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忆_全知视角下的生命本相
王安忆小说的叙事特征
王安忆小说的叙事特征作者：闫玉婷来源：《名作欣赏·中旬刊》2015年第12期摘要：在中国当代文坛上，王安忆因其创作时间长、题材广、丰富多变，吸引了众多文学批评家和研究者的目光。
她的小说以丰富的想象力、错综复杂的叙事时间、多变的叙事视角和娴熟的叙事技巧，给我们展现了一幅丰富多彩的社会图景。
本文主要从叙事时间、叙事视角两个方面探讨王安忆小说的叙事特征。
关键词：王安忆叙事时间叙事视角王安忆创作颇多，从1977年开始陆续发表《流逝》《小城之恋》《荒山之恋》《锦绣谷之恋》《长恨歌》等一系列引起强烈社会效应的小说，至今三十多年来她始终在中国当代文学主潮的更迭中占据不可或缺的位置。
我们说作为一位“深具反思能力的作家”，王安忆虽然也不免受到各种观念冲击，被现代派的叙事技巧和手法所吸引，但她始终没有真正地依附于哪个思潮和流派，而是恰到好处地运用这些观念和形式不断地突破自身的创作局限。
正如汪政、晓华所说：“新时期文学发展到现在，有伤痕、改革、反思、寻根以及先锋（实验）、新写实、新状态、后现代、新历史、新市民、现实主义冲击波，五花八门，有哪一种思潮能解释王安忆？”她自己也说：“我自以为是一个远离一切文学潮流的作家，其实却得了一切文学潮流的好处。
每一次生死攸关而又荒诞不经地冲破禁区，都为我开辟了道路，（使我）能够在前人或同辈的掩护下，从容不迫地考虑我自己的问题。
”“叙事是作者向读者传达知识、情感、价值和信仰的一种独特而有力的工具。
实际上，认为叙事的目的是传达知识、情感、价值和信仰，就是把叙事看作修辞。
”在这个意义上，修辞不仅仅作为叙事手段，实际上已成为叙事本身，只要存在叙事，修辞便无处不在，叙事建构的过程亦即修辞建构的过程。
因此，作者的创作理念在参与文本的叙事建构中的地位变得举足轻重，作者要表现什么、运用何种方式来表现、也就是写什么、如何写，都决定了文本最后呈现在读者面前的面貌。
分析王安忆的作品，我们可以看到其小说创作的核心理念是书写心灵，而这一理念贯穿其小说创作始终，纵观其三十多年的创作，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由感性变得理性、逐渐成熟起来的王安忆，但始终没有偏离她的“心灵世界”的目标。
长恨歌中的生命意识
«长恨歌»中的生命意识2013级汉语言文学10班2013101421 张驰麟王安忆凭借对时代和人生的感知，调整创作思路和写作视角,构建自己的艺术世界。
长恨歌引起人们的重视,靠的当然不是女人的纯粹故事，王安忆不止一次的说过：“长恨歌是一部非常写实的东西，那里面我写了一个女人的命运，但事实上这个女人只不过是城市的代言人，我要写的其实是一个城市的故事。
”这样的创作取向决定了她的历史观：“我个人认为,历史的面目不是由若干重大事件构成，历史是日复一日点滴生活的演变。
”“我觉得无论多大问题，到小说中都应该是真实具体的日常生活。
”正是王安忆这种写作视角，在她的作品中渗透了历史生命意识。
王安忆之所以会写这部作品，是因为发生在上海的一个偶然的事件触动了她。
据她说：“曾经听说一件事情，这个事件特别震撼我，说一个上海小姐在七十年代中期被一个上海小流氓杀了。
使我感到特别奇怪的是，他们怎样结识的。
他们结识的道路是非常漫长的，我做的工作非常简单，就是王琦瑶怎样一步步认识了小流氓。
因为只是一个偶然事件，所以我必须要写王琦瑶的女儿，他怎样和下一代接触，只有通过她的女儿是最自然的。
故事带有一点传奇性质。
”王琦瑶命运的思考王琦瑶一生与四个男人同居，她19岁委身于政界人物李主任，住进“爱丽丝公寓”，开始寂寞的生活，最终以李主任留个她的一箱金条告终。
概括这段感情是“君生我未生，我生君已老”。
在这之前钟情于她的程先生，被看做牺牲自己的典型，他为王琦瑶拍摄的过程中，发现他的美，并将其作为真爱苦苦追求。
程先生和王琦瑶这一段应该是在错误的时间遇到了正确的人。
应该说，是程先生和好友蒋丽莉把他扶上“上海三小姐”的宝座，也由此开始漂泊的一生。
离开“爱丽丝公寓”，回到弄堂底层生活，认识了康明逊。
康明逊与王琦瑶相处的日常琐碎的生活中感受到了他=她吸引自己的风采魅力。
这又正好弥补了王琦瑶生活中的空虚。
然而，康明逊的家庭根本不会接受曾是交际花的她。
浅析王安忆《长恨歌》的叙事艺术
浅析王安忆《长恨歌》的叙事艺术【摘要】《长恨歌》是王安忆的代表作之一，这是一部具有丰厚的思想文化蕴含和较高艺术成就的长篇小说。
作者以上海普通弄堂女孩王琦瑶为主人翁采用叙事的手法从语言、视角和思想等方面呈现了王琦瑶日常化、生活化的一生，这种写法也充分展示了作者高超的叙事艺术才能。
【关键词】叙事艺术；长恨歌；王安忆【中图分类号】g64.23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2095-3089（2013）22-0-01王安忆是一个不断创新的作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她一直是文学界最受瞩目的女作家之一。
她的作品总让人耳目一新，其代表作《长恨歌》获第五届茅盾文学奖，把她的创作推向了一个高峰，这是一部具有丰厚的思想文化蕴含和较高艺术成就的长篇小说。
一、叙述语言《长恨歌》的叙述语言最大的特点就是对“零度写作”的体现。
“零度写作”来源于法国文学理论家罗兰·巴特1953年发表的一篇文章《写作的零度》。
“零度写作”指作者在文章中不掺杂任何个人的想法，完全是机械的陈述。
这是一种中性的和客观的写作方式，它强调由字词独立品质所带来的多种可能性和无趋向性，即语言独立性。
在《长恨歌》中，作者对小说的叙述始终保持中性的立场和冷静的叙事姿态，语言是客观的，丝毫找不到充满感情、热情澎湃的句子。
对弄堂和流言的描写，一词一句都是纯粹的描写，作者要把最真实的上海展示在读者面前。
有几处是对故事事件的叙述，都是用短短的一两句话就点出事件：王琦瑶与程先生的交往，住进爱丽丝公寓时的局势，去邬桥避乱以及程先生的自杀。
