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强：历史地、全面地研究新自由主义

李强：历史地、全面地研究新自由主义
——专访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李强教授
[编者按]近几年,新自由主义成为学术界讨论的热点,对于新自由主义在自由主义的发展历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它为何在二战后能够大兴其道?新自由主义是否是一种普世化的发展理论?对于新自由主义是否造成了前苏联和东欧地区的经济失败,是否是导致拉美经济陷入停滞的罪魁祸首?目前学术界意见还不一致。

为此,《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记者特地就这些问题采访了英国伦敦大学政治学博士、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李强教授。

多年来,李强教授一直致力于对西方政治思潮特别是自由主义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李强▲记者庄俊举
一
▲谈及新自由主义,英文有两种说法,一是newliberalism,另一个是neoliberalism，在汉语中我们都译为新自由主义。

那么,这两种新自由主义有何区别呢?
●在讨论新自由主义之前,我觉得应先从理论和历史的角度对自由主义进行梳理。

我在《自由主义》一书中对自由主义的概念从四个方面进行了阐述: 第一,各种形式的自由主义一般都共享某些哲学基础。

自由主义产生伊始,就没有将自己的视角局限于具体的政治、经济、社会问题,而是试图发展出一套关于个人、国家、社会的基本理论。

这些理论构成自由主义哲学的基本内容。

从霍布斯、洛克到罗尔斯,自由主义在很大程度上一直坚持个人主义立场,坚持个人至上的观点。

他们往往强调个人的价值和权利,强调个人由于其天生禀赋或潜能而具有某种超越万物的价值,强调个人应该得到最高的尊重,应该享有某些基本权利。

他们强调社会的法律、政治、经济原则是这一基本道德原则的贯彻和实现。

他们大都或多或少将社会视为个人的联合体,而不是有机的共同体。

第二,在现实社会政治中,自由主义最初的表现方式是政治自由主义(politicalliberalism)。

早期的自由主义者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反对绝对专制主义,争取个人的政治权利,争取宪政政府。

从洛克、贡斯当到密尔的理论大致反映了自由主义在这方面的诉求。

到19世纪中期,欧洲的主要国家和美国大致完成了这方面的任务,建立了宪政政府,对个人的基本权利有了法律上的保障。

而且,人民逐步享有了选举与参与的权利、选择政府的权利。

代议制民主在西方主要国家建立并得到巩固。

政治自由主义强调以个人自由为基本出发点,以宪政和法制的方式对政府进行限制,逐步地在自由主义的框架内容纳了对代议制民主的诉求。

因此,政治自由主义的核心是个人的、自由的、宪政的和代议制民主。

第三,随着自由主义在政治上的主导地位的确立,自由主义关注的重点转向经济自由主义。

大约从苏格兰启蒙运动时期起,即从18世纪起,随着英国经济向全球的扩张,自由主义者开始关注经济活动的方式,关注政府应该以何种方式介入经济活动,经济自由主义的理论开始形成。

当然,理论的发展往往很难有一个绝对的起点和终点。

如果追溯经济自由主义渊源的话,洛克的财产权理论当然是经济自由主义发展过程中的重要里程碑。

但经济自由主义作为一套系统的理论是从苏格兰
启蒙运动时期开始的,特别是从亚当·斯密开始的。

之后,英国的功利主义者与曼彻斯特学派进一步发展了经济自由主义,并将经济自由主义转变为英国的经济政策。

这种经济个人主义的核心内涵是对经济与财产权的强调。

它强调经济个人主义与自由企业制度,坚持个人应该有生产与消费的权利,有缔结契约的权利,有通过市场经济购买或售卖的权利,有以自己的方式满足自己愿望的权利,有支配自己的财产与劳动的权利。

它的基石是私有财产、市场经济以及国家较少对经济的干预与控制。

一些人将这种经济自由主义的学说称作古典自由主义。

第四,从19世纪中后期起,经济自由主义所带来的社会问题日益尖锐,自由主义开始关注社会问题。

对19世纪尖锐的社会矛盾,马克思主义有很好的分析。

在英国产业革命时期,劳资关系紧张,工人的待遇非常恶劣,贫富差距悬殊,放任主义所产生的社会问题开始凸显。

由此,马克思主义等左翼社会思潮开始兴起。

与此同时,自由主义内部也开始进行反思,这就产生了新自由主义,即我们通常所说的newliberalism,也称作牛津唯心主义学派,其代表人物有托马斯·希尔·格林、霍布豪斯、霍布森和鲍桑葵等。

