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外包：中外研究现状与方向

服务外包：中外研究现状与方向

闫奕荣，李志军2011-04-14

摘要：20世纪90年代以来，服务外包迅速发展，成为国际分工深化和国际产业转移的一种重要形式。对服务外包的研究也随之逐渐深入。本文对服务外包研究现状进行了梳理和评论，指出了中外服务外包研究中存在定性研究多、定量研究少等问题，并提出应加强定量研究、保证研究的时效性和权威性等下一步继续研究的重点和方向。

关键词：服务外包，国际贸易，对外经济，国际分工

早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服务外包就已经存在。当时西方的一些公司将自己没有能力做的部分IT业务转包给专业的数据加工机构来完成。到了90年代，随着信息技术的普及和分工的深化，外包进一步发展，它不再是企业不得已而为之的一种选择，而成为企业为了保持核心竞争力、降低成本的一种重要手段。中国在上世纪80年代开始承接服务外包，当时的外包对象以跨国公司为主体，主要局限于跨国公司内部的服务转移和承接。但进入21世纪以后，尤其是“十一五”以来，中国的服务外包业迅速发展。服务外包正在成为服务全球化和新一轮全球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载体。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对服务外包的理论研究均在不断深入。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

服务外包是一个崭新的研究领域。国内外研究概括起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关于服务外包内涵和特征的讨论

外包（outsourcing）直译为“外部寻源”，最早由Gary Hamel和C.K.Prahaoad在1990年正式提出，主要指企业将一些非核心的、次要的功能或业务外包给专业的服务公司，从而使企业节省出精力来专注于自己的核心能力和竞争力。服务外包目前仍没有全球统一的定义。国际上一般称其为离岸服务（offshore ser-vice）。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于2004年在“服务业领域的转移”中首次明确使用了离岸服务的概念。

国内学术界对服务业外包进行研究开始于田晓军（1999）和李元旭（2000）等，基本都从对服务外包概念的引进和解释开始。杨圣明（2006）认为服务外包是一种新兴的加工贸易，是一国的企业将一种服务商品或它的非关键部分转让给外部公司承担的一种经营方式，或商业模式，或国际贸易方式。卢锋（2007）则从产品内分工的视角分析了服务外包的概念和内涵。他指出，虽然《商务大词典》给出的服务外包的定义是：服务外包通常指依据双方议定的标准、成本和条件的合约，把原先由内部人员提供的服务转移给外部组织承担。但并非所有“从内到外转移”的活动都属于外包。只有那些“投入环节活动”的外部转移，才属于真正意义上的外包。中国商务部2006年发布的文件《商务部关于实施服务外包“千百十”工程的通知》中指出，服务外包业务是指企业（发包商）将信息系统构架、应用管理和业务流程优化等业务，发包给本企业以外的服务提供者（承接商），以降低成本、优化产业、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服务外包主要包括两大部分，即信息技术外包ITO和业务流程外包BPO。在后期文件中提到分类时又增加了知识流程外包KPO。应该说，这表明了官方所认可的服务外包的基本涵义和类型。

随着讨论的逐渐深入，国内学术界对服务外包有了一个基本认同的内涵界定，认为服务外包是企业将内部的某些价值链环节或流程外包给其他服务公司去承担的一种商业模式。按照外包的目的地是否在国内，服务外包可分为在岸服务外包和离岸服务外包；而按照外包业务的具体内容，可分为信息技术外包（ITO）、业务流程外包（BPO）和知识流程外包（KPO）。

（二）服务外包承接地的选择

服务外包起源于发达国家。起初也是以企业将某些服务，尤其是IT服务外包给本国（本地）企业为主要内容的IT“在岸外包”。所以，西方学者对这个领域进行的研究最早是以微观企业的IT外包为研究对象，有一批针对企业绩效、决策、合同，以及企业间外包关系的研究成果。

进入21世纪后，随着产业分工的逐渐深入，离岸外包成为服务外包的主要形式。而发达国家是主要的发包方，发展中国家成为或正在成为积极的承接方。因此，在这个领域的讨论中，国内外学者因为所站角度不同，分析的视角也有差异。Pennington（2000）通过实证

分析，指出了在全球范围内选择安全的外包基地的考量指标；而Adelakun O（2003）同样利用一些量化指标分析离岸外包的成功因素。随着印度在服务外包承接中地位的增强，许多国外学者（Athreye，Suma 2005；Dos-sani，Rafiq 2005）开始更多关注印度的外包环境及政府作用，以期给本国企业选择外包对象时提供参考。

我国学者则更多的是对印度成功发展外包业的经验进行研究，希望能从基础设施、政策环境、法律法规等方面的对比中寻找差距，给中国政府提供一个可以借鉴或者学习的样本，从而助推中国外包业的发展。在国际比较的背景下，也有一些学者从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均衡性出发，对国内不同城市发展服务外包的条件、特点进行比较，并提出各个服务外包示范城市应该差异化发展，以避免示范城市之间发展战略趋同化或者低级化（袁永友，2009）。

（三）服务外包的经济效应研究

这一部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服务外包对FDI的影响、对就业的影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等方面。而对东道国和母国而言，这个影响又有很大的不同。

Grossman Gene M（2002）和Elhanan Helpman（2003）研究认为，FDI与外包在企业的选择上是一种替代关系，外包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企业对外投资的动力，伴随着外包的发展的是FDI的减少。而竺彩华、钟茂洁（2008）通过对中国承接服务外包时的FDI因素分析，认为对于东道国/承接国并不一定意味着FDI与外包是一种相互排斥、此消彼长的关系，它取决于跨国公司是在进入东道国之前还是之后选择外包。如果外国的某个跨国公司先行进入东道国，然后才发展跨国公司内的外包，那么这种基于同一个跨国公司经营体系之下的优势会更加促进外包的发展；而如果某个公司先开展了离岸外包业务而且合作很好的话，也许会减少他们的FDI。但这又涉及到服务业跨国投资和制造业跨国投资不同动机的问题。很显然，他们的研究比国外学者的研究又深入了一步。

对承接国而言，服务外包能促进就业已形成共识。但对母国引起的就业岗位流失问题却一度成为发达国家反对离岸外包的主要理由。但许多深入研究却表明，虽然服务外包的确会引起就业岗位的流失，但这种影响很小（Schultz 2004）。Mary Amiti和Shang-Jin（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