中性的立场，客观的语言，作者的主观感受“零介入”，以第三人称写作所创设的旁观者的安全地位还原事实的真相。
作者都是以这种中性的立场向读者呈现概括性的事实。
语言看似冷静淡漠，实质上是将爱升华到了大爱，作品被赋予了生命。
所以说《长恨歌》的叙述语言是“零度写作”方法很好的诠释。
在语言方面《长恨歌》是与众不同的，叙述视角也是别出心裁。
2024年高考语文备考之王安忆《弄堂里的白马》(附习题+答案)
01阅读导入车马喧嚣的都市、静谧幽长的弄堂、矜持的一人一马徐徐穿行其间，犹如天外来物，出现在不该出现的地方，出现在不该出现的年代。
有人时他们矜持得近乎木讷，无人时偶尔又会像飞天之鸢，活泼的样子惊艳了孩子的眼。
他们来自何处？又为何出现于此处？王安忆以儿童视角观察着这一人一马，揣测他们的来历，暗喻人与马相似的命运——裹挟于历史浪潮而无法掌控自我，他们又用自己独特的方式来面对这不幸，并借此以小见大的反映了上海的变化发展。
人、马、城成为一体，故在阅读时需要注意这一点。
02批文入情弄堂里的白马王安忆>>>标题：交代了写作对象及故事发生的地点；同时，白马出现在不该出现的地方——弄堂里，引起读者的阅读兴趣；白马，是全文的线索。
①弄堂里时常光顾一匹白马。
（开门见山，呼应题目。
）要知道，这是在弄堂，都是街道和房屋，还有熙来攘往的人和车，一匹白马，终究有些神奇。
（白马出现在现代都市的弄堂里，格格不入的事物，引起所有人的好奇。
）②不定什么时候，先是传来叮叮的铃声——那是它的主人，一个脸色严峻的北路人，拴在它脖子上的铃铛响，然后，就听见嘚嘚的马蹄铁敲在水门汀地面上，很清脆地过来了。
（以声切入，写出马的到来。
）白马徐徐走来，每到一扇门前，就停下来。
它的主人并不吆喝，只站着。
白马呢，也站着。
它的鬃发在前额上剪齐成刘海，加上脖子上的铃铛，使它显得很稚气，像一个小姑娘。
这一主一仆静静站立着，等待门里的人家决定要不要买一碗马奶尝尝。
他们等一时，并没有什么动静，就再向前走。
（一人一马，静默地站在某户门前，体现了主人较强的自尊心和马的温顺。
同时，作者用“仆”“稚气”“小姑娘”这些词将马拟人化，写出了人和马出奇的矜持，矜持到根本就不应该出现在这个喧腾、壅塞的地方。
）倘若有人从门里出来，买一碗马奶——这样的情形，概率大约是二十分之一，于是，北路人就从肩上卸下一个马扎，开始挤奶。
淡黄色的奶汁，极细弱地，吱吱洒在买主的白瓷碗里，渐渐积起一层，又渐渐平了碗沿。
一曲红颜薄命的挽歌——王琦瑶形象分析
名作欣赏 / 项目呈现 >一曲红颜薄命的挽歌——王琦瑶形象分析⊙张 玮 ［河套学院汉语言文学系， 内蒙古 巴彦淖尔市 015000］ 摘 要：王安忆《长恨歌》中的王琦瑶，曾代表了20世纪40年代生活在上海的都市女孩的风情与艳丽。
她的选择以及与之而来的命运变迁也刚好印证了红颜薄命这一人生镜像，文章就此从三个方面进行解读。
关键词：王琦瑶 红颜薄命 弄堂王安忆是当代文坛上非常优秀的女作家。
在她的笔下，女性是城市的影子，是整个城市的代言人。
想要解读王安忆的都市小说，研究其作品中的女性形象是必不可少的环节。
在王安忆的小说中，女性形象反映了她对女性命运的反思，不仅如此，还寄予着对生命个性化的思考。
因此，通过对王安忆作品中女性形象的深入剖析，可以把握其小说观与生命观，对解读其作品具有积极作用。
而《长恨歌》中的王琦瑶则极具红颜薄命的代表性，现稍加分析。
一、现实生活显本真（一）弄堂平安生私心 弄堂是上海的标志性建筑，无论是石库门弄堂还是新式弄堂，都是万变不离其宗，形变神不变的。
王琦瑶是上海弄堂女儿的典型代表，有提着花书包的王琦瑶，有哼唱《四季歌》的王琦瑶，有看电影的王琦瑶，有拍小照的王琦瑶，她们总是三三两两，闭月羞花，似乎有说不完的小姊妹情谊。
吴佩珍与王琦瑶就是典型的小姐妹，她将片场当作礼物一样地送给王琦瑶，而王琦瑶却是有私心的，明明很感兴趣，却是半推半搡、欲擒故纵，后来因在片场试镜失败，两人越走越远。
吴佩珍走后，王琦瑶身边又出现了蒋丽莉，面对蒋丽莉的热心唯一的做法就是拒绝，她是自私且有心计的，明明对事情感兴趣却又装作无所谓的样子，竞选“上海三小姐”时，她很在乎，但却装作可有可无。
面对程先生的爱慕之情，王琦瑶更是处理得恰到好处，她知道自己给蒋丽莉添了很多麻烦，正好通过程先生平衡了与蒋丽莉的关系。
不独如此，王琦瑶在平安里苦苦挣扎的岁月也表现出都市女性的精明。
上海最起码有一百条平安里，在这样迷乱的平安里人们却是清醒的，各自守着各自的心，过着有些挣扎的岁月。
论王安忆散文的心灵维度
论王安忆散文的心灵维度作者：罗华庚来源：《大观》2016年第08期摘要：王安忆的散文成就不容忽视，她以独特的女性视角解剖自我的心灵情节，展现生命的本相，并在行文中坚守着一种理性精神，有着深厚的现代意识。
关键词：心灵情节；生命本相；理性精神王安忆以写小说而闻名，她的作品具有强烈的现代意识，善于以女性细腻的笔调书写历史与人生的关系，注重表达人性的复杂一面。
与她的小说做法一脉相承，她的散文也同样具有类似的特点，以缜密的心思记录着历史，观照着历史与社会、理想与现实，追寻着一种张扬理性的现代意识。
王安忆的散文大致可分为写人、记事、记游、讲演、创作谈这五类，她的叙述笔调是散漫中见其缜密的心思，情感抑制而又见其舒缓。
她的散文中有一种心灵维度，情感不偏不倚，适当地抒发，追求理性的表达，力求还原作者心灵中对事物的本来面貌，显示出其真率、通达、雅致、坚韧的散文精神。
一、重大的心灵情节心灵犹如散文的眼睛，作者以它来给读者展现散文内在的世界，窥见社会、历史与人生。
王安忆交涉广泛、博览群书，出游的地方甚多，她的散文独具慧眼，以其知性见长，把许多人物轶事、历史典故、小说故事、名胜古迹等娓娓道来，以她的心灵之眼发见内心深处的情节。
“情节”一般出现在小说中，包括人物与事件两大因素。
散文中的情节往往是配合作者用来表达情感、抒发心志的，而在王安忆的散文中她写的情节却大多是为刻画形象、表现个性服务，告诉读者一些人，一些事，一些地方，一些读书感悟等。
在王安忆谈散文的随笔中，她强调散文“是成熟的完美的作品”，应“承载起一些比较重大的心灵情节”。
王安忆的散文也正是如此，表现着重大的心灵情节。