严格地讲,经济自由主义到新自由主义的转化从密尔就已经开始了。

其主要理论受黑格尔主义较大影响,强调国家应该在经济和社会生活中扮演更加积极的角色。

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国家应该干预经济,保障公共利益;二是国家在社会福利方面提供更加充分的保障,保证社会公正。

这些理论的提出,对西方的影响很大。

体现在现实政治上,以英国为例,从19世纪后期开始,一系列社会福利政策开始确立,英国的许多社会福利政策都是在自由主义者执政时期开始制定的,而不是像我们一般认为的那样是由后来的工党政府制定的。

在美国,自由主义的发展经历了和英国相似的路径。

从19世纪早期到20世纪初,经济自由主义一直主导着经济政策。

但是,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引发了对经济自由主义的挑战,以凯恩斯为代表的经济理论开始占据主导地位。

就理论实质而言,凯恩斯主义与以格林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是一脉相承的。

在哲学上,凯恩斯受到格林学派的影响,认为国家应在经济生活中发挥积极作用,避免自由市场产生的弊端,从而保证经济的正常运行;再者,国家应当实行社会福利政策,保证一定程度的社会公正。

凯恩斯理论成为二战期间罗斯福新政的主要理论支柱,也成为二战之后相当一段时间内经济理论与经济政策的主流。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自由主义再度复兴,而且批判的矛头直指凯恩斯的干预主义经济学。

这种经济自由主义,哈耶克称之为古典自由主义,而最近二三十年的批判者则称之为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以区别于格林时代的newliberalism。

neo本身有“复古”之意,它所体现的新自由主义的内涵主要是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复兴。

正如国内许多学者已经谈到的那样,新自由主义主要是经济理论,其主要流派包括现代货币学派、供给学派、理性预期学派、伦敦学派等。

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新自由主义主要还是书斋里的学问,对现实政治经济影响甚微。

但是,到了70年代中期,由于西方遭遇了二战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传统的凯恩斯主义对经济危机无能为力,新自由主义开始被接受为国家经济纲领。

20世纪70年代末英国撒切尔政府上台,1980年美国里根上台,明确将新自由主义作为经济纲领。

而且,在美国,应该说从卡特政府后期到克林顿政府,其经济政策的基调一直是新自由主义的。

其后,在欧洲诸多国家,从德国开始,一个接一个国家放弃了传统的凯恩斯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政策,接受或部分接受新自由主义政策。

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新自由主义在前苏联和东欧地区广泛传播。

此
外,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一些拉美国家也先后进行过以新自由主义为内涵的改革。

现在,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新自由主义已经成为世界范围内最有影响的模式。

▲新自由主义为什么在二战后能够大兴其道,并且能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扩张呢?
●确实,在最近三十年中,新自由主义成功地挑战了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模式,重挫了欧洲的社会民主主义模式。

加上苏联的解体,苏联模式失去吸引力,新自由主义便一跃从书斋中的几人无人问津的学说发展为占主导地位的学说。

新自由主义的崛起首先与凯恩斯主义失灵有关。

20世纪7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经历了二战后经济发展的黄金期之后,遭遇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发展停滞,通货膨胀。

在传统上,这种经济危机一般被解释为资本主义的根本危机。

很长时期以来,在西方主流理论界,似乎只存在两种选择模式,即凯恩斯主义式的合作资本主义与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

但是,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新自由主义成功地将另一种新模式引入讨论,即新自由主义模式。

最早举起新自由主义大旗的新货币主义、奥地利学派等试图证明,西方经济的危机是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造成的。

