、军事斗争战略等问题的立场传达给有关国家和整个国际社会，使国际社会主体能够了解、认知本国的政策和斗争行为，从而到达沟通与信任。
因此，有“媒体外交”一说，此为战争传播的外交形态。
战争与传播属于两种不同的行为体系，前者是政治的一种极端行为，后者则是信息流动的一种体系。
战争传播强调的是战争状态下的传播活动，战争限定了特定的时间与空间，而传播则发生在这特定的时间与空间中，与直接的战争行为相并列。
在这里，无论战争传播表现为上面体系的哪一种形态，它的特殊性都主要表达在其工具性上，是战争中的一种软力量。
战争传播的媒介任何传播活动都是通过媒介来进行的，离开了媒介，传播就是一句空话。
第一代传播形态的标志是印刷媒介，第二代传播形态的标志是广播媒介，第三代传播形态的标志是电视媒介，第四代传播形态的标志是网络媒介。
从这四个阶段的发展情况看，现代战争与大众传播的关系越来越紧密了。
第一阶段，传媒的受众属于局部性，它成为现代战争的辅助战场；在第二阶段，传媒的受众呈现地区性，成了现代战争的次要战场；在第三阶段，特别是第四阶段中，传媒受众已表现出了世界性、全球性，已经成为现代战争中一个时刻不可缺少的重要战场。
近现代中国史研究中的方法论问题
近现代中国史研究中的方法论问题近现代中国史是一个丰富而复杂的领域，涉及庞大的历史资料和多样的历史事件，研究方法的选择和运用直接影响了历史学的发展和历史知识的获取。
因此，研究近现代中国史的方法论问题一直是历史学界关注的焦点之一。
本文将从几个方面探讨近现代中国史研究中存在的方法论问题和挑战。
一、历史文献的选择和运用历史文献是研究近现代中国史的重要来源，但在研究中，如何选择和运用历史文献成为了一个具有挑战性的问题。
首先，历史文献种类繁多，包括官方档案、私人日记、报纸杂志、小说戏剧等等，如何在不同类型的文献中发掘出有价值的信息和真实的历史情境是一个需要有系统和方法的过程。
其次，历史文献的真实性和可靠性也面临着挑战。
近现代中国史时期曾经经历了多次战争、政治动荡和社会变迁，这使得很多历史文献受到了篡改、伪造和销毁的风险。
因此，在运用历史文献时，需要有一定的评价能力和方法论，综合运用多种文献材料，从多个角度进行比较和验证，以确保历史研究的科学性和可靠性。
二、史学范式和研究思路的转变史学范式和研究思路的转变是现代近现代中国史研究中的另一个重要问题。
在现代近现代中国史的研究中，原有的官方史学、汉学和传统文化史学观念和范式逐渐受到挑战和颠覆，代之而起的是西方近现代史学、文化史学和社会史学等新兴范式。
这种范式的转变也意味着研究思路和方法的变化。
原有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往往主要强调政治、军事和外交等政治领域的事件和人物，而新兴的近现代史学则更加强调社会、文化和经济等日常生活领域的研究。
这种转变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研究思路和方法上的不同，同时也为我们更加全面、深入地认识这一时期的历史提供了新的思路和视角。
三、跨学科研究和综合运用方法近现代中国历史作为一个重要的历史领域，在研究中往往需要跨学科、跨领域的综合运用方法。
例如，社会学、经济学、文化学、政治学和心理学等多个学科都能够为近现代中国史的研究提供有益的视角和研究方法。
然而，跨学科综合研究也面临着一些挑战。
媒介与怀旧 媒介记忆研究的新方向与实践进路
参考内容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媒介已成为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在民族传播研究中，媒介的影响力不容忽视。本次演示将从媒介在场、媒介逻辑 和媒介意义三个方面探讨媒介在民族传播研究中的重要性和取向，并提出相应的 进路。
一、媒介在场
在民族传播研究中，媒介的在场性是一个重要的研究方面。媒介的传播方式、 传播效果以及媒介对社会的影响，都是研究者需要考虑的因素。媒介通过信息的 传播将不同的社会群体在一起，从而形成了一个复杂的信息传播网络。在这个网 络中，不同民族的传播方式和传播效果也会存在差异。因此，媒介在场性的研究 应该注重从不同角度分析不同民族的传播方式和传播效果，从而发现其中的规律 和特点。
媒介与怀旧 媒介记忆研究的新方 向与实践进路
目录
01 一、媒介与怀旧：一 种复杂的关系
03 三、实践进路
02
二、媒介记忆研究的 新方向
04 参考内容