她以驾驭小说的笔法写散文，善于刻画人物形象，表现许多不为人所知的一面。
《黄土的儿子》写了对黄土有着深厚感情而未老先衰的路遥，他抗拒名与利，还在一次吵架中因生气而说出“我小时候没穿过裤子”这些“似乎有些词不达意的辩白”，刻画了一个人生艰辛又平凡脆弱的路遥。
沉醉虚华浮云梦,只怨生却百姓家r——论王安忆《长恨歌》中的虚与实
沉醉虚华浮云梦,只怨生却百姓家r——论王安忆《长恨歌》中的虚与实张晓霞【摘要】王安忆的《长恨歌》被誉为"现代上海史诗",她用平淡、冷峻的笔触,为我们展现20世纪四十到九十年代人和城市的变迁.虽然故事的主人公只有一个王琦瑶,但是我们透过她的故事,看到了一座城市的影子.城市,不再只是故事发生的背景,它有着自己的独立性.在这部小说中,城即是人,人即是城.作者通过人物、空间和时间的虚实交融,构建了一个心灵世界.【期刊名称】《太原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学报》【年(卷),期】2016(000)008【总页数】2页(P193-194)【关键词】《长恨歌》;王琦瑶;上海;虚与实【作者】张晓霞【作者单位】银川能源学院,宁夏银川 750105【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I206《长恨歌》是王安忆目前为止最好的小说。
这部作品创作于1995年，获得“第五届茅盾文学奖”。
对于这部小说，李欧梵先生曾说：“王安忆的《长恨歌》描写的不只是一座城市，而是将这座城市写成一个在历史研究或个人经验上很难感受到的一种视野。
这样的大手笔，在目前小说界是非常罕见的，它可说是一部史诗。
”人即是城，城即是人。
王安忆用细腻冷峻的笔触，通过人物、空间和时间的虚实交融，在生活细节中为我们展现了20世纪四十到九十年代人和城市的变迁。
本是小户人家女儿的王琦瑶，在上海小姐的选拔中被评为“三小姐”。
她是“典型的上海弄堂的女儿”，为人内敛，如果按照真实的发展轨迹，她是不会虚化为三小姐的。
王琦瑶的梦起因于她的美，早在初中时候，她就懂得自己的美，穿着得体的衣服，这足以让她在同龄中表现出谦逊却有优势的美。
每天早上，提着花书包上学，哼唱“四季调”，结伴看费雯丽电影，这些是王琦瑶们做的事。
在小说开篇，王琦瑶就已不是个例，她被作者符号化。
这些女孩们身上有着极为相通的特点与气质，此时的王琦瑶便被赋予了很大的象征意义。
她代表着一个群体，也反映着一种共通性的心理。
当代优秀作家的作品欣赏——王安忆的散文
读者反馈：读者 认为王安忆的作 品具有深刻的思 想内涵和优美的 语言表达
读者建议：读者 希望王安忆能继 续创作更多优秀 的散文作品
读者期待：读者 期待王安忆的作 品能够更好地反 映现实生活和人 生哲理
文字优美，语言流畅，具有 很高的文学价值
作品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 真实反映了社会现实
作品中的人物形象鲜明，具 有深刻的人性探索
XX,A CLICK TO UNLIMITED POSSIBILITES
汇报人：XX
目录
CONTENTS
王安忆，中国当代著名女 作家
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
代表作品有《长恨歌》、 《天香》、《启蒙时代》
等
作品多以女性视角，关注 社会底层生活，展现人性
复杂与矛盾
生于1954年，上海人
1976年开始发表作品，至 今已出版数十部小说、散
通过细节描写，展现人物内心 世界和情感变化
运用象征和隐喻，深化主题和 内涵
女性角色：王安忆作品中 的女性形象丰富多样，反 映了不同时代背景下女性
的命运和地位。
时代变迁：王安忆的作品 中，通过女性角色的命运 变化，反映了中国社会在 不同历史时期的变迁和发
展。
主题探讨：王安忆的作品 中，通过对女性命运的描 绘，探讨了女性在社会中 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女性 如何面对时代的变迁和挑
战。
文学价值：王安忆的作品 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她 的作品不仅反映了时代的 变迁，也揭示了人性的复
杂性和女性的命运。
人性的复杂性：王安忆作 品中的人物往往具有多面 性，既有善良、真诚、勇 敢等正面品质，也有自私、 虚伪、懦弱等负面品质。
道德的冲突：王安忆作品中的 人物往往面临道德冲突，这些 冲突反映了社会现实和人性的
王安忆全知视角下的文化批判
2009年3月长春教育学院学报M ar.2009第25卷第1期J ournal of Changchun E ducat i on Inst i t ut e V ol.25N o.1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收稿日期：作者简介：王艳玲（66—），女，吉林长春人，吉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在读博士；李亚波（63—），女，吉林长春人，长春教育学院副院长。
王安忆：全知视角下的文化批判王艳玲1，李亚波2（1.吉林大学文学院，吉林长春130012；2.长春教育学院，吉林长春130061）摘要：写作主体对现实世界的理解、艺术表现或呈现，取决于小说的叙述性质和话语选择。
独特的视角操作，可以产生哲理性的功能，可以进行深刻的社会人生的反省，换言之，视角生成意义。
在王安忆的小说中，对小说写作技巧的探索，使叙述视角被作为了一种“有意味的形式”，是对内容意义的直接生成。
隐藏在形式背后或超越形式本身的，是作家思维方式和小说观念的根本变化。
关键词：全知视角；文化批判；小说异构性中图分类号：I 207.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531（2009）01-0012-02叙事作品中对故事内容进行观察和讲述的角度，称为叙述视角（或叙事视角，叙事角度）。