新自由主义最重要的贡献是看到国家干预是有成本的。

国家干预不仅可能造成市场失灵,而且会产生寻租行为。

新自由主义的逻辑首先在英美国家被接受,英国的撒切尔主义、美国的里根主义率先将新自由主义从理论变为现实政策。

在英美成功地挑战了凯恩斯主义后,新自由主义很快就对欧洲的社会民主主义构成挑战。

这里,全球化所造成的世界范围内的经济竞争起了关键的作用。

《美国社会学研究》2002年11月号上有一篇研究新自由主义在智利、法国、墨西哥、英国兴起的文章。

文章的中心论点是,全球化的压力使得这些国家采取了向新自由主义转型的政策。

文章对法国放弃社会民主主义并向新自由主义转型的描述很有趣。

转型的根本动力在于提高在国际经济秩序中的竞争力。

不过,直到20世纪80年代,新自由主义的影响还是有限的。

当时的流行信念是英美的新自由主义模式无法抗衡日本、德国的强国家模式,不少人预言日本会在不久的将来超越美国。

20世纪90年代是新自由主义模式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年代。

日本经济经历了长期的停滞与衰退,德国经济经历了巨大的困难,亚洲经济遭遇困境,而与此同时,美国经济相对而言发展迅速。

从1990—1998年,美国的经济增长了26%,而欧洲同期的增长是17%,日本的增长只是7%。

当然,还应提及的是苏联的解体与苏联模式退出历史舞台,新自由主义似乎成为前苏联与东欧国家的惟一的选择,这也在客观上强化了新自由主义的影响。

如果分析新自由主义兴起及逐步占据主导地位的经历,那么很显然,全球化的加速以及全球经济政治竞争无疑是新自由主义模式大行其道的重要原因。

新自由主义政策的目标是提高效率,提高竞争力。

提高效率是在全球经济竞争中制胜的法宝。

说起来这种模式实在很难令人向往,将人类社会的目标化约为效率、竞争力,实在是将人生目标大大缩小了。

但是,不幸的是,客观现实是全球化,是国家之间的经济与政治竞争。

竞争的压力使得几乎所有国家不得不将效率置于首位,新自由主义的崛起适应了这种需要。

现在看来,马克思、恩格斯设想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是非常了不起的创见。

如果在全球范围内没有国家之间的竞争,没有弱肉强食,那么,一味追求经济扩张显然不合理性,社会的发展应该关注多重目标,如注意环境问题、教育问题、犯罪问题,关注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等。

但是,不幸的是,世界秩序的基本格局不依某个国
家,尤其是较落后国家的愿望为转移。

在全球化环境下,在全球激烈的经济与政治竞争中,发展速度成为一个国家生死存亡的关键问题,这就使得效率问题成为社会、政治、经济政策的首要问题。

▲前美国总统克林顿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前世界银行副行长斯蒂格利茨将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所嬗变的华盛顿共识解释为“三化”:政府的角色最小化;快速的私有化;快速的自由化。

我们是否可以这么说,西方国家所进行的新自由主义的实践基本都是这一模式?
●我想这“三化”确实简要地概括了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主要诉求。

不过,为了避免对新自由主义作过分简单化的理解,有必要将新自由主义与其他几种发展理论进行比较。

关于发展问题有三种主要理论。

第一,新自由主义;第二,国家主义;第三,依附理论。

新自由主义并不完全反对国家,但是,它仅仅接受国家在提供基础性设施方面的功能,如法律、安全。

新自由主义继承了古典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模式,对这一理论的经典表述是亚当·斯密。

斯密在《国富论》中专门论述了国家必须履行的若干职能。

其中包括:第一,国防的职能,保护本国社会安全,使之不受其他独立社会的暴行与侵略。

第二,司法职能,保护人民,不使社会中任何人受其他人的欺侮或压迫,换言之,就是设立一个严正的司法行政机构。

第三,建立并维持某些公共机关和公共工程。

这类机关和工程,对于一个大社会当然是有很大利益的,但就其性质说,设由个人或少数人办理,那所得利润决不能偿其所费。

所以这种事业,不能期望个人或少数人出来创办或维持。

从理论角度讲,新自由主义也不会排除最低限度的社会公正。

比新自由主义更进一步的模式就是国家主义的模式。

国家主义认为,有些公共利益不可能通过市场的方式实现,因为每个人追求的个人利益不同,国家应该有更强的经济职能,特别在制定工业政策、行业政策,甚至扶植特定部门或企业方面发挥积极作用;此外,在竞争政策方面(competitionpolicy),要求国家更多的干预。

这两派其实有一些共同点, 它们都是在西方自由主义这个大传统下思考发展模式,基本不触动自由资本主义的框架,基本接受有限政府这个前提,都将政府的职能限定在提供公共物品方面。

