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解构主义翻译理论对原文与译文关系的阐释

浅析解构主义翻译理论对原文与译文关系的阐释内容摘要：解构主义翻译理论涵盖了一些较为偏激的理论观点，因而争议较大。但是通过对解构主义翻译理论的分析不难发现，解构主义翻译理论重新确定了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地位，肯定了译文的地位和译者的主体性及创造性，并将之与原文和作者相提并论，肯定了译文的文学和社会意义，对处理原文与译文关系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本文基于对各时期解构主义翻译理论家对原文与译文关系的解读，分析解构主义翻译理论在处理原文与译文关系方面的发展进程，进而对解构主义翻译理论有进一步的认识。

关键词：解构主义翻译理论原文译文关系

19世纪60年代，解构主义最早初出现于哲学领域，之后开始影响文学批评，建筑，翻译等社会学科，运用解构主义的思想观点来分析解释翻译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同样也带有了解构主义部分偏激的、不可知的因素，因而遭到了诸多反对。但是，解构主义翻译理论在对原文和译文的关系问题上却是积极的，肯定译文和译者地位，并与原文和作者相提并论，一改传统的翻译理论中把译文和译者当作原文和作者的附属的观点，非常具有现实意义。本文将讨论解构主义精神在翻译理论中的体现，浅析不同时期解构主义翻译理论者对原文和译文关系的阐释。

一.解构主义思想简介

解构主义是当代哲学、文学批评以及其他一些社会科学领域兴起的一种理论，最早出现于哲学领域。德国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

（martin heidegger）在其著作《存有与时间》（being and time）中提出了“毁坏”（destruction）这一概念，对西方传统哲学提出质疑。法国哲学家雅克·德里达（jacque derrida）借鉴了这一概念，融汇了尼采的反传统思想，提出“de construction”的哲学原则。

在德里达看来，自柏拉图以来几千年，西方哲学所固守的信念是形而上学的，其原型将“存在”定为“在场”，通过借助海德格尔的观点，德里达将此称作“在场的形而上学”，就意味着在万物背后都有一个根本原则，一个中心语词，一个支配性的力，一个潜在的神或上帝，这种终极的、真理的、第一性的东西构成了一系列的逻各斯（logos），所有的人和物都拜倒在逻各斯门下，遵循逻各斯的运转逻辑，而逻各斯则是永恒不变，它近似于“神的法律”，背离逻各斯就意味着走向谬误。通俗地说来，就是一种“中心主义”思想，而德里达提出的解构主义这一概念，就是要反对这种称之为“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思想传统。于是，“反中心”，“反权威”就成为解构主义思想的最重要的特点。

1967年，德里达的作品《文字语言学》、《声音与现象》、《书写与差异》相继，标志着解构主义的确立，形成以德里达、罗兰·巴尔特、福科、保尔·德·曼等理论家为核心并互相呼应的解构主义思潮。

简言之，解构主义思想所持的“毁坏”这一观点，就是要打破现有的单元化的秩序。这秩序并不仅仅指社会秩序，除了包括既有

的社会道德秩序、婚姻秩序、伦理道德规范之外，而且还包括个人意识上的秩序，比如创作习惯、接受习惯、思维习惯和人的内心较抽象的文化底蕴积淀形成的无意识的民族性格。于是，人类文化传播载体——语言首当其冲，成为解构主义者挑战的对象。解构主义的核心论点，即社会现象的意义可以做无限的解读和延伸，以及挑战反对权威，为我们提供了另一种眼光，来看待一直以来以原文为中心为权威，译文忠实于原文、唯原文马首是瞻的翻译理论界。