不同的叙述视角，必然会影响到所叙内容的“质量”。
相对于文本接受者来说，文学作品的叙述视角不仅直接关系到我们从故事叙述中能够看到什么和怎样看，而且还直接影响到我们对叙事作品讲述的故事，特别是故事中的人物及其行为所做的反应。
说到底，叙述视角的确定并不仅仅只是为了故事叙述的方便，更重要的，它还体现着作家希望读者看到什么，或希望产生某种文体效果的主观意图。
小说中的叙述视角一般分为全知外视角和限知内视角。
全知外视角也称“全知全能视角”，叙述者掌握着所有人物、情节和细节，由他介绍给读者。
王安忆后期的小说大多采用这种视角。
论王安忆小说的成长书写与生命关怀
文学界 ·29·
2 青春女性成长小说： 诗性关怀
新世纪伊始， 王安忆又相继发表了两部女性成长小说： 《富 》 《 。作者不再停留在对女性成长经历 、 私 萍 及 上种红菱下种藕》 密经验的开掘， 而是对女性甚至全人类的生存进行一种更高层次 的人文关怀。女孩与乡村构成了作者对美最质朴的呈现 。 通过 女孩来发现乡村， 通过乡村来展现女孩的青春成长， 寄寓对生命 的诗性关怀。 《 富萍》 透过单纯未经污染的富萍， 以一种陌生化的眼光寻 找上海， 从而书写一个独特的上海故事， 视点更加下沉， 得以更深 刻地洞察底层人民的生活 。 富萍慢慢认识、 选择、 融入甚至重塑 上海的过程， 正是她青春心灵逐渐成长和丰富的过程 。富萍在上 海的三站淮海路、 苏州河、 梅家桥， 分别对应她生命中的一个男
参考文献：
［ 1］ 李庆学. 南方黑人文化的记录者 . 译林杂志. 2007 年第 4 期. ［ 2 ］ Cabi，Zell. Black Thought. Amberst： The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1989. （ 张小丽（ 1986 —） ， 陕西宝鸡人， 陕西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2009 级硕士研究生）
吉米和内德是社区中的年轻一代的代表， 内德由于宣传和帮 “人 ” 助种植园的努力逃跑， 兴办学校通过教育去唤醒黑人 的意 “要做 识而被 3k 党谋杀。在被谋杀的当天，他还在对孩子们说 ⑷ 美国人， 但首先要成为人 ……” 这充分表现了年轻一代对自由 “这一个 ” 他在老一代的严 平等的渴望。吉米被黑人社区成为是 格教育下， 也具有了将黑人争取权利的运动进行到底的决心 。在 最后一次游行时， 他知道自己会被暗杀， 可他不逃避， 他知道黑人 争取权利运动的成功是要付出代价的， 为了黑人权利的实现， 他 愿意付出。 盖恩斯继承了传统黑人文学的优秀传统， 同时加上他的高度 独特见解及不可比拟的叙述技巧， 这些促成了这部小说的 敏感， “我从来没 成功。正如美国著名作家乔西 · 格林菲尔德所说的 愤 有读过哪本小说能够像这部小说一样能让人同时感受到智慧， 怒， 想象， 痛苦。我想不起在南方小说中有其他任何值得纪念的
女性文学之女性意识——《长恨歌》、《上海女性》女性生命意识解读
女性文学之女性意识——《长恨歌》、《上海女性》女性生命意识解读女性文学之女性意识——《长恨歌》、《上海女性》女性生命意识解读近代以来，女性文学的兴起为女性意识的觉醒提供了一个重要平台。
在女性文学作品中，女性的生命意识被深刻地描绘和探索，使得女性主体性得以真实展现。
在两部具代表性的女性文学作品《长恨歌》和《上海女性》中，女性的生命意识得到了深入的解读和思考。
《长恨歌》是中国现代女性文学的经典之作，由王安忆所著。
小说以历史的真实背景为蓝本，描述了中国历史上一位杰出女性梅生齐及其母女三代的遭遇。
小说通过梅生齐的角度，展示了她在各种艰难险阻中对爱情、家庭、事业的坚守与追求。
小说中，梅生齐以她对家庭与事业的执着，彰显出女性在家庭中的责任和她们与男性平等争取事业发展的决心。
这种对女性生命的关注，体现了女性在社会中的地位和意识的崛起。
女性的生命意识不仅体现在家庭和事业中，也在情感世界中。
在《长恨歌》中，梅生齐与男主角魏京阳之间的爱情也成为探讨女性生命意识的重要线索。
梅生齐在感情中的付出和失去，表达了女性对爱情的渴望和执着。
尽管她经历了彼此之间的误解和痛苦，但她从未放弃对爱情的追求，这展示了女性生命意识中对爱情的无悔坚守。
与《长恨歌》关注历史和家庭的女性意识不同，《上海女性》更加注重展现现代女性在城市生活中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由汪曾祺所创作的《上海女性》以天津女子陈珊为主角，通过她的视角，展现了上海女性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风云变幻中的生活态度和追求。
陈珊是一个独立自主、有个人追求的女性，她在社会变革中找寻着属于自己的人生命运。
小说中，陈珊与不同类型的男性碰撞并交织出一段段情感纠葛。
她不是被动地接受男性的选择，而是以自己的态度去面对和塑造自己的人生。
通过陈珊这一角色，小说为女性生命意识的觉醒揭示了一条不同的道路。
她代表了一种追求自由和独立的生活样态，也展示了女性如何通过自身的努力和智慧去创造属于自己的幸福。
女性生命意识的觉醒是女性文学发展的一个重要主题，也是对女性命运的关注。
当代小说《长恨歌》和《妇女生活》电影改编评析
当代小说《长恨歌》和《妇女生活》电影改编评析穆厚琴【摘要】根据王安忆长篇小说《长恨歌》改编的电影《长恨歌》,不仅缺乏原著的思想深度,也削弱了其文学价值;由苏童短篇小说《妇女生活》改编的电影《茉莉花开》,突破了原作品的男性本位主义,赋予其可贵的人文精神和时代精神.在处理改编电影的文学性与商业性问题上,两位导演在主题定位、市场判断、演员选择等方面不同的价值选择和审美取向影响着电影改编的成败.【期刊名称】《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年(卷),期】2015(032)004【总页数】5页(P28-32)【关键词】《长恨歌》;《妇女生活》;电影改编;性别意识;文学性和商业性【作者】穆厚琴【作者单位】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文学院,江苏连云港 222006【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I207王安忆长篇小说《长恨歌》和苏童短篇小说《妇女生活》是“新时期”小说作品中表现上海城市文化和上海女性题材的优秀作品。