不过,二者对公共物品的界定显然有很大差别。

新自由主义只接受政府的基本公共物品,而国家主义则希望政府在发展中扮演更积极的角色。

依我看,新自由主义与国家主义的主张各有其内在价值,也都有其理论困难。

新自由主义第一次从经济学角度研究国家问题。

以前,经济学几乎不关心国家问题,国家是一个黑箱,只要需要就诉诸国家。

许多经济学家鼓吹国家干预的意义,似乎国家永远公正,国家干预不需要任何成本,是免费的午餐。

新自由主义的寻租理论、公共选择理论等证明,国家可能成为少数人或个人追求自己利益的工具,国家并不可能代表公共利益或意志。

这种主张对于打破国家神话是有意义的。

但是,新自由主义对于国家的解释完全是建立在方法论个人主义之上的。

按照新自由主义的逻辑,每个人都追求自己的利益,国家不包含任何公共性。

这种说法显然有失偏颇。

事实上,国家可能有公共性。

第一,从方法论个人主义的逻辑看,在特定时期,个人利益依赖于整个国家的安全,人们可能为了个人利益而追求国家利益。

第二,更何况,方法论个人主义并不能解释人的所有行为。

人性事实上具有双重甚至多重特征。

人一方面追求利益,另一方面追求黑格尔所说的“承认”(recognition)。

由于追求承认,希望得到公众的承认,政治家、公务员完全可能以追
求公共利益为目标。

古今中外这方面的例子是相当丰富的。

在新自由主义与国家主义之外,还应提及依附理论。

依附理论的主要贡献是将传统的阶级剥削理论应用到分析世界秩序,描绘出一个不平等的世界秩序。

在这一秩序中,一些国家主导,另一些国家无法摆脱这一秩序。

一些国家的贫困构成另一些国家富裕的前提条件,反之亦然,少数国家的富裕构成多数国家贫穷的原因。

依附理论在描述、揭露一个不平等的国际秩序,呼唤建立新型国际秩序方面显然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但是,对于一个特定的国家而言,譬如对于中国而言,这一理论无法帮助我们构建一套发展战略、发展政策。

如果我们沉湎于这种理论,我们就会无休止地抱怨世界秩序的不公正,抱怨历史对我们的不公平。

这些抱怨无法帮助我们的发展,从长远讲,也无法帮助我们改变不公平的国际秩序。

▲近20多年来,新自由主义在有些国家取得了成功,如美国、爱尔兰、澳大利亚、加拿大、英国等国。

但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新自由主义在前苏联和东欧地区的失败。

有学者认为,体现了新自由主义内涵的“华盛顿共识”的意义并不是现代人所期待的那种“公共理性”或人类公共性,而是一国政治意志的普世化,是美国的一种“软战争”战略,是美国政府出于自身利益的需要来谋划的。

美英在其所倡导的这套规范化政策的药方中,有意识地总结了市场经济运行的长期历史经验,系统发掘了爆发经济危机灾难时期的教训,集中了最具破坏性的各种经济政策的组合。

其真实目的乃是为了释放难以驯服的市场盲目力量,重演自由放任资本主义时代的悲剧,人为制造频繁爆发的金融经济危机,锻造威力巨大的隐蔽经济战暗器,攻击威胁其全球霸权的国际竞争对手。

那么,新自由主义是否是造成前苏联和东欧地区经济灾难的罪魁祸首呢?
●对于新自由主义在前苏联的失败,我想不能简单地归之于新自由主义。

前苏联的改革路径即使用新自由主义的标准来看,也是相当有问题的。

上面提到,新自由主义并不完全反对国家,它接受国家在提供基础性设施(infrastructure)方面的功能,如法律、安全。

读过新自由主义理论家布坎南《自由的限制》一书的人都会注意到新自由主义的一个基本逻辑: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转需要一种健全的法律制度来保障,需要强有力的现代国家提供法律制度。

我在一些文章中曾将现代国家原则称作新自由主义隐蔽的主题(hiddenagenda)。

或者,借用霍尔姆斯的话来说,它们是自由主义埋在土壤下面的(theundersoil)原则。

新自由主义这一隐含主题,在西方是老生常谈。

西方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在进行经济社会政策争论时,都将这一隐含主题作为“预设前提”。

一种文化在接受、移植在另一种文化与社会条件下发展出来的政治理论时,不仅要看到这些理论公开昭示的原则,而且还得分析这些理论产生的背景,揭示这些理论隐蔽的主题。

往往有这样的情况,一些预设在某种文化与社会中、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是不言而喻、无需讨论的因素,但在另一种文化与社会背景下却全然不存在。