随着技术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媒介在我们的生活中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 色。与此怀旧情绪在社会文化中的地位也日益凸显。本次演示将探讨媒介与怀旧 之间的，并阐述媒介记忆研究的新方向与实践进路。
二、媒介记忆研究的新方向
1、跨媒介视角
在研究媒介记忆时，我们需要从多角度、多层次出发，将各种不同类型的媒 介纳入研究视野。除了传统的报纸、杂志、电影和电视等媒介，还应网络社交媒 体、数字博物馆、虚拟现实技术等新兴媒介在记忆传承和建构中的作用。
2、情感记忆的研究
情感记忆是媒介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研究媒介如何唤起人们的怀旧感时， 我们应情感记忆的触发机制、影响因素以及情感记忆在个人和社会层面的意义。
三、实践进路
1、培养全面的媒介素养
在面对怀旧内容时，受众应具备分辨信息真伪的能力，避免被错误或虚假的 信息所误导。此外，受众还需要学会批判性地看待媒介内容，认识到媒介呈现的 并非绝对真实的过去，而是被建构和重构的记忆。
“30年战争”与欧洲报刊传播
The Thirty -Year War and Its Coverage by European
Press
作者： 展江
作者机构： 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广东广州510006
出版物刊名：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页码： 80-88页
年卷期： 2011年 第5期
主题词： 30年战争;宣传;阿姆斯特丹;科兰特;勒诺多;公报;定期邮报
摘要：战争与新闻传播的关系研究近年来渐成传播学的焦点之一。
然而大部分研究集中于当代战争中的媒体与各国政府和军界的关系，而对早期同类主题的研究相对薄弱。
“30年战
争”被有些史家称为人类第一场世界大战规模、持续时间远远长于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对欧
洲的宗教、政治、军事和民族国家的出现影响巨大和深远，这场大灾难也孕育了荷兰、法国、
英国、瑞典等欧洲重要国家最早的报纸。
文章所探究的是一段几乎不入国内学者所撰新闻传播
正史“法眼”、然而其重要性不容忽视的专门史；其关注的焦点是这些报纸在战争中的表现、
尤其是它们的新闻呈现方式。
媒介考古学——物质性转向思潮下的媒介历史研究
媒介考古学——物质性转向思潮下的媒介历史研究
杨思永
【期刊名称】《科技传播》
【年(卷),期】2024(16)2
【摘要】新闻传播领域的物质性转向思潮影响着每一个议题的研究,包括极具时间维度与史学风度的新闻传播史方向研究。
在这一趋势下,媒介考古学诞生了。
西格弗里德·齐林斯基于2002年著作出版首部明确以“媒介考古学”命名的著作,回溯这一学科的起源、发展与应用现状,发掘其存在的“无学科”倾向、视角简单化、脱离关系背景等风险,对其在新闻传播史领域的研究应用有着更多启示。
【总页数】3页(P83-85)
【作者】杨思永
【作者单位】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G2
【相关文献】
1.媒介变革语境下影像身体的物质性转向
2.技术本位与艺术想象的弥散——媒介考古学视角下的一次电影物质性考察
3.德布雷媒介学研究中的“物质性转向”
4.数字时代档案记忆的媒介物质性认识——沃尔夫冈·恩斯特媒介考古学中的档案思想研究
5.技术本位与艺术想象的弥散——媒介考古学视角下的一次电影物质性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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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鹏,论媒介记忆的维度、机制及其镜像
邵鹏: 《论媒介记忆的维度、机制及其镜像》，《新闻前哨》2012年第7期(封面推荐论文)论媒介记忆的维度、机制及其镜像邵鹏浙江工业大学人文学院新闻系【摘要】在媒介失忆愈演愈烈的今天，媒介记忆作为媒介研究和记忆研究一个交叉领域，已经被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所注意。
本文认为，记忆概念可以运用于媒介研究之中，媒介记忆的内在运作机制与个人记忆的内在运作机制有着许多相似之处，透过媒介浅层记忆、深层记忆和底层记忆三个分析维度，可以展现媒介记忆的内在机制、传播功能和运作镜像，启迪人们从中找到拯救当下媒介失忆的新路径。