2004年大陆导演侯咏将《妇女生活》改编为电影《茉莉花开》，2005年香港导演关景鹏将小说《长恨歌》改编为电影《长恨歌》。
这两部电影反映了中国当代电影改编的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如对新时期小说中呈现的女性意识的处理问题，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平衡电影的文学性和商业性以实现两者的有机融合等问题。
一、小说中女性与男性、城市、历史的关联王安忆和苏童都擅长描写女性命运。
王安忆的长篇小说《长恨歌》和苏童的短篇小说《妇女生活》都涉及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女性命运与男性影响的关系；二是女性命运与城市文化的关系；三是女性命运与时代变迁的关系。
王安忆的《长恨歌》以第三人称全知视角讲述女主人公王琦瑶与四位男性情感纠葛的故事。
王琦瑶和程先生的相识使她得到竞选上海小姐的机会，这是一个弄堂女孩实现进入上层社会梦想的机会，即便程先生有恩于她，但她也没有选择程先生，而是毫不犹豫地选择能让她住进洋房的李先生；后来遇到唐明逊，也是想找个更好的生活依靠，但是她过去的生活经历使得唐家不接纳她，即使她为唐家生下了私生女，唐明逊也还是选择听从家里的意见，遗弃了她们母女；人到中年后遇到年轻却爱怀旧的“老克腊”，摆脱孤寂的渴望使王琦瑶根本顾不上年龄的差距，也不去考量他们之间有无爱情，最终却因为露财意外死于流氓“长脚”之手。
王安忆经典语录名言名句,生命不过是一场记忆
王安忆经典语录名言名句，生命不过是一场记忆总有一句美句，触动你的心王安忆名言王安忆，上海人，1954年3月6日生于南京，祖籍福建同安。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上海市作家协会主席、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现任中国作家协会小说委员会主任。
1955年，王安忆随母亲茹志鹃转业至上海。
她于1961年进入小学，初中毕业后未能继续文化课学习。
1970年，王安忆赴安徽插队，两年后考入江苏徐州文工团拉大提琴。
1976年，她在《江苏文艺》上发表了散文《向前进》，但据她自称，自己的第一篇作品是1975年的《大理石》。
1978年，她回到上海成为《儿童时代》编辑，并发表了短篇小说处女作《平原上》。
1980年，王安忆参加中国作协文学讲习所，毕业后返回杂志社。
1983年5月，王安忆完成长篇小说《69届初中生》初稿，发表于杂志《收获》1984年的第3期和4期。
1987年，她成为上海作协专职作家。
1993年，她发表了长篇小说《纪实与虚构》，两年后发表了代表作《长恨歌》，该作品在文学领域多次获奖，尤其是获2000年公布的第五届茅盾文学奖。
王安忆还创作了多部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如《富萍》和《发廊情话》，并创办了复旦大学创意写作硕士课程。
2023年，她的中篇小说《五湖四海》入选“收获文学榜”中篇小说榜榜首。
2024年，发表长篇小说《儿女风云录》。
时间折磨人的同时，亦在救治。
耐心，积极心，就在这空白的时间里积养着，渐渐填充了它的容量，使它的锋刃不那么尖利，而是变得温和有弹性，容你处身其中。
《空间在时间里流淌》美是凛然的东西，有拒绝的意思，还有打击的意思；好看却是温和的，厚道的，还有一点善解的。
《长恨歌》像我们人类这样的两足兽，行动本不是那么自由的，心也是受到拘禁的，眼界是狭小得可怜。
我们生活在同类之中，看见的都是同一件事情，没有什么新发现的。
我们的心里是没什么好奇的，什么都已经了然似的。
因为我们看不见特别的东西。
《长恨歌》我们都是对人生有大胃口的人，对幸福感的期望程度极高，现实对我们真是不够用的。
浅谈《长恨歌》的叙事艺术
河南大学本科课程论文院系：文学院专业：汉语言文学专业姓名：姜瑶学号：2009160122课程：任课教师：浅谈《长恨歌》的叙事艺术她用众多的作品来证明她的才情，她依靠开阔的视野来驾驭多种生活经验和文学题材，她在多变的风格中保持着创新的活力。
她，就是中国当代杰出的女性作家——王安忆。
在她众多的小说作品中，《长恨歌》无疑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它融入了作家对于生活和生命的体验，细腻地描叙了一种令人着迷的审美体验，为读者“展露了一处人生的此岸，一群‘单纯’而‘不洁’的人们，一份琐屑而意念浮动的日子”。
【中国当代文学史P311】在我看来，《长恨歌》就像一朵盛情绽放的罂粟，有毒，但美丽且真实，忧伤，却说不出好坏。
本文通过多个角度来分析《长恨歌》的叙事艺术，进一步探究王安忆的创作特点，一窥女性文学的魅力和光芒。
一、叙述人这里的叙事人并不等于真实的作者，这是我们首先要明确的。
“如果把叙述者与作者混为一谈，我们就很难把作品中所表现出的作者的理想、想象力与作者的实际道德、人生态度分开来，势必会混淆故事叙述与日常话语叙述的区分。
”[1](P4)比如在《长恨歌》中，王安忆采取的叙事策略是：让叙述者作为故事内叙述者发挥作用。
而这里的叙述者就是指的处于王安忆创造的文本环境里的叙述者，他可以洞察一切，然而这并不能说叙述者就是作者的直接出场，只是作者创造的一个讲述故事的人。
在《长恨歌》中，我们可以发现王安忆采取的是一种客观的全知型的叙述角度。
这种叙事角度让叙述人成了一个无所不知，无所不晓的操控者，“叙述人就像上帝一样知道故事的全部来龙去脉，知道所有人物的一切隐私，包括其复杂微妙的心理变化。
