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晚唐咏史诗兴盛的文学史价值_弓亚斌

第6期(总第79期) 2010年11月

山西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ｈａｎｘｉＲａｄｉｏ＆ＴＶ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Ｎｏ.6

Ｎｏｖ.2010

论晚唐咏史诗兴盛的文学史价值

◆弓亚斌

(太原广播电视大学,山西　太原　030002)

摘要:晚唐咏史诗的兴盛是文学史上值得关注的现象,虽然后代诗评家对其评价不高,但从文学发展的脉络看,其在思想和艺术层面都有可取之处,尤其是悲慨的内容、含蓄的议论、俗白的语言、纵横的时空等都令后人不容小觑,这些方面对五代、宋元以后的诗歌及其它文学体式产生过积极的影响。

关键词:悲剧;俗白;含蓄;价值

中图分类号:Ｇ728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1008—8350(2010)06—0073—04

晚唐是唐王朝走向没落的特有乱世,“国家不幸诗家幸”,经济凋敝、宦官专权、穷兵黩武的政治情势催生了晚唐咏史诗的空前繁盛。据有关资料显示,唐以前,咏史诗数量为50余首,盛唐30人创作了147首,中唐68人创作了229首。晚唐共有95人创作了1014首咏史诗,占到唐代咏史诗的70%,创作体式上成功采用七绝、七律、五言、七言歌行等,显示出艺术形式的多样化。晚唐末,胡曾、汪遵、周昙、孙元晏等人专集咏史,大大普及了咏史诗的创作。咏史成就最高的当推李商隐、杜牧、温庭筠等人,还有许多作家如许浑、皮日休、陆龟蒙、吴融、司空图、罗隐、韦庄等,不同流派的诗人形成了晚唐咏史诗异彩纷呈的面貌,占据了辉煌唐代文学的一角。

历来人们多关注盛唐、中唐诗歌,认为晚唐诗歌“格调卑下”,缺乏思想内涵和饱满的艺术价值,然而,从咏史诗自身发展看,经历了盛唐、中唐的诗歌高潮后,晚唐社会的衰败与困顿,逼迫诗人们借咏史来寄托心志、缅怀前朝,针砭时弊,由此形成了晚唐咏史诗的独特价值。本文拟针对晚唐咏史诗兴盛的表现做一剖析,探讨其在文学内部的价值以及其发挥的积极影响。

一、大厦将倾的悲剧美

中国文学历来有“以悲为美”的传统,这种传统在咏史诗中也不例外。经历盛唐巅峰后,晚唐从高处跌落到黑暗

收稿日期:2010—08—13

作者简介:弓亚斌(1973—),女,山西太原人,太原广播电视大学,讲师,硕士。混乱的深渊,诗人们在心灵上遭遇的创痛程度非其他时代可比拟,在亲历离乱漂泊后,他们或蹭蹬科举,或隐遁自给,或醉眠花间,把更多的期望、不满、忧愤置之咏史诗中,弥漫了浓重的感伤情绪。同为乱世,他们的创作继承了魏晋时代文人浓厚的忧患意识,面对繁华已逝、大厦将倾的国家,咏史诗流露出深沉的反思、绝望意识,表现为对个人遭际的伤悼和对国运衰落的反思。

政治的腐败和社会的巨变使晚唐诗人的仕进之路遭受沉重打击,“运涉季世,人未尽才”现象极为突出,大多诗人一生困顿,久困科场,难以实现自己的理想抱负。如罗隐十次参加科举考试而未能及第,遂改名隐;陆龟蒙科考九年才应举人;杜荀鹤则“连败文场”,温庭筠,“数试京兆,不第”。现实挤压之下,怀才不遇的诗人们把目光投向历史上的悲剧人物,如贾谊、屈原等怀才不遇的文士,项羽、诸葛亮等功业未成的末路英雄以及绿珠、息夫人等命运悲哀的女子,在历史中寻找声息相通者,借以宣泄自身的牢骚和不平,表现自我的生存困境。李商隐借《贾生》蕴藉自伤之情,对贾谊满腹才华,得到的重用仅仅在于“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深表同情,对“才非所用”的现象提出批评;他还在《筹笔驿》中慨叹诸葛亮未能统一中原,“管乐有才终不忝,关张无命欲如何”,痛惜有才之人不能实现抱负。温庭筠路过陈琳墓时,作了吊古伤今的咏史诗《过陈琳墓》,全诗以与墓主陈琳对话的方式直抒胸臆,处处以陈琳的霸才有主和自己的霸才无主相对比,“词客有灵应识我,霸才无主始怜君”,深情而沉痛。纪昀评此诗云:“词客指际,霸才自谓,此一联有异代同心之感,实则彼此互文…

纯是自感,非吊陈也。”,可见此诗之咏史怀古,实乃咏怀,诗人仕宦不遇的沉痛不平跃然纸上;诗人另一首《蔡中郎坟》写到:“今日爱才非昔日,莫抛心力作词人”为同时代怀才不遇的人发出深沉哀鸣,与此诗有异曲同工之妙。另外,胡曾因为平民出身,终身未能及第,他带着无限忧愤抨击当时的科举弊端,“翰苑何时休嫁女,文昌早晚罢生儿。上林新桂年年发,不许平人折一枝。”诗人们借咏史表现个人遭际,在时光流逝的叹息中抒怀致慨,充满着对衰世不可挽逆的认定与判断,表现的是一代士人生不逢时的抑郁情怀,传达了一种震撼心灵的悲慨之美。

