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诗经》中战争诗特征的探索

对《诗经》中战争诗特征的探索

内容摘要：《诗经》是中国最古老的一部诗歌总集，收录了从西周初期至春秋中叶约500年间的歌谣，是中国古典诗歌的滥觞。《诗经》包罗万象，记录了远古时期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政权兴衰、劳动生产、祭祀燕飨、婚恋嫁娶等社会现象在《诗经》中都有描述和反映，而对于战争这一社会生活中十分重要的内容亦有不少诗篇加以记录和描写，这些诗篇不仅成为后世研究先秦时期征战历史的宝贵材料，更以其极高的思想价值和极强的艺术感染力而传唱千古。战争是文学作品的重要题材之一。《诗经》作为我们民族的文化宝典 ,其有关战争内容的诗篇所透露的情感特征与体现的军事战略思想倾向 ,有助于人们认识我国古代军事文化的深刻内涵及其特色 ,正确理解我国古代丰富的军事战略思想。对《诗经》中的战争诗的理解是很重要的。探讨研究《诗经》战争诗的内容、当时所反映的时代背景及其对后世的影响，共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学习探讨《诗经》战争诗分类及主要描述内容；第二部分结合具体作品从不同的角度分析《诗经》战争诗所产生的时代背景；第三个部分论述《诗经》战争诗对后世的影响。

关键词：诗经 ?战争诗 ?特征

一、导言

人们对战争诗的认识有一个过程，在开始的时候，大家只知道《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共收入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大约500多年间的诗歌305篇，分风、雅、颂三部分。当我们逐一对《诗经》的了解时才发现，《诗经》的内容各不相同。现我就对《诗经》中战争诗特征谈一点认识。

二、探讨《诗经》战争诗的分类及主要描述内容

战争诗是《诗经》中重要的诗歌类型之一，《诗经》全书共收集诗歌305首，其中战争诗就有30多首。主要反映了西周时期到春秋战国时期的战争主题，以参与战争的士卒将领(包括君王)为表现主体,歌咏、抒写他们在战争生涯中的生活状况和情感体验的诗。从西周到春秋战国，朝代的变迭，总少不了大大小小的战争，而处于战争之中,就势必面临死亡的威胁,就必须考虑和关心生命价值的问题,重点对其中涉及生命价值观的某些表现及其特征等问题进行探讨,根据表现内容和情感倾向上的不同,《诗经》战争诗可以划分为四种类型：（一）、缅怀、赞诵诛锄暴政、建立新朝的“颂歌型”战争诗；（二）、表现天子、诸侯、将帅士卒在平定叛乱、抵御入侵、扶弱抗暴等正义之战的“军歌型”战争诗；（三）、表现战争给士卒将领带来的忧思祸难和常年战争中的哀伤之情的“悲歌型”战争诗；（四）、表达嘲讽、批判之情的“批判型”战争诗。

由于中国古代宗教思想等原因，《诗经》中战争诗的描述大多没有残酷的，鲜血淋淋的战争场面描述，相反，更多的则是中华民族崇尚德义牺牲小我成全大我舍弃精神。自武王讨纣到幽王失国(前11世纪到前771年),西周王朝历时300余年。为了王权的集中，西周王朝采取了家族式、卓越战功能臣式的分封制。随着时间的推移，农业、畜牧业的发展，各诸侯变得逐渐强大，与此同时，西周王室的奢淫和残暴也激起百姓的强烈不满，各诸侯之间开始不满足于自身原有的土