”[3](P188)在这种类型中，叙述者以介绍者的身份出现，但是并不直接登场亮相，在故事中发表话语、感想或者议论。
叙述者存在于人物之中和人物之外，但是并不随意介入叙述，也不具有某个角色，而是以第三人称的形式讲故事。
王安忆将《长恨歌》中的叙述者作为故事的旁观者，是对于不关己的一件事情的叙述。
寻找与发现——王安忆小说中女性自我生命意识的建构
2 0 17年8月第35卷第4期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OF JIAMUSI UNIVERSITYAug. , 2017Vol.35 No. 4寻找与发现王安忆小说中女性自我生命意识的建构刘姝(中山大学新华学院，广东广州510000)[摘要]王安忆以悲惘的情怀贴近底层人民的生活，专注于对市井小民生活状态的叙述，在她的小说中 活跃着一群充满生命初性与强力的女性。
作品通过对女性消逝的生命体验的追寻，她们对曲折、坎坷的命运的 对抗，对生命尊严的终极关怀，完成了女性对自我生命意识的建构。
[关键词]王安忆；小说；女性；生命意识[中图分类号]I07.4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 -9882 (01)04 -0098 -04生命意识是个体生命对生命本体存在的体认与 观照，王安忆小说的创作过程即是对生命的认知和探 索过程，这一过程在小说中外化为对女性自我生命意 识的发掘与建构。
一、追索消逝的生命体验王安忆的小说创作中有一部分是专注于写一个女 人从童年到少年到青年甚至是中年大半生时间的人生 际遇，如《流水三十章》《桃之夭夭》《米尼》《长恨歌》等 等，如生命的自然流逝一样娓娓道来，虽没有离奇曲折 的故事情节，然而却多了 一份顺其自然的和谐温婉。
在这样一段自然人生的的长河中，闺阁生活是王安忆 浓墨重彩的一笔，作者刻意将闺阁女儿的生活与时代 和集体拉开距离，与现实生活和社会局势形成疏离感，从而保持“对女性身体及意识的自觉。
”[1]对于女人的一生来说闺阁生活是一个最为明净 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既没有孩童时期的幼稚闹腾，也没有出嫁后需要面临的复杂家庭关系和日常琐事，这样的一个世界适合憧憬，适合想象，适合小题大作，适合肆意挥霍刚刚到来的青春岁月。
这样的人生阶 段就好像透明的树脂凝固起来的琥珀，在王安忆的小 说中经久不衰，百观不厌。
于是，一段本该短暂的时 光被无限延长，延长到对生命的另一个阶段产生抗 拒，希望一直沉睡其中不愿醒来。
生命的体验
生命的体验作者：陈庚来源：《散文百家·下旬刊》2014年第04期【摘要】上海作家王安忆自七十年代开始写作以来，一直都是当代文坛上一个值得关注的作家。
她不仅保持着创作上的高产，还一贯坚持着与潮流的距离，并在艺术上不断地突破自己。
通过对其部分文本的解读，试图把握她一些作品的变中之同，以探求在其成长的心路历程中所表达的某一类关注。
【关键词】王安忆；女性；上海“我自以为是一个远离一切文学潮流的作家，其实却得了一切文学潮流的好处。
每一次生死攸关、而又荒诞不经地冲破禁区，都为我的创作开辟了道路，使我一无负担、二无拘束地在往昔的战场上自由自在地活动。
我是一个幸运的孩子，能够在前人或同辈的掩护之下，从容不迫地考虑自己的问题……”——王安忆众所周知，王安忆是新时期众多女作家中多产而善变，异常活跃的佼佼者。
她不断地颠覆自己并勇于创新，在这个佳作不断、新人辈出的年代，王安忆自始至终都能坚持“十几年一贯的严肃文学书写姿态” 。
她的写作是“随着自己的成长而逐渐成熟” [3]的写作，她把写小说称作讲故事，在她看来重要的不仅是故事，更是讲故事的方式。
在一次对话录中，她说：“是谁规定了小说只能这样写而不能那样写？难道不是先有这样那样的小说然后才有了我们关于小说的观念吗？谁能说小说不能用议论的文字写，用抽象叙述的语言写？……其实，小说之所怎么写，标准只有一个，就是‘好’”。
王安忆这段话让我不禁想起米兰·昆德拉曾说过的“小说考察的不是现实，而是存在；而存在不是既成的东西，它是人类可能性的领域，是人可能成为的一切，是人可能做的一切。
小说家通过发现这种或那种人类的可能性，描绘出存在的图形”。
王安忆正是按自己所理解的方式大胆地表达着自己的想法，这在她80年代中后期对文学禁区——性爱文化小说的描写中表现的尤其突出，以“三恋”（《小城之恋》、《荒山之恋》、《锦绣谷之恋》）及《岗上的世纪》在评论界和读者群中掀起轩然大波为代表。
王安忆小说中的物象分析
王安忆小说中的物象分析作者：刘姝来源：《文学教育》 2017年第7期内容摘要：王安忆是一位多产且风格多变的作家，三十年的创作生涯中，不断寻求创新与突破，为读者构建了一个丰富多彩的“心灵世界”。
她在小说中所选取的诸如弄堂、闺阁、爱丽丝公寓、邬桥、淮海路等独具特色的物象与小说中的人物对于精致的物质生活的不懈追求，满怀热情与兴致全身心地去体验和享受日常生活中的衣食住行和器物服饰相互映衬，共同构筑了一个鲜活的、充满生气的“物象世界”。
在王安忆的眼中，这不是一种消极、流于物质层面没有精神追求的生活态度，而是对生命本身的实在的、审美的体验与坚守，是一种坚如磐石却柔韧如丝的生命力量。
关键词：王安忆物象生命意识“意象”一词在诗学范畴中意义内涵极其丰富，它可以被拆分为两个方面——“意”和“象”，意指作家主观的情感与思想，而“象”则是指具体客观的物象，两者结合使原本无感的具体客观事物变成传达情感的充满隐喻和明喻的介质。
刘勰的《文心雕龙·神思》篇中第一次提出了“意象”的概念“然后使玄解之宰，循声律而定墨；烛照之将，窥意象而运斤；此盖驭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
”[1]认为作家的创作其实就像是一位有独到见解的工匠，根据想象来使用工具一样，人与工具合而为一。
这里提到的“意象”是指作者把在生活中获得的丰富的生活经验和独特的感悟赋予到特定事物之中，达到寄情于物的效果，是主观与客观结合的产物。