【关键词】媒介记忆，浅层记忆，深层记忆，底层记忆，传播理论引言对于个人记忆的剖析是理解自我的一种探索，是揭示个体独特性和内在秘密的一次探秘之旅。
个人记忆作为个人接受外界讯息并保存讯息的心理现象，作为其他记忆研究的基础，医学家、心理学家、社会学家和教育学家等研究者已经在这个领域进行了大量的研究，研究范围也不断向外扩展。
法国社会学家Maurice Halbwachs首先提出“集体记忆”(collective memory)的概念，德国古埃及学家Jan Assmann则率先对“文化记忆”(cultural memory)进行研究，接着则先后有学者提出了“公共记忆”(public memory)、“社会记忆”(societal memory)等不同概念。
“媒介记忆”(meida memory)是作为媒介研究与记忆研究的交叉领域而提了出来的概念，试图从中探讨在媒介运作中媒介是如何通过扮演一个记忆代理角色来完成与社会其他领域的互动过程1。
2011年，以色列奈塔亚学院和海法大学的1Carolyn Kitch.Chapel Hill.Pages of the Past:History and Memory in American Magazines,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2005.Motti Neiger、Oren Meyers和Eyal Zandberg 三位学者第一次是将媒介记忆领域的相关研究论文编撰成书，试图更为系统地研究媒介记忆的场域以及媒介记忆与集体记忆之间的交互关系2。
《2024年媒介作为人类记忆的研究——以媒介记忆理论为视角》范文
《媒介作为人类记忆的研究——以媒介记忆理论为视角》篇一一、引言人类的历史进程总是伴随着信息的传承和交流，其中，记忆则起着关键性的作用。
在这个数字化的时代，媒介无疑扮演着一种不可或缺的角色。
我们所说的媒介不仅仅指报纸、杂志、电视、广播等传统媒体，更包括互联网、社交媒体等新兴媒体。
本文将从媒介记忆理论的视角出发，探讨媒介作为人类记忆的独特作用和影响。
二、媒介记忆理论概述媒介记忆理论，顾名思义，就是研究媒介如何影响和塑造我们的记忆的理论。
在信息爆炸的时代，媒介作为信息的载体和传播者，对个体和社会的记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媒介记忆理论强调了媒介在信息传播、储存、检索和解读过程中的重要性，并提出了媒介在记忆形成过程中的独特作用。
三、媒介与人类记忆的关系首先，媒介扩大了我们的记忆容量。
传统意义上的记忆主要是个体性的，受到时间、空间和个人经历的制约。
而媒介能够存储和传播大量的信息，使我们能够跨越时间和空间，回忆起过去的事件和知识。
其次，媒介改变了我们记忆的方式。
传统的记忆主要依赖于个体的感官和意识，而媒介则通过图像、声音、文字等多种形式，刺激我们的感官和思维，使我们的记忆更加丰富和立体。
此外，媒介还影响了我们对记忆的解读和认知。
不同的媒介形式和传播方式，会引导我们形成不同的认知模式和解读方式，从而影响我们对信息的理解和记忆。
四、媒介作为人类记忆的独特作用媒介作为人类记忆的独特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媒介具有信息存储的功能。
无论是文字记录、图片还是视频，都可以被永久地存储在媒介中，供我们随时回顾和查阅。
这种存储方式使得我们的记忆不再受限于个人的感官和意识，而得以超越时空的局限。
其次，媒介具有信息传递的功能。
通过不同的媒介形式和传播方式，我们可以快速地获取和分享信息。
这种传播方式不仅提高了信息传递的效率，也使得我们能够在社会层面形成共同的记忆和文化传承。
此外，媒介还具有信息解读的功能。
不同的媒介形式和传播方式会引导我们形成不同的认知模式和解读方式。
唐山大地震纪念建筑的媒介记忆研究读书记录
《唐山大地震纪念建筑的媒介记忆研究》读书记录1. 内容描述《唐山大地震纪念建筑的媒介记忆研究》是一本关于唐山大地震纪念建筑及其媒介记忆的研究性著作。
本书通过对唐山大地震的历史背景、灾难影响以及纪念建筑的建设过程进行深入剖析，探讨了这些纪念建筑如何承载和传承着唐山大地震的记忆。
作者通过实地考察、文献资料分析和比较研究等方法，对唐山大地震纪念建筑的媒介记忆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研究。
本书首先回顾了唐山大地震的历史背景，包括地震发生的时间、地点、震级以及对当地社会经济的影响。
作者分析了唐山大地震对城市建筑和基础设施造成的严重破坏，以及灾后重建的过程。
在这一部分，作者还特别关注了唐山市政府在灾后重建过程中对纪念建筑的规划和建设，以及这些纪念建筑在传承和弘扬唐山大地震记忆方面所发挥的作用。
