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研究综述

曾国藩研究综述

（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康玥琪学号：1043409019）

摘要：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外交家,对于这个对中国有着巨大贡献同时影响着晚清政局变化的历史人物，重温他的重要思想对于继承和发扬中国的优秀文化传统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关键词：曾国藩；外交；学术；太平天国运动

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外交家,同时又是中国儒家文化的集大成者和洋务运动的开山人物。如果对这个人物进行比较全面而深入的研究，我想，也许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上都有有价值的结论。关于曾国藩专题研究的著作已出版不少,见诸报刊的文章也有几百篇之多。为了推动曾国藩研究工作的进一步展开,现将曾国藩研究的主要成果综述如下。

一．曾国藩的总体评价

曾国藩( 1 8 1 1一1 8 7 2 ) , 字伯洲, 号涤生, 湖南湘仑( 今属双峰具) 人。有关曾国藩总体评价问题，仍然是近十余年来学术界争议颇大的问题。

第一种意见认为曾国藩是一个“功大于过”的人物。徐泰来坚持认为：“曾国藩虽有一定的历史罪过，但其历史地位应划在近代进步和爱国人物之中，而且，其重要性，在中国近代历史前六十年里几乎无人可与之相比。”[1]由于曾国藩办洋务，在客观上起了历史作用，即“他所做的一切构成了生产力发展史上的重要一章”，从而，“曾国藩的历史地位，以笔者之管见，应予肯定”。

第二种意见认为他是一个“过大于功”的人物。曾国藩一生干了几件事，“绞杀太平天国与捻军有大罪；晚年办理天津教案，恐洋媚外，草菅人命，有罪；倡导洋务⋯⋯有功。功罪不能相抵，但可以相比。比较下来，曾国藩罪大于功，铁案铸成，他是历史的罪人。”王汉新认为：“曾国藩的言行，表明他实质上是一个信奉唯心主义理学，充当帝国主义、清王朝的走狗，极端残酷地屠杀人民的人。”[2]

历史人物作用于不同时空, 而且内容不同、类别乃至性质也不同的那些活动与事件是无法借用数学座标上的正负值来表示, 无法通过加减计算方法来判断其功过大小的。况且许多历史人物的功与过往往是互相联系着的, 有时还具有某种因果必然性甚至互补性。二．曾国藩的学术思想

对曾国藩，如果撇开镇压太平天国等政治、军事活动，那么，他在中国学术史上应该有一定地位的。,曾国藩的学术思想既带有浓厚的封建伦理道德色彩,又具有强烈的经世致用精神,在中国近代学术史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第一“, 从理到礼”的学术思想。曾国藩虽一生信奉程朱理学,但其理学思想并不囿于程朱理学的“天理人欲”之辨,而是将“理”具体化为“礼”,由“天理”转向“经世之礼”。他认为“礼”是一种“经世之礼”和“治世之术”,即“礼治”。他既表示要“恪守程朱”,又主张确守“仲尼之本旨”,其最终目的就是要将人们的思想控制在“古礼”之中,使人们死心塌地为清王朝卖力。第二,“汉宋兼容”的学术思想。曾国藩认为,“笃守程朱,不废陆王”不失为治学的好办法。在历史上,汉学与宋学曾经是对立的两个学术派别,曾国藩为了维护封建统治的需要,提出了“不废汉学”的主张,要求两派“克己和众”,扫除门户之见,以此融会汉、宋之学。尽管曾国藩兼容汉宋之学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实现政治服务的需要,但这种扫除门户之见的学风在学术上无疑开创了一代新风,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第三,“以文为道”的学术思想。曾国藩在“文”、“道”关系的问题上,提出了“文以载道”的主张,从而强化了“道”的政治性。他将姚鼐的“三门之学”扩充

为“义理、考据、辞章、经济”的四门之学,并认为义理之学最大”。在他看来,义理是躯干,其他三者是躯干上的依附物;而文字是道的载体,因此应将“见道之多寡”作为评价文章优劣的首要政治标准。曾国藩在强调“道”对“文”的决定作用时,也强调“道”与“文”之间的一致性。[3]

三．曾国藩的外交思想

有关论文指出,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具有深远影响的外交人物,学术界对其外交思想的评价也是众说纷纭,褒贬不一。

作为否定论者的代表人物，如董蔡时、方志钦等人，对曾国藩等洋务派对外交涉的基本方针及其具体主张作了全面否定，其具体内容牵涉到曾国藩对外“主和”的总体思想、对英法联军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曾国藩是否出兵“勤王”、曾国藩对借洋兵助剿太平军的态度、对曾国藩处理天津教案的基本方针等问题的评价之上。[4]

与上述观点相对立的论文和著作也有很多。有的专论曾国藩对外交涉的思想和活动，有的则在总论洋务思想和活动中集中论及曾国藩对外交涉的历史作用和地位问题。在总体肯定其具有合理性的同时，重点探寻形成曾氏对外交涉功过是非深层的历史和现实的、思想和文化的、曾氏所处时代环境和自身基本素养等主观和客观等诸多因素所在，其结论显然比以往持妥协与抗争并存的观点深入了一步。

四．有关太平天国运动

曾国藩镇压太平夭国起义军这一人所共知的历史事实是谁也不会否认的, 问题是如何看待这个历史事实同研究和评价曾氏其他言行之间的关系。关于“借洋兵助剿”太平军的问题，不少学者进行了详尽分析考察，重在对曾国藩就这个问题上表现出的前后发展态度的评判。李国俊指出：说曾国藩赞同或力主“借洋兵助剿”太平军，“是缺乏事实根据、违背历史事实和不够实事求是的。”他分析曾氏“坚决反对‘借洋兵助剿’的根本原因”就是“内心深处封建纲常名教观和对清王朝的‘忠信’”。徐泰来在分析中指出：“借夷兵助剿”

的“始作俑者并非曾国藩”。他在奏折中不仅不赞同此议，而且表示坚决反对。正因为曾氏等人的坚决反对，清中央朝廷“最后只得作罢”，整个咸丰朝未能将“借洋兵助剿”之议付诸于实践。“史实明摆着，在借夷兵助剿问题上，不能归咎于曾国藩”。成晓军认为，与曾国藩在整个对外交涉过程中坚持妥协与抗争兼而有之的原则相适应，他对于“华洋会剿”的问题明确表示“会防不会剿”，虽最终不得不服从朝廷的旨意而主张既已借助，就应“至诚相与，虚心相待，不可猜疑”，但在内心深处，曾国藩对于借助洋兵会剿“终不谓然”。[5]此外，还有关于曾国藩理学经世思想、中国传统文化、中西文化观、家庭、教育观、军事思想等研究。但是对曾国藩的历史作用和地位的评价还没有得出比较符合历史事实的结论，还有待加强对曾国藩的研究。

参考文献：

[1]学者笔下的曾国藩[M].长沙：岳麓书社1997.

[2]董蔡时.曾国藩评[M].苏州大学出版社1996.

[3]陈居渊. 略论曾国藩的学术思想[J ] . 求索,1994 .

[4]湖南社会科学1996.

[5]成晓军.近十年来曾国藩研究述评[M].广东惠州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