地，各自逐渐向外扩张，西周王朝为了集权的统一，由此开始了西周的年年征战。例如《江汉》：

江汉浮浮，武夫滔滔。

匪安匪游，淮夷来求。

既出我车，既设我旟。

匪安匪舒，淮夷来铺。

江汉汤汤，武夫洸洸。

经营四方，告成于王。

四方既平，王国庶定。

时靡有争，王心载宁。

江汉之浒，王命召虎。

式辟四方，彻我疆土。

匪疚匪棘，王国来极。

于疆于理，至于南海。

就是写在西周时期，周边诸侯骚扰，侵犯时，为了国家的安定而发起的战争。在《诗经》中，大多的战争诗都是描述战争给士兵带来的疾苦和思恋家人的哀伤，但迫于王权的统治压力，不得不参加战争的无奈。通过战争诗的描写，反映出当时士兵和老百姓的无奈、凄凉。其一、自西周建国，不断受到外来侵扰，为了政权的稳定，必须对周边民族进行镇压。北方的戎狄，东南的徐戎、淮夷，南方的荆楚。同期，还有许多类似的作品产生，如：《小雅·采薇》《秦风·无衣》、《大雅·常武》等战争诗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产生的，如《小雅·采薇》是出征戎狄的士兵在归途中所赋。北方戎狄侵犯周朝，士兵为保家卫国而出征。疾呼“靡室靡家，玁狁之故”，说明其所怨恨者是玁狁而非周天子。诗人对侵犯者充满了愤怒，诗篇中洋溢着战胜侵犯者的激越情感，但同时又对久戌不归，久战不休充满厌倦，对自身遭际无限哀伤。其二、对内镇压叛乱。武王灭殷之后，封商纣王的儿子武庚于殷国，并让管叔、蔡叔、霍叔监督武庚。武王死后，周公当政，武庚、管叔和蔡叔及徐国、奄国相继背叛，周公率兵东征。经历了三年的激战，最后平定了叛乱。《豳风·东山》就是在这一时期出现的作品。反映的就是士卒的厌战情绪。出征三年后的士兵，在归家的途中悲喜交加，努力的想象着家乡的景况和回家后的心情。久征不归，现在终于脱下戎装，穿上平民的衣服，再不要行军打仗了。归家途中，触目所见，是战后萧索破败的景象，田园荒芜，土鳖、蜘蛛满屋盘旋，麋鹿游荡，萤火虫闪烁飞动，但这样的景象并不可怕，更令人感到痛苦的，是家中的妻子独守空房，盼望着士兵的归来。遥想当年新婚时，喜气洋洋，热闹美好的情景，久别后的重逢，也许比新婚更加美好这里既有对归家后与亲人团聚的幸福憧憬，也有对前途未卜的担忧，整首诗把现实和诗人的想象、回忆结合在一起，极为细腻地抒写了士兵的兴奋、伤感、欢欣、忧虑等心理活动。由此可以看出，《诗经》中战争诗大多数都是通过对士兵心理活动细腻的描写，

反映出无论是怎样的时代背景、发起战争的原因，他们更多的则是表现出对战争的厌倦和对和平的向往，对人生的哀伤和失望。

三、描述战争作者的不同，论述战争对各自利益主体的作用

自西周周文王到周幽王的王权衰落，再到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制度由奴隶制逐渐演变成封建制，到春秋战国时期，奴隶制最终瓦解，与此同时，宗教思想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文化领域出现了诸子百家学术争鸣之状态。儒、道、墨、法、等各家学术争鸣。到春秋战国时期，战争的一个最主要的话题就是兼并，各诸侯国相互战争，以大并小，以强并弱，在王朝的兴衰变迭过程中,总是伴随着战争。然而，对不同的利益主体，战争的意义对他们是不一样的，统治阶级为了政权的统一，而士兵则是战争的附属品，他们的牺牲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现简要从官方和民间的角度出发，论述他们眼中的战争诗：

《诗经》战争诗主要反映了周王朝时期的战争描述。自周王朝兴起开始，便与毗邻的北方游牧民族经常发生摩擦；终周朝一代，西北戎狄频繁入侵，南方荆蛮间或离叛，山东诸侯亦不时作乱，对中央王朝构成了极为严重的威胁。虽有文、武、成、康盛世威慑戎狄，有周公平叛、穆王伐戎以及宣王中兴，但周幽王还是被犬戎攻杀于骊山之下，强大起来的诸侯国亦时刻觊觎着京畿地区的丰腴土地与统领天下的权威。严峻的边患和无止无休的征伐成为周王朝时期重要的社会主题，战争自然被详述、生动地反映在诗篇中。

首先来看《大雅·常武》、《大雅·江汉》、《大雅·皇矣》及《颂》诗中的一些篇目，辞采华美，气势宏大，这类诗篇多是对统治阶级、上层将领征伐武功的赞美。《大雅·常武》以激昂的文辞夸耀王师的兵强马壮与士气高昂，气势撼人心魄，《大雅·江汉》更是以不吝笔墨、近乎矫情的夸耀直陈功业的辉煌，这种“主旋律” 式的风格体现在许多同类的篇章中，多是对君王、诸侯王、将领平乱讨伐的歌颂。显而易见，这类诗歌更多的是出于政治需要，或出于仕宦之手，或经过史官乐官的润色加工，也由此可以发现，战争对于统治阶层，是建立荣耀与功绩的机会，记录并反映战争的诗歌必定会着力表现国力的强盛、胜利的辉煌、王师的威武与浩大，这便形成了审视战争的官方视角，在此视角统御下的战争诗，呈现出壮丽雄浑的艺术格调，折射出统治阶层的意识形态和审美要求。

而反观保存在《国风》中的一些诗篇，诸如《邶风·击鼓》、《王风·扬之水》、《秦风·小戎》、《豳风·东山》、《豳风·破斧》等，这些诗篇的字里行间则散发着浓郁的离愁别绪与厌战悲苦。且以《邶风·击鼓》为例，这首诗歌产生的时代背景是鲁隐公四年宋、陈、蔡、卫联合伐郑，这场统治阶级间的权谋利益之争给参战的士卒带来了灾难：“不我以归，忧心有忡”，面对国家强加给士卒的战争，“爰居爰处爰丧其马”战士们的心情糟糕到极点，因为他们为之流血牺牲的战争在民众心中毫无意义。厌战与畏死不是因为懦弱，而是战士们心中有家庭、妻子的牵挂，而这种柔情在随时会为不义之战送命的情境下更显温婉凄恻。“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这句流传千古的诗句现在多被用于婚礼祝福，充满了喜乐与温馨，而当面临绝境、生死难料的士兵们在荒凉