本书从媒介记忆的角度对唐山大地震纪念建筑进行了深入研究。
媒介记忆是人类对历史事件和社会现象的记忆方式之一，它通过各种物质和非物质载体得以延续和传承。
研究唐山大地震纪念建筑的媒介记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和认识这一历史事件，以及如何在今后的防灾减灾工作中借鉴其经验教训。
在具体的研究方法上，本书采用了实地考察、文献资料分析和比较研究等多种方法。
通过对唐山大地震纪念建筑的实地考察，作者揭示了这些建筑在形式、风格和功能等方面的多样性，以及它们在传承和弘扬唐山大地震记忆方面的独特价值。
作者还通过对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的文献资料分析和比较研究，为唐山大地震纪念建筑的媒介记忆研究提供了更为丰富的理论依据。
本书通过对唐山大地震纪念建筑的媒介记忆研究，提出了一些有益的建议。
为了更好地传承和弘扬唐山大地震的记忆，有必要加强对这些纪念建筑的保护和维修工作，确保其历史价值的延续；同时，还应加强与国际社会的交流与合作，将唐山大地震的媒介记忆传播到更广泛的领域。
1.1 研究背景唐山大地震，发生于XXXX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一次极为严重的自然灾害。
这场灾难不仅造成了巨大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也留下了深刻的社会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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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曾爆发了人类史上最大规模的战争，因此从历史节点出发，历史学家常
常将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间)作为20世纪的开端。
一个世纪后的今天，如何回顾这场战争还能够被阐释的意义？自2013年开始，在地处当年重要战场的法国北部重镇梅斯，洛林大学人文学院媒介化研究中心便着手筹备一场主题为“物品的生命,战争记忆”的跨学科国际研讨会。
近一百年后，人们发掘战场遗址时的发现成为这个选题的缘起：在遗址现场，一个当年参战的法军士官的遗物被发现，包括钢盔、圣牌和徽章等。
从遗物的象征价值出发，人们可以想象物品的生命连接着政治的、文化的、情感的意义，历史记忆的维度被纳入集体延续的参照。
从这个意义上讲，可通过跨学科的传播学视角，将人类学家、民族学家、历史学家、考古学家、社会学家、语言学家的观察纳入其中，思考战争的遗留物在记忆、证词和历史当中如何延续，或是从物品本身的技术维度探索战争的组织方式和物质手段，或是从物品在时空中的周转探讨物品的挪用和循环模式，由此反思物品的历史如何折射人的历史，物品如何转化为公共记忆以及物品循环与历史观的对应等。
方法论创新的实质是观照历史文化
自20世纪中期以来，人文学科的发展始终处在方法论的挑战和创新的旋涡之中。
洛林大学人文学院媒介化研究中心设置的会议议题亦反映了这一趋势。
简言之，有三点值得我们思考。
第一，意义的延展性。
今天人们对历史性事物的认知不再拘泥于一种固定的学科视角，而是把意义当作旅程，通过让历史活起来的进行状态涌现出新的意义和意义的认知方式，其中物品细节所负载的意义转换为一种研究视角。
德国史学家耶尔恩·吕森曾说过:“当马克斯·韦伯阐述他关于理性化普遍进程的著名论点时，他谈到了…祛魅‟，因为就指向了人们对于无意识的日渐增长的意识。
正如哈贝马
斯最近所描述的，意义的源泉已经干枯。
历史学家无法创造价值。
正如韦伯所说，他们不是先知，他绝对说得不错。
历史学有创造意义的任务，这完全是无稽之谈。
它无法创造，它只能转换意义。
我们所能做的只是在意义的源泉中缅怀过去。
在过去的意义之中，可以看到我们拥有什么意义的和内涵的源泉。
我们要保存过往创造意义的产物，使之有助于当前的生活。
”正是在全球化之后,历史叙事才有可能跳出线性的视角，希望有一种更宽广和更细致的认知方式，而这就需要重新挖掘和认知历史环境的物质性。
第二，视角的微观性。
大约自20世纪60年代起，史学研究的方法论开始
向非宏大叙事转向，这一学术转向与文化人类学的崛起有关。
人类学家格尔茨在
其名著《文化的阐释》中提出，意义是一个网状结构，细节与系统相连；从现象入手形成解读的脉络并由此形成被后人膜拜的“厚重描述”，有力地呈现从细节出发产生的意义的研究价值。