因而，它不是单纯的客观存在的结果，而是作者的主观感召，参杂着作者的思想情感，意识态度的特定“物象”。
美国批评家韦勒克认为：“意象可以作为一种‘描述’存在，或者也可以作为一种‘隐喻’存在。
”进而在刘勰的基础上又补充了“意象”所具有的另一层含义，即作为客观的“描述”而存在。
这也体现了西方对于“意象”的理解与中国传统文论中对于“意象”的阐释所存在的差异。
一.诗性的物象世界杨义在其《中国叙事学》中指出：“中国诗歌长于意象抒情，它所创造的闪光意象，随时从这种处于文学正宗地位的文体向其他文体渗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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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卷 第2期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Vol 110 No 122009年4月JOURNAL OF BE I HUA UN I V ERSI TY (Social Sciences )Ap r 12009 收稿日期:2008-12-06作者简介:王艳玲(1966-),女,吉林长春人,吉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生;田茫茫(1968-),女,吉林长春人,吉林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王安忆:全知视角下的生命本相王艳玲,田茫茫(吉林大学文学院,吉林长春130012)摘 要:20世纪80年代中期,王安忆大多数作品中,由于叙述人还没有成为充分自觉的独立叙述人,因而,也没有建立起统一确切的视点和角度,小说的视角大多呈现断裂错落的状态。
“我”在引导读者关注这个故事,叙述人“我”虽然是第一人称,但“我”的叙事却是全知全能的。
“我”时时侵入“她”或“他”的内心世界,因此,“我”的视角在某种意义上仍是一个全知视角,已经隐伏了王安忆日后叙事方式转变的萌芽。
关键词:全知视角;叙事方式;人性思考中图分类号:I 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101(2009)02-0076-04在中国当代作家行列中,王安忆无疑是探索性极强的作家之一,她所积累的写作经验为小说艺术提供了许多启示。
她的小说以创作手法的新奇、创作风格的多变吸引了众多研究者的目光。
目前,评论界对王安忆小说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故事题材的选择、叙事方式和创作风格的变化,以及对王安忆作品的总结,将王安忆与张爱玲等作家的写作特色加以比较等。
这些研究使作品细读更加丰富,但同时,也表现出对作品宏观的把握不足。
叙述视角是作家对形式的选择,通过叙述视角所传达的意义的生成,是作家精神理念的显现。
因此,本文从叙事学角度出发,以王安忆小说视角形态为切入点,划分王安忆小说视角的转换以及研究由此表现的意义生成与失落。
一、叙事文学视角表现出来的意义生成叙事学中的视角指的是一部作品或一个文本观察外部世界的特殊眼光和特殊角度,也是作者把自己的体验世界转化为语言叙事世界的基本范式。
小说叙事视角的功能在于可以在一部作品中展开一种区别于其他的独特视境,包括展示新的人生层面,新的对世界的感觉以及新的审美趣味,描写现实的色彩和主体的形态。
它是作者和文本的心灵结合点,亦即作家把自己体验到的现实世界转化为语言叙事世界的基本角度。
因此,叙述视角表现着作家的写作立场,甚至决定着作品的价值取向。
在叙事文学中,叙述者与故事的关系是一种最本质的关系。
叙述者在叙述故事的时候所采用的叙述角度即是视角,视角是小说中极为重要的叙事技巧。
它对于文本意义的阐释,叙述效果的产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小说中,叙述者从不同的视角去看待事件和叙述事件,会产生不同的叙述效果。
一般把小说的叙述视角分为全知外视角和限知内视角。
全知外视角也称“全知全能视角”,或称他者视角,叙述者掌握着所有人物、情节和细节,由他介绍给读者。
王安忆后期的小说大多采用这种视角。
二、全知视角下的人性拷问20世纪80年代中期,王安忆以性爱为主题的系列作品“三恋”(《荒山之恋》、《小城之恋》和《锦绣谷之恋》),以及后来的《岗上的世纪》震惊了文坛,是她创作历程的又一大变化,凝聚了她对人性的更深层次的思考。
王安忆自己曾说:“如果写人不写其性,是不能全面表现人的,也不能写到人的核心。
如果你真是一个严肃的,有深度的作家,性这个问题是无法逃避的。
”[1]这几篇小说对于人性探索的角度各不相同,但也存在着一致性。
王安忆在《纪实与虚构》中说过:“我想人类关系其实充满了装饰性的对称感,这种对称感最为自然的具体体现,大约就是男人与女人的关系,其实这就是我写作男人与女人的故事的初衷。
人们说我是写性爱的作家是大错特错的,说我是女权主义者更是大错特错,女权主义的说法破坏了我力求实现的平衡状态。
这是一条腿走路的方法,和我的方法完全不是一码事。
男人与女人的对位图在我眼里,具有具体关系和抽象关系合一的效果。
他们既是男人与女人或者说性爱,或者说情爱,或者说生殖繁衍的具体关系,他们又是阴阳两气的象征,他们是人类最基本的组成单位,最低元素。
”[2]393这说明了她以“三恋”系列小说为代表的作品的探索角度和追求的意义。
在《荒山之恋》(1986年)之前,王安忆写过另外一篇有关殉情的婚外恋故事《蜀道难》(1984-1985年),小说叙述一男一女搭乘长江中航行的轮船前往殉情目的地,结果男人退缩了,女人消失了。
在小说中,王安忆更关注的是男女两人在画面中形式上的对位图。
正如她所说:“我很注意,他们的身体位置的图案性,———他们形成的画面是对我们人类关系的一种概括,这关系的内涵是:我们和谐地处于一个世界上,各自鼎立一角,保持了世界的平衡,而我们却是处于永远无法融合的两端。