的郊外想起新婚时的情景，想起与爱人海誓山盟的这句誓言时，却是那样的苦楚与悲伤！“于嗟阔兮，不我活兮。于嗟洵兮，不我信兮”这近乎歇斯底里的哀号令人寸断肝肠，唏嘘落泪。这类诗篇代表了下层士兵、平民百姓们的呼声，战争对于他们来说，荣耀与胜利毫无意义，而死亡与流离，却能带来致命的打击与难愈的伤痛。这类源自民间的战争诗，多是表达凄恻的相思、幽怨的愤恨与无边无际的怅然与伤感，这便是审视战争的民间立场，以其真挚深厚、感人肺腑的情蕴，呈现出悲伤的情调。

不难理解，战争的胜利是要以无数士兵的牺牲作为代价的，而普通士兵大都来自平民百姓，广大民众对战争的体验无疑是悲苦深重的。正义的抗敌也好，不义之战也罢，战争带给人民的永远是家庭的破碎、亲人的离散和生命的消亡。而作为统治阶层，他们眼中是权威与荣耀，功勋与利益，“一将功成万骨枯”，君王将领更在意丰功伟绩带给自己的流芳百世，无数死难士兵的亡魂只是他们通往成功的阶梯，这两种视角的分歧与对立可见一斑。而且这种对立是恒久的。

四、简要论述《诗经》战争诗风格对后期作品的影响

《诗经》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和深远的影响，《诗经》关注现实，抒发现实生活触发的真情实感，这种创作态度，使其具有强烈深厚的艺术魅力。无论是在形式体裁、语言技巧，还是在艺术形象和表现手法上，都显示出我国最早的诗歌作品在艺术上的巨大成就。《诗经》战争诗表现出的关注现实的热情、强烈的政治和道德意识、被后人概括为“风雅”精神，直接影响了后世诗人的创作。现就《诗经》战争诗中最主要的写作风格进行探讨：

（一）、赋、比、兴的手法

赋、比、兴的运用，既是《诗经》艺术特征的重要标志，也是《诗经》战争诗艺术特征的重要标志，开启了我国古代诗歌创作的基本手法。赋就是铺陈直叙，即诗人把思想感情及其有关的事物平铺直叙地表达出来。比就是比方，以彼物比此物，诗人有本事或情感，借一个事物来作比喻。兴则是触物兴词，客观事物触发了诗人的情感，引起诗人歌唱，所以大多在诗歌的发端。赋、比、兴三种手法，在诗歌创作中，往往交相使用，共同创造了诗歌的艺术形象，抒发了诗人的情感，赋运用得十分广泛普遍，能够很好地叙述事物，抒写感情。

（二）、句式和章法

《诗经》战争诗的句式，以四言为主，四句独立成章，其间杂有二言至八言不等。二节拍的四言句带有很强的节奏感，是构成整齐韵律的基本单位。四字句节奏鲜明而略显短促，重章叠句和双声叠韵读来又显得回环往复，节奏舒卷徐缓。重章叠句的复沓结构，不仅便于围绕同一旋律反复咏唱，而且在意义表达和修辞上，也具有很好的效果。 ?

（三）、雅、颂不同的语言风格

《诗经》战争诗的语言不仅具有音乐美，而且在表意和修辞上也具有很好的效果。当时，汉语已有丰富的词汇和修辞手段，为诗人创作提供了很好的条件。

其中数量丰富的名词，显示出诗人对客观事物有充分的认识。其中某些具体的描绘，表明诗人具体细致的观察力和驾驭语言的能力。

《诗经》所创立的比兴手法，经过后世发展，成了我国古代诗歌独有的民族文化传统。《诗经》中仅作为诗歌起头协调音韵，唤起情绪的兴，在后代诗歌中仍有表现。而大量存在的兼有比义的兴，更为后代诗人所广泛继承，比兴就成了一个固定的词，用来指诗歌的形象思维，或有所寄托的艺术表现形式。《诗经》中触物动情，运用形象思维的比兴，塑造鲜明的艺术形象，构成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对我国诗歌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后世诗歌中的兴象、意境等，对我国诗歌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后世诗歌中的兴象、意境等，都可以在《诗经》里看到萌芽。后代的民歌和模仿民歌的文人作品中，以兴句起头的很多。汉乐府民歌、古诗十九首，以及魏晋时期许多文人的创作中，都不乏其例，这明显是对《诗经》起兴手法的继承。而兴句和所咏之辞融为一体，构成诗的意境，则是《诗经》比兴发展的更高阶段。

参考文献：

①褚斌杰主编的《＜诗经＞与楚辞》［M］

②洪应明主编的《诗经》［Z］

③夏宇全和郭超主编的《诗经》［Z］

④裴金华主编的论《诗经》中战争诗的特征［Z］

⑤徐烨主编的《诗经》中的战争诗［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