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后中英贸易仍存在巨大逆差

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后中英贸易仍存在巨大逆差
2011年08月04日凤凰网历史李小庆
1、中外贸易逆差的产生
英国是中国最大的对外贸易国，鸦片战争后，各类英国商品开始源源不断地输往中国，英货对华出口总量急剧增长，其中90%以上是棉织品和毛织品。

但是英国商品并没有预期的市场，在1845-1855年的十年中，英国输华的棉纱由260万磅上升到290万磅，增加不过10%，而棉布则由310万匹下降到200万匹，减少30%以上（柯克：《中国》第166页）。

在贸易中心上海，“1846年的（中国）进口货值即较前一年下降了13%，1847年又继续减少了5.4%，1848年更大幅度地下降了20.1%。

以后虽有回升，但极不稳定，一直到1854年还没有恢复到1845年的水平”（黄苇：《上海开埠初期对外贸易研究》，第43页）
五口通商前，生丝和茶叶是中国主要的出口商品；五口通商后，中国出口品种逐渐增多，如皮革、猪鬃、锡、豆类、籽仁、食油、原棉、草帽辫及其他小手工艺品等，但茶叶和生丝仍旧占据着主导地位，占中国出口总值的75%以上。

自1846至1856年的十年中，英国从中国进口的茶叶和生丝几乎连年递增，茶叶从1846年的46，746千磅递增到1856年的63，278千磅；生丝从20，270包递增到58，551包（严中平：《中国近代经济史》，第358页）
英国从中国进口的丝茶迅速增加，而对华出口却进展缓慢，这就势必造成英国对华贸易的巨大逆差，从1850年到1856年英国对华贸易逆差额逐步扩大，短短的几年中，逆差额从4，274，880磅涨到8，436，072磅，几乎翻了一番（英国蓝皮书：《提交上院的统计》1857年，第2页）。

英国在此期间曾扩大对华鸦片走私，其中1845-1849年中国年平均进口3.9万箱，1850-1854年年平均进口5.35万箱，1855-1859年年平均进口6.85万箱（Papers Relating to the Opium Trade in China，1842-1856，1957年版，第46页），但鸦片的盈利并不足以弥补其对华贸易的巨大逆差，仅生丝一项出口就可将其抵消。

而作为第二大贸易国的美国情况与英国相类似，“对华贸易也有四百万至九百万美元的贸易逆差”（潘序伦：《中美贸易》，第22页。

）
巨额的贸易顺差让西方列强十分不解，拥有如此强大人口的国家为什么消费的制造品“竟不及荷兰的一半，也不及人口稀少的北美或澳大利亚殖民地的一半”（严中平：《两次鸦片战争史料》《经济研究》，1955年，第1-2期）呢？
2、外国资本家过分夸大了中国市场
鸦片战争前，英美对于中国的广阔市场就十分看好，鸦片战争后，英美法通过《南京条约》《望厦条约》《黄埔条约》从中国获得了大量的经济特权，这更令他们欣喜若狂，“一想到和三万万或四万万人进行贸易，大家好像全发了疯似的”。

参加签订中英各项条约的全权代表璞鼎查曾公开向英国纺织品资本家宣称，中国的市场“异常庞大，倾所有兰开夏纺织厂的出产，都不足供给他一省消费之用的”“所有英国兰开夏纺织厂的出品都供应中国一省的制袜的需要，犹恐不足”（班思德：《中国对外贸易史》，第64页）甚至还有人夸大说，在福州，“几乎在每3个人当中，就有一个穿着一些我们的纺织品”（1847年英国蓝皮书：《最近中国各口贸易报道》，第3页）。

与此同时，美国也设想了在中国市场的美好图景，当时的总统泰勒曾向国会宣称“西方国家的产品，在中国方面已有相当销路”“若能将数个连贯该帝国各部分的口岸为过去欧美人士所未曾进入者，予以开放，对美国产品的需求之扩大，必无疑义”（卿汝楫：《美国侵华史》卷1，第51页）。

在这些言论的鼓吹下，资本家疯狂地向中国倾销商品。

在1842-1845年的短短三年里，运到中国的棉纺织品总值由70万磅扩大到170万磅，3年之中，增加了一倍半。

（严中平：《两次鸦片战争史料》《经济研究》，1955年，第1-2期）
但事实上的情况如何呢？英国驻福州领事在1847年的贸易报告中写道“关于英国或其他外国在这个港口进行贸易，目前还看不出任何有希望的前途”。

