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中国法律解释的哲学智慧(上)

古典中国法律解释的哲学智慧（上）我们知道，在中国古代人的理念中，法律（刑法）总是被列为所谓“道统”之外的存在，是“道统”无法治理国政，从而国家混乱不治时的无奈选择[1].所以，古人坦言：; “刑为盛世所不能废，而亦盛世所不尚。

”[2]; “圣王……立法明刑者，非以为止，救衰乱之起也。

”[3]; “……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商有乱政而作汤刑，周有乱政而作九刑。

三辟之兴，皆叔世也。

”[4]; 尽管如此，中国古人的法律智能、特别是法律解释智能中并非不存在某种哲理意义的思考。

反之，它恰恰是中国独特的哲学智能的产物。

对此，只要人们认真读一读《汉书。

刑法志》，读一读《唐律疏议》、读一读《名公书判清明集》……就不难得出其中结论。

下面笔者将从中西哲学比较的视角探讨古代中国法律解释的独特哲学智能。

; 一、“仁”与“智”：中西哲学的差异？; 要对两类流传千古的伟大文明及其哲学智能用三言两语总结其差异，显然不是本文所能胜任的，也是目前笔者学力所不逮者。

但为了本文分析的方便，在这里提出自己对东西方哲学之差异的基本判断和基本认识，就有一定必要。

; 自从西学东渐以来，可以说中国哲学的发展便自觉地走向了中西哲学对比研究的路数上了。

尽管20世纪以降，专门的中国哲学研究非常发达[5]，同时，专门的西方哲学研究也空前地繁荣[6].但一来这种发达与一定意义上的中西对比不可两分；二来在此之外，专门的东西方对比研究一浪高过一浪，至今依然。

在这种对比研究中，人们对中西哲学的差异在不同视角作出了不一而足的总结，如中国哲学重综合，西方哲学重分析；中国哲学重人文，西方哲学重科学；中国哲学重演绎，西方哲学重归纳；中国哲学重结论，西方哲学重过程；中国哲学重说教，西方哲学重论理；中国哲学重演绎，西方哲学重归纳；中国哲学重内在，西方哲学重外在……在如许多的差异总结中，李大钊的总结大概具有代表性：; “东西文明有根本不同之点，即东洋文明主静西洋文明主动是也。

……一为自然的，一为人为的；一为安息的，一为战争的；一为消极的，一为积极的；一为依赖的，一为独立的；一为苟安的，一为突进的；一为因袭的，一为创造的；一为保守的，一为进步的；一为直觉的，一为理智的；一为空想的，一为体验的；一为艺术的，一为科学的；一为精神的，一为物质的；一为灵的，一为肉的；一为向天的，一为立地的；一为自然支配人间的，一为人间征服自然的。

……”[7] ; 尽管这是在比较东西文化，但我们知道，文化背后的观念基础则是哲学。

因此，也可在一般意义上说这种区别反映了东西方哲学观念的差别。

这一总结，虽然受到了梁漱溟的赞誉[8].但鄙人以为，如果要归纳为一点，则两者最重要的区别为中国哲学更倾向于追求“仁”，西方哲学则更关注于追求“智”[9].; 当然，这种明显宏大的结论可能很易被人们所证伪，因为我们知道，中国也有非常注重智识的学术传统，例如先秦时期的墨家传统，即以重智识而名世，以至有学者直言：一个墨子顶一个古希腊[10].至于中国古代富含哲学意蕴的医学、农学、兵学等，皆以追求智识为所任。

同样，西方哲学绝不仅仅是追求智识一途，其中以柏拉图为代表的学园学派就不首先以智识，而是以德性为其主要追求，至于其后的犹太—基督教哲学传统，更是首先以类似于“仁道”（“神人关系”）的道义精神为主要追求[11].但即使如此，作为中西主流哲学的基本区别，就在于前者尚“仁道”，后者尚“智识”。

爱“仁”和爱“智”乃是中西哲学的基本分界。

; 孔子在颜渊问仁时云：; “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

为人由己，而由人乎哉？”[12]; 孟子则这样阐述仁：; “……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

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

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

”[13]; 苏格拉底云：; “……认识自己的人，知道什么事对于自己合适，并且能够分辨，自己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而且由于做自己所懂得的事就得到了自己所需要的东西，从而繁荣昌盛，不做自己所不懂得的事就不至于犯错误，从而避免祸患。

”[14]; 黑格尔则说：; “真理的王国是哲学最熟习的领域，也是哲学所缔造的，通过哲学的研究，我们是可以分享的。

”[15]; 如上引文表明，古典中国将最高的问题放在对人自身如何化人成仁的解决上，在董仲舒日后所总结的“三纲五常”之“五常”中，“智”不过被列入到第四位，而“仁”则位列第一。

但在西方，哲学的使命就在、或主要在寻求一种人和对象相符合的“真理”，在于寻求人类认识世界、利用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智能。

; 中国古典时代的“仁道”精神，乃是在和“为利”主张相辩驳的过程中产生的。

面对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的局面，墨家顺应之而主张“兼相爱、交相利”；道家逃避之而主张“小国寡民，民至老死不相往来”；儒家反对之而强调“克己复礼”以达“仁”。

虽然，此后中国哲学智能的发展，在官方层面主要接受了以儒家为主的教化理念和思想，但在民间，上述诸学术主张和思潮依然根深蒂固地延续下来。

即使在官方，也不是唯儒家思想和主张是从。

所谓阴法阳儒的事实就典型地说明了此。

; 不过话说回来，自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被确立为官方意识形态以来，古典中国的官方行为，基本上所遵循的是儒家的统治路线。