之后出现的后现代史学观，往往侧重于文化史与微观史相结合的视角。
从微观史的初衷来说，人们认为用社会科学理论研究、解释历史的企图已不再让人信服，而希望通过平常、平淡的细节触摸历史脉搏，让历史成为可被人们感知的内容。
在这个意义上，如何突出或放大人或物的细节意义以不断重复人们对历史的认知或更新人们对历史的感受，虚构性质的文学或艺术叙事的成就是历史研究的一个重要参照，如当年德国作家雷马克的小说《西线无战事》和今天美国导演斯皮尔伯格的电影《战马》所折射出来的一战历史。
第三，学科的交叉性。
以跨学科的视角透视研究对象，并充分呈现其断面肌理。
这基本符合传播学本身的特征，即强调和重视学科视角的断面性和交叉性，通过不断挪用和借用其他学科的学术资源来论证自身的学术正当性。
这个逻辑之所以成立，是因为传播学的媒介史研究本身是社会史的重要部分，这个研究对象不能被简单地归类为上层建筑从而被纳入一种纯粹理性的演绎，而是一种与当时的物质环境、物质载体本身有共生性的复合性质的对象。
因此，对文化符号的研究和对社会整体的研究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复合性质的研究本身是后实证主义的一种新形态，虽然在这其中不能排除学科和学术的分工。
这种方法论的创新，其实质在于把一般意义上的历史研究上升到历史文化的系统观照。
吕森是这样概括的:“历史文化有着三个维度：认知的、政治的和审美的。
史学理论主要涉及认知的维度。
在最近10年或者20年中，它超出了认知的维度，而接近审美的维度，谈论起来了语言、诗学和修辞。
可是审美不仅只是语言，它还包括先于语言的经验和交往的元素，某种类似于视觉和感官知觉的东西。
我们不知道在和历史相关的视觉范围内什么是可能的。
我们必须对历史意识的美学、主要是历史的视觉经验开始进行基本的研究。
”在新方法论的引导下，人们通过史料发现的物品细节去探索新的意义生产的解释程序，从而让“意义”的客观性给人更多的启发以还原历史的丰富性和整体感。
启蒙的双重性与个人的自主性
为什么历史有魅力?“过去是引人注意的。
它已经逝去但还是存在于现实。
所发生的事情发生了,但是我们无法让自己平静。
过去总是一再地被现在化、被诠释、被改头换面地诠释、被占有、被排斥、被清除、被拉回到近处、被崇拜、被谩骂、被具体化。
即使我们忘记过去，它仍然是一个令人不安的因素。
它甚至经常违背我们的意志，自己将自己现代化。
它可以像负担一样伏在我们的肩上，而我们更愿意将它抖落下去。
但是我们不能这样做，因为过去就是我们自己的一部
分。
”吕森的阐释让我们在历史的荣耀和历史的累赘之间徘徊。
事实上，人们对历史的兴趣和思考受制于两种牵引，一种是立足现实的追根溯源的主观意图，一种是史料发现的意义线索的开放结构。
而要从媒介传播史的角度研究历史，无论是方法论的更新，还是后现代史学观的加入，亦是试图在这两者之间找到平衡以延续历史的叙事或扩大历史叙事的可能性。
从后现代史学观来看，20世纪的战争浩劫和制度悲剧似乎要归咎于启蒙运动的理性自负，认为存在着作为时间中的变迁和发展的一个统一体的“历史”，或者声称掌握着历史的规律，从而导致工具化和行政化的暴力联盟。
针对这一诘难，美国史学家伊格尔斯说：“启蒙运动确实有两重性，即启蒙运动的普遍主义以及它的合理的计划与控制的信念。
可是，强调启蒙了的个人的自主性，也就预设了要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专断的权威和全面的控制。
”从这个意义上说，把历史学追求规律的实证科学还原为追求意义的阐释科学，把历史研究包括媒介史研究的抽象性和理想性转化为一种多重性和多学科性，不失为开放性的理性选择。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3月9日）
（作者系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教授）
责任编辑：姬德强
[参考文献]
[波兰]埃娃·多曼斯卡编：《邂逅：后现代主义之后的历史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42页，159页。
[德]吕森：《历史思考的新途径》，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第231页。
[美]伊格尔斯：《二十世纪的历史学》，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68-16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