诗人们见证了唐帝国的由盛而衰,但仍然以自身的政治理想希冀国家能重新振作,因此,他们或以哀叹的形式,或以咏史的方式,或以反思的形式对前朝统治者的荒淫误国进行反思,总结教训,以期警醒当时统治者,更为大胆的是,他们把批判的矛头直指本朝皇帝,深刻反思“国将不国”的原因。隋炀帝、陈后主、北齐后主等是诗人们吟咏、反思的对象。如李商隐《华清宫》、《陈后宫》、《齐宫词》揭露了玄宗、陈后主、北齐后主荒淫无度的生活;杜牧则在《过华清宫》绝句三首中对唐玄宗的宠女色、误国政做了形象的描写,藉此讽喻晚唐统治者;汪遵在《细腰宫》中告诫晚唐国君,昏庸腐败必遭横祸。对晚唐国君政治上的昏庸糊涂,诗人们同样寄寓愤慨,如杜牧《题武关》中“碧溪留我武关东,一笑怀王迹自穷”,对当时国君迷声色、乏远图的现状作了直接的批判,借怀王的昏庸影射晚唐统治者一味姑息藩镇割据而落得悲惨结局的下场。李商隐《吴宫》写到:“龙槛沉沉水殿清,禁门深掩断人声。吴王宴罢满宫醉,日暮水漂花出城”,将视线跟踪在吴宫衙沟中片片飘去的落花上,启发人们对吴国亡国的反思,“吴王宴罢满宫醉”是其昏乱亡国的真实体现。此外,诗人们将自己对历史反思得出的判断、结论也直接写入诗中,“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李商隐《览古》),“帝王若竭生灵力,大业沙崩固不难”(胡曾《阿房宫》),浅易的语言表现了诗人对历史兴衰的反思。晚唐诗人浓重的反思源于中国封建社会整体板块下滑带来的社会心理“倾斜”。盛唐消逝之后,处于末世的晚唐诗人在承受历史重压的同时,又受中华民族传统的使命意识趋使而干预社会,晚唐社会黑暗的沉重,使得作家的使命意识屡为现实所挫,由此产生了对历史的深沉反思,这种反思与拯救灾难的现实是紧紧相连的。

在悲哀与伤悼中,晚唐咏史诗的内涵日趋深厚,在忧患与反思中,咏史诗呈现出一种独有的悲慨之美,成为乱世文学的强音。其后不久,五代文学登台,南唐中主、后主发挥晚唐悲音,写下了文学史上最具亡国之音的词作,可以说,晚唐咏史诗的悲慨对五代文学是起过影响的。

二、蕴藉含蓄的议论美

关于咏史诗的议论,后代的评价观点不一,如明代胡震亨说:“诗人咏史最难,妙在不增一语,而情感自深。若在作史者不到处别生耳目,固自好,然尚是第二义也。”薛雪说:“咏史以不着议论为工,咏物以托物即兴为上;一经刻画,遂落蹊径。”都主张不着议论,于言外得其主旨。但林昌彝则谓:“咏史诗须有议论,须有特识。不泛泛将本人本传平铺直叙,则不虚咏。”明确指出要有议论,要破除平铺直叙式的咏史。朱庭珍说得更加明显:“所谓微词胜于直斥,不着议论,转深于议论也。”肯定议论的妙处。

咏史诗是吟咏历史之作,因此离不开议论。晚唐咏史诗大量发表议论,尤以七绝为盛。清·沈德潜说:“七言绝句,易作难精,盛唐之兴象,中唐之情致,晚唐之议论深有远近,皆可循行。”值得关注的是,他们多采用含蓄的方式,将批判的锋芒巧妙的隐藏起来,秉承儒家温柔敦厚的讽谏风格,把严肃深刻的主题委婉的表达出来,形成一种“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现义远”(《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的艺术效果。杜牧、李商隐、罗隐等人的七绝最有代表性。李商隐《龙池》写到:“龙池赐酒敞云屏,羯鼓声高众乐停。夜半宴归宫漏永,薛王沉醉寿王醒”。诗人用含而不露的手法对唐玄宗霸占儿媳的秽行进行讽刺,比直接的揭露更加耐人寻味。当所有人在宴会中开怀畅饮时,只有寿王一人敢怒不敢言,郁郁回宫,彻夜难眠。吴乔《围炉诗话》评其:“词微而意显,得风人之旨。”《汉宫》有云:“侍臣最有相如渴,不赐金茎露一杯。”讽刺汉武帝求仙,同样不直写其事,而是用司马相如不喝长生酒婉曲表达其义,让读者自言外而得其主旨。《梦泽》则通过经过楚国旧地的游览,对身为玩物、为迎合楚王而葬送青春的宫女深表同情和悲叹,“未知歌舞能多少,虚减宫厨为楚腰”用委婉的方式讽刺宫女的无知与愚昧,后人认为此诗婉曲多讽,不仅仅是讽刺宫女,清代姚培谦说:“普天下揣摩逢世才人,读此同声一哭也。”擅长史论的杜牧也有不少深情蕴藉的咏史七绝,尽管世人都认为他的翻案之作最引人瞩目,但也有含蓄深沉的作品,如《过华清宫绝句三首》:“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新丰绿树起黄埃,数骑渔阳探使回。霓裳一曲千峰上,舞破中原始下来。”“万国笙歌醉太平,倚天楼殿月分明。云中乱拍禄山舞,风过重峦下笑声”。诗中无一字直接批判唐玄宗,但通过对昔日华清宫里唐玄宗与杨贵妃穷奢极欲、醉生梦死的生活描绘,我们可以明显的感到诗人对唐玄宗的荒淫昏愦的辛辣讽刺,又如《题桃花夫人庙》取材历史上的悲剧人物息夫人,绿珠坠楼之举,历代诗人都是赞赏,但杜牧却指出“可怜”,谓绿珠坠楼全节“可怜”也即息夫人求生失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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