二.解构主义翻译理论及其对原文和译文关系阐述的基本观点

20世纪60年代，解构主义在欧洲文学批评领域兴起，翻译解构主义学派也随之渐渐发展。然而被奉为解构主义翻译理论的开端之作的文献却并不是出现在这一时期。1923年，德国翻译理论家本雅明翻译了法国诗人波德莱尔的作品《巴黎雕像》，他为译文作序言《译者的任务》，文中把译文喻为来生，是最早的解构主义翻译理论的观点。当时却并未引起人们的注意，直到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解构主义翻译理论家重新发现并分析，如德里达在1985年发表的《巴别通天塔》，以及德曼的《关于沃尔特·本雅明的“译者的任务”一文的结论》等著名的解构主义翻译理论文中都对《译者的任务》做了详尽的分析讨论，将其奉之为解构主义翻译理论的奠基之作并把文中的一些观点发扬光大。1992年，美国翻译理论家韦努蒂（lawrence venuti）编撰了翻译论文集《重新思考翻译》，大量涉及了解构主义翻译理论，而另一位美国翻译理论家根茨勒

（e.gentzler）在他1993年的著作《当代翻译理论》中专门用一

章来探讨解构主义翻译思想的形成过程及其实质。翻译理论研究的解构学派如今在欧美国家已悄然形成。

解构主义以消解逻各斯（logos）中心主义为基本观点，根据逻各斯中心主义，原作与译作，原作者与译者是一种二元对立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原作和原作者是中心，而译作与译者处于从属地位，从属于原作和原作者。原作是创造的，领导的，独立的，建设的，主动的，灵活的，阳刚的，翻译则是模仿的，次要的，机械的，阴柔的。因此，传统的翻译理论认为译作是原作的复制品，译者要尽可能地把原作固定不变的意思传达给读者。而解构主义翻译论完全颠覆了这一种二元对立，认为原作与译作之间没有所谓的“中心”和“从属”的关系，认为原作与译作，原作者与译者不是从属关系，他们都是出于同等地位的创作主体，原作与译作，原作者与译者之间没有所谓的“中心”，而原作的意义也不是固定不变的，因此，“译者应该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来寻找原文意义，发掘出能使原文存活的因素，利用语言的转换，使原文得以发展并走向成熟，使译文和原文之间形成一种共生关系，而不是传统理论中的模仿与被模仿的关系”（廖七一，2002）。

在《译者的任务》一文中，本雅明提到了“后起的生命”一说，即“译作也以原作为依据，不过它依据的不是原作的生命，而是原作的来世，翻译总是晚于原作，世界文学的重要作品也从未在问世之际就有选定的译者，因而它们的译本标志着它们生命的延续”（本雅明《作品与画像》，1999）。翻译不可能与原作相等，因为原作通

过翻译已经起了变化，况且，没有蜕变，“后起的生命”也不可能产生。本雅明在《译者的任务》否定了读者主导的观点；译者的任务不至于把意义复制，让读者理解原文。译者要利用语言之间的差异，借外语来颠覆原语的秩序，又把潜藏于原文中，原语无法表达的意念展现出来。本雅明一再谈及“再生”，叶维廉就推而广之，将翻译譬为“异花受精”，“异种繁殖”（叶维廉，1994，p83-84）的过程。

1985年，德里达发表《巴别通天塔》（des tours de babel），运用解构主义的见解谈论翻译。德里达认为，符号（semiotics）本身不存在统一性，能指和所指之间的差距难以弥合，意义在差异中扩张，文本在差异中发展，字词的含义不断地因时空的转移而产生延异（difference）。一个语言符号的意义不是同一的，并且有赖于其他的符号，故而其意义是不确定的，由靠语境来辨别。符号的意义只不过在文本中暂时确定，但是随着空间上的区分和时间上的延搁，意义又不断变化，因此任何符号都没有终极意义。既然语言符号的意义不能最终确定，那么字，词，句，段，篇，章，到整个文本，都是不能最终确定的。基于以上观点，德里达不再把文本视为封闭而完整的系统，而是将其看成开放的，不完整的系统。在翻译中，原文本身并不是完整和统一的，存在多重意思，因此任何对原文的理解和翻译都不能穷尽可能的意义。因而，翻译不可能将原文意义移入译语中，译者的目的也不是再现原文或者传达原文意义，翻译被认为是产生多种意义的过程。翻译不仅在分延和踪迹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