”[2]5她力求在作品中通过具象探索表达抽象意味,这是王安忆最初的尝试,因为刻意和过于抽象,小说失去了自然的形态。
经过进一步探索,她逐渐酝酿成熟的作品就是《荒山之恋》。
王安忆说过,我既要使他们处在现实的表面景象中,又不可使他们丧失对称平衡的本质。
我在我新的故事里为这对男女对位增添的自然图景,是又一个男人和又一个女人,他们分别与那占主导对位的男女形成关系,延伸了他们的对称关系,使这关系的平衡性更加稳定,也更加丰富。
《荒山之恋》的前两章也是采用双线并行交错的手法,分别叙述大提琴手和金谷巷女儿的生活历程。
大提琴手生性懦弱自卑,对妻子有很强的依赖感,金谷巷的女儿则生性泼辣,喜欢与男性周旋,两人由于机缘而相遇。
他们相爱后,在这种爱情中分别找到了自我,但受社会规范和道德的捆束,加上大提琴手的软弱,金谷巷的女儿最终为两人选择了死亡作为结局。
《小城之恋》则是王安忆第一次创作转型的代表作品,可以理解为个人写作的影响性作品,同时也回复着80年代的人性、人道主义思潮深化的要求。
小说从性爱角度对人性的把握,不再局限于社会与人的冲突,而把性爱作为一种文化存在方式,从精神的外在形式———行为,展开对人性本身的思考。
与其他几篇作品明显不同的是,对象主体的人由基本的社会人回到生命本身。
小说主人公“他”与“她”,是小城剧团中练功练成畸形的男女演员,精神世界苍白空乏,却早早进入了生命体的成熟。
生命本能驱使下的性饥渴欲流在体内奔涌,使他们相互期待,坐卧不安,因此,又相互怨愤,由自抑到难以抑制而自虐,以自虐形式显示于对方,以相互折磨满足内心的焦渴,最终又在相互折磨中相互献身。
一切都像果子成熟那么自然,却又是畸形的“蓬勃而疯狂,怪异而真实。
”小说企图通过情欲迷乱中的心态、情态、神态以及难以名状的混沌相这些变态性的扭曲,对性文化这一哲学课题进行思考。
于是,作者不能不注意艺术思考时的两个层次:首先,作家要集中笔力勾画主人公性心态的畸形流变过程。
性心态中理性与非理性、意识与潜意识本来就是难以描述的,作者把人物受性欲煎熬而焦躁不安的心态与相互撕扯折磨又相互依赖亲昵的性发泄表现得淋漓尽致又不失分寸,这是这部小说成功的原因之一。
其次,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在现实中是很难分清的,人性应该是人类进化史上自然力量与文明力量交互作用的结晶,作家思考人的自然属性,就不能不意识到自然属性中所积淀的社会、文化、历史的丰富内容,“他”与“她”所处的文化背景毕竟经历了古老的历史文化积淀,体现在他们身上的生命本能的释放方式却近乎原始状态,因为他们不能摆脱社会观念的束缚。
在小说营造的封闭环境中,文工团团员“他”和“她”互相纠缠,互相折磨,在翻腾的欲望中又时时感受到社会道德规范制约下的无形的罪恶感,在压抑苦闷之中演绎着放纵和沉沦。
最后“他”逃离了,进一步地沉沦,而“她”则在母性中获得升华。
三、“我”俯视下命定结局的展现在《锦绣谷之恋》(1987年)中,探索的角度又转向纯粹精神性方面。
小说讲述了一个对平庸生活感到烦闷的女编辑到庐山开笔会时,与一位男作家之间产生的精神恋爱,这场恋爱仿若锦绣谷的雾,虚无缥缈。
女编辑在想象中进行着恋爱,在恋爱中找到了被平庸生活所掩埋的那个更美好的自我。
但随着笔会的结束,这段恋情无疾而终,一切又回到正常的轨道,这更像一个心灵的游戏。
这一时期,王安忆的叙事技巧日趋成熟。
叙事人称多以第三人称出现,叙述者置身于故事之外,用全知的视角关注着故事中的一切。
叙述者通过自己的全知视角,构筑起一个独一无二的宇宙,他创造了这个宇宙,他在这个宇宙中能够无所不知,无所不晓。
他有着上帝一般神的力量,可以任意对她的男女主人公,对善恶美丑在十分理智的情况下进行道德评判。
他常常清醒地把作品凌驾于作品意蕴之上,进行审视性的关照,所有一切都在叙述者的全知视角下发生。
叙述者用一种权威的态度对人物的性心理、潜意识以及受性欲煎熬焦躁不安的心态作淋漓尽致的描述,表现了一种物质形态的性。
小说的成功,与全知视角的采用不无关系。
值得一提的是,在《锦绣谷之恋》中,第一次出现了与人物并置的小说叙述人,“直接表现画面的,作为叙述者的我,不在作品里面”[3],作品与生活同形同构,多少削弱了作品可能具有的丰富层次和深刻内涵。
《锦绣谷之恋》中叙述人的出现,是王安忆叙述方式和叙述视角的一次大胆尝试。
叙述人“我”进入故事,将自己的叙述意识和操作行为公布于众,“我想说一个故事,一个女人的故事。
初秋的风很凉爽,太阳又清澄,心里且平静。
可以平静地去想一个故事。
我想着,故事也是在一场秋雨之后开始的。
”[4]“她觉得心里一片明净。
可是,她就要有那么点事了。
这路上,大约只有我知道了。
”这个大大方方步入小说中的“我”,导致了叙述行为的分裂、夹杂着时时而来的“事前叙述”(或称“预叙”)。
女主人公的精神恋爱是在“我”注视之下的独白,“我”作为一个旁观叙述者,通过自信的“事前叙述”策略,使“我”的能量得到了扩张,“她”的故事逃不出命定的已知结局,在“我”的注视下确定无疑地向着这个结局行进着。
在这部作品中,叙述人的声音仍很微弱,好像只是一个过场人物,很快就被女主人公取代。
由于叙述人还没有成为充分自觉的独立叙述人,因而,也没有建立起统一确切的视点和角度,这部小说的视角呈现出断裂错落的状态。
“我”在引导读者关注这个故事,叙述人“我”虽然是第一人称,但“我”的叙事却是全知全能的。
“我”时时侵入“她”的内心世界,使“她”的精神世界和心理活动随着故事的发展有层次地展现着。
因此,“我”的视角在某种意义上说仍是一个全知视角,已经隐伏了王安忆日后叙事方式转变的萌芽。
四、视角交错转换阐发的文化和生存的本真20世纪90年代初,王安忆在她的作品中完成了叙事风格的试验。
她在小说中取消了客观全知的视角,而采用多重视角叙述,小说《叔叔的故事》是这种叙事形式的典型代表。
王安忆发表《叔叔的故事》时,正值文坛写实主义兴起,先锋文学呈现颓势之时。
而《叔叔的故事》的叙事却是典型的先锋文学叙事,显然与这一时期的文学背景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