而在广州、上海等开放口岸，则出现了大量英制品滞销、积压的现象。

美国商品也遇到了同样的尴尬。

1850年美国驻厦门领事说：“这里对棉织品的需要，和在广州、上海一样，长期受到限制”，“大批的美国床单、衬衣布、斜纹布发生积压，卖不出合适的价钱”（达维斯：《美国公文汇编》第一辑，卷20，第20、21页）。

列强对于中国市场的狂热并不符合中国市场的实际需求数量。

“假想市场的美景冲昏了商人的头脑，使他们看不清障碍，……很快地供给就太多了，其结果就产生停滞……商人增多了，商业却萧条了。

1844-45年自英国来货之多，乃贩运太多所致，而非出于需要……最后形成了亏本生意”（严中平：《英国资产阶段纺织利益集团与两次鸦片战争的史料（下）》，《经济研究》，1955年第2期）。

3、中国人的需求与购买力
在自由贸易的影响下，英国人在18世纪曾向欧洲大陆出口了大量的棉布、呢绒等商品，获得了巨额利润。

但是当将这些货物运到中国时，却发现异常难销。

贸易之初，他们认为中国有数万万人口，他们中每一百人只要有一人买一只手表，每十家有一家买一付吃饭的刀叉，其消费量就会超过欧洲各国的总和。

但是当他们送来手表和刀叉时却发现，中国农民日出而耕、日落而归，吃饭用的是筷子。

手表、刀叉根本无人问津。

（柯克：《中国》，第168-169页）而“那些把大批钢琴运来销售的人，发现中国人也不喜欢这种东西，仍喜欢自己的锣鼓”（于素云：《中国近代经济史》，第114页）。

洋商永格乐夫·顾克在总结洋货在中国销售失败的原因时说：“华人之实际需要，洋商尚未加以研究”（姚贤稿：《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
资料》，第513页）。

反之，列强到中国进行贸易，面对众多商品，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有较大的选择余地。

如他们大量食肉，因此选择中国茶叶促进消化。

18世纪以来，东印度公司从中国输入茶叶，平均每年400万两，仅此一项，就能抵销英国输往中国的毛织品、金属品和棉花三种主要商品的总和（杨乃良：《鸦片战争前后农产品对外贸易与中国自然经济的解体》，《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1期）。

如此，焉能不产生贸易逆差？
此外，他们也没有充分考虑中国百姓的经济实力，正如马克思所说“人们过高地估计了天朝百姓的需求和购买力”（《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卷12，第604页）。

鸦片走私、战争赔款及各种封建剥削的增加使得民众的生活极其贫困，就算在廉价的外国机制品也缺乏起码的购买力，更不用说外国商品在价格上高于本国商品了，于是他们只能选择自制的土布。

后来西方列强也不得不承认，认为只有当中国的“农民得到较高的生活水平……到那时我们的纺织品与手工织的土布的竞争才更加有利”（姚贤镐：《外贸史资料》，第1343页）
4、自然经济的抵制
外国商品在中国滞销，到底原因何在？许多学者都对其做过讨论。

马克思认为阻止英国对华出口迅速扩大的最主要障碍“乃是那个依靠着小农业与家庭工业相结合的中国社会经济结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卷13，第601页），持论非常正确。

第一，自然经济最大的特性就是男耕女织，自给自足。

正如外国人所观察到的那样，农民们“自己种棉花，或以自己天地里的生产物交换棉花，自己做成简单的织布机，梳棉、纺纱，全都自己动手……把棉布织成布匹”（《贸易报告》，1869年，宁波，第54页。

），也就是说，除了盐铁等必须品外，并不需要与外人贸易。

第二，除去自给自足的特性外，中国商品在价格上也占有优势。

因为“农业和手工制造业的直接结合而造成了巨大的节约和时间的节省”，即农民可以把所有不能从事田间劳动的时间和劳动都不计成本地投入到手工业劳动之中，他们的手工产品除了原料以外，几无其他成本可言。

而“在大工业产品的价格中，会加进大工业品到处都要经历的流通过程的各种非生产费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卷25，第373页）。

这样，只要进口棉纺织品的价格略高于中国棉花的价格，中国农民的手工织布就有和外国进口棉纺织品进行周旋的余地。

而来到中国的英美棉纺织品，不仅要支付原料和加工生产的成本，而且还要加上关税、运费、保险费等一些列的费用，以及扣除进口商人和中间商人的利润。

在与土布的竞争方面处于明显的劣势地位（严中平：《中国近代经济史》，第336页）1844年，一个长期居住中国的英国人搜集了中国各式各样的土布布样，标上当地的价格送至英国，看是否能按照这样的价格在英国生产出来，得到的答复是：“他们在曼彻斯特不能按同样的价格生产那种布匹，更说不上按照这种价格在中国出卖了”（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资料》，第13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