作为“治之经”的“礼与刑”[16]，更责无旁贷地贯彻和落实着这种官方意识形态。

这样，以“仁道”为追求的学术文化主张就攀升为中国学术文化、意识形态和官方统治的“大传统”，其它学术思想尽管在这一“大传统”中也有所反映，但只是枝节上的，而以“仁道”为追求的儒家文化则是其主干。

从此之后，中国社会、中国法律基本上就被“儒家化”了[17].; 虽然，一个国家的哲学文化绝对不是“大传统”所能涵盖了的，但可以肯定的是：“大传统”和“小传统”相比较，前者对后者具有更大的风化功能。

孟子就曾云：; “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

”[18]; 这不但承认了早在那个时代，“大传统”与“小传统”之两分，而且也表明了作为“大传统”的“夏”对于作为“小传统”的“夷”之必然风化功能。

虽然，孔子强调“失礼，求诸野”，这也说明了“小传统”必然对“大传统”所具有的影响，说明了大、小传统间的双向交流和互动过程，但就其价值而言，“大传统”对“小传统”的汲取，仅仅是礼崩乐坏的一种无可奈何之举，而非“大传统”所乐意做的选择。

一般说来，“大传统”总是主导地风化着“小传统”。

; 强调“大传统”之于“小传统”的主导的风化功能，仍然旨在说明当以“仁道”为核心的儒家文化占据了中国“大传统”之要津的时候，虽然在“小传统”中、甚至同时也在“大传统”中绝对不乏其它学术文化的深刻影响，但儒家的“仁道”文化却在全方位地影响着中国学术文化的格局和哲学的致思趋向，以及由此而立的作为“大传统”的政治制度和作为“小传统”的社会生活。

直到如今，虽然源自西土的尚智风潮业已对中国的学术思维和哲学文化产生了全面的影响，但这依然仅仅是一种现象。

在这现象的背后，我们不难发现“德育第一、智育第二”的教导，发现“有德有才是精品，有德无才是次品，有才无德是毒品，无德无才是废品”的格言；发现“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人才培养要求……可见，“仁道”之精神要旨在今日欧风美雨中绝对不是昨日黄华、云烟散尽。

相反，其仍然顽强地在当代中国文化的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 这种统治理路的经学取向，不仅仅影响着民众的日常生活，而且是哲学思维在“仁道”取向上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

正是在这里，中国哲学转向了反躬自问的学术思路，转向了对人以及和人相关的政治统治的关注。

从而其主要是以“仁”为核心的人生哲学和政治哲学。

其它一切哲学思考，则皆居于其后，只不过是“仁”的附随。

怪不得谭嗣同用一部《仁学》来陈述、总结中国两千年来之政、之学，并以之来开发未来中国学问发展之路。

; 而西方哲学，自从古希腊发韧以来，即强调开发人们认识对象、认识世界的智能。

且不说以强调知识论见长的“智者学派”，即使以强调道德论见长的“学园学派”、“逍遥学派”，也特别关注对寻求知识之逻辑和其它方法的探讨。

在两千多年前，就由亚里士多德完成了彪炳史册的“工具篇”——以详尽论述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哲学方法。

; 我们知道，这种对科学、对知识的渴求精神，在中世纪神学一元论的统治下受到了明显的遏制，从而“爱智”的科学取向成为神学的婢女。

但即使如此，在神学内部西方人仍然顽强地拓展着古希腊的科学精神，而证明上帝第一推动的使命竟阴差阳错地成为近代科学发展和以“智”为特征的哲学得以复兴的契机。

因此，我们不能不说即使在基督教内部，依然存在着为了证明上帝存在而趋向科学、追求真理的“基因”。

; 至于近代以来，西方哲学和文化就基本上全然走向了一种以追求“智”为特征的道路。

因此，导致了工业文明——这种对千古以来依赖于自然对象的农耕文明、游牧文明彻底背叛的知识型文明的出现，事实上，它导致了人在生活方式上由依附于自然到最后征服自然，做自然主人，从而主、客两分的格局。

而在今天，在这种哲学文化的引领下，科学发明昌盛发达到了如此地步：“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 这一切的背后，都有西方人独特的哲学致思方式的影响。

那就是追求“智”的哲学路向的影响。

梁漱溟在对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总结中，把人类的生活态度总结为三途，即积极进取的、安于现状的和消极遁避的。

其中前者以西方文化为代表，中者以中国文化为代表，而后者以印度文化为代表[19]，于是，他认东方文化是艺术的，而西方文化是科学的。

对西方文化的具体总结，他得出了三点意见：; “（一）征服自然之异采西方文化之物质生活方面现出征服自然之采色，不就是对于自然向前奋斗的态度吗？所谓灿烂的物质文明，不是对于环境要求改造的结果吗？; （二）科学方法的异采科学方法要变更现状，打碎、分析来观察；不又是向前面下手克服对面的东西的态度吗？科学精神于种种观念、信仰之怀疑而打破扫荡，不是锐利迈往的结果吗？; （三）德谟克拉西的异采德谟克拉西不是对于种种威权势力反抗奋斗争持出来的吗？这不是由于人们对人们持向前要求的态度吗？; 这西方化为向前的路向真是明显的很…‘西方化是以意欲向前要求为根本精神的。

’“[20]; 梁氏的这一结论，几乎得到了学界的普遍尊重。

尽管我们再要较真的时候还会发现其中一些问题，但他对西方文化及其哲学更多地趋向于对自然的征服和对科学的求取，与笔者在这里所言西方哲学强调“智”的追求相去不远。

; 之所以强调东西方哲学文化的上述差异，乃是要进一步说明，在古代中国及其哲学观念下的中国人，在法律生活中的基本态度。

换言之，是要说明中国古代法律生活中所反映、表达出来的哲学理念和哲学态度——如果哲学就蕴藏在人们的生活中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