在这种情形下,如果生搬硬套特定背景下出现的理论,而不去同时创造实施这些理论的背景与条件,就会产生意想不到的消极后果。

前苏联政治家与西方自由主义顾问们在为前苏联设计改革方案时,罔顾市场经济与市民社会发展所需要的政治与法律环境,天真地认为只要消除国家控制和干预就会自然而然地导致健全的市场经济,结果却使前苏联的改革弊端丛生。

苏联政治家和学者忽视了新自由主义运行的环境和机制。

西方的学者、经济学家也只是过了若干年后,才了解了苏联制度的复杂性。

前苏联改革并不能证明新自由主义取向的改革的失败,但它确实表明在那些缺乏自由主义政治、经济政策背景条件的社会中,径直引进自由主义是窒碍难行的。

我在此并非批评英美新自由主义者的疏忽。

任何理论的产生都与特定的社会需要有关。

英美新自由主义者对这些问题的忽视更多地反映了其特定社会的情况,而并非意味着理论上的无知。

大家在讨论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时,都有暗含的共识,即进行新自由主义的实践必须有比较完备的法律和制度的保障。

二
▲20世纪90年代,拉美各国因推行新自由主义获得了迅速的经济增长,但收入不平等现象大量增加,民众受到的排斥日益增多,社会保障不断削减。

巴西于2000年爆发金融危机,而阿根廷于2001年爆发了经济危机。

那么,您是如何看待新自由主义在拉美地区的实践呢?
●新自由主义在拉美的成功与失败的原因比较复杂。

除了以华盛顿共识为主要标识的新自由主义的影响外,我认为民粹主义(populism)对拉美的影响也值得我们分析和研究。

民粹主义最初出现在19世纪下半叶,几乎在北美和东欧同时兴起。

19世纪末,美国西南部农民试图控制当地政府的激进主义行为、俄国知识分子和东欧农民对平均地权的强烈要求被认为是第一代民粹主义。

而20世纪60)70年代拉丁美洲的庇隆和阿连德等人领导的民族复兴运动则被视为第二代民粹主义复兴的象征。

民粹主义诉诸直接民主,强调全体群众的普遍参与,把“全体人民”当作所有行为的惟一合法性源泉。

这要求在全社会实行一种广泛的政治动员,把全体平民无一例外地纳入统一的政治过程中。

20世纪60-70年代阿根廷、智利和巴西等南美洲在庇隆、阿连德和瓦家斯等人的领导下,推行旨在实现经济现代化的社会改革。

民粹主义特征比较强调人民大众选举的至高无上性,拒斥政治结构中任何政治精英的成分,完全以大众的利益为依归。

为了取得普通大众的最大支持,政治领袖们向下层阶级许下种种难以兑现的诺言,无限制地扩大政府开支,开出许多空头支票,解决社会福利问题。

当民粹主义领袖将其政治主张扩展到经济领域时,民粹主义政治便转为民粹主义经济,或者称作“经济民粹主义”(EconomicPopulism)。

经济民粹主义意味着一整套经济政策,旨在调动有组织的劳工、中下阶级和内销商人的政治支持。

典型的政策是通过预算赤字来刺激国内需求,通过价格控制增加名义工资以影响收入的再分配,调节汇率以降低通货膨胀。

民粹主义政策能带来近期经济利益。

实施民粹主义的经济政策后,在特殊情况下,一些重要的宏观经济指标如经济增长率、通货膨胀和实际工资在短期内能戏剧性地得以改善。

而且这些短期的经济利益所潜藏的危险要到后来才会被人们发现。

例如,要过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后,才会发生预算和收支情况的恶化以及国际储备的枯竭等。

拉美长期为民粹主义所困扰,这也是拉美政治缺乏稳定性的原因。

良好的政治家必须考虑国家的长远利益,不应仅仅考虑民众的当前利益。

拉美的精英引入了新自由主义,但拉美的新自由主义受制于民粹主义这个大环境。

拉美的失败除了新自由主义外,民粹主义也起了很大的作用。

成熟的民主制都抵制民粹主义。

以民粹主义所热衷的公民投票为例,英国在历史上只有一次公民投票,目的是决定加入欧盟问题,而美国联邦政府从未有公民投票。

英美成熟民主制是一种共和主义的政体,这种共和主义政体容纳了大众民主参与的成分,容纳了稳定的文官制度或其他精英统治,容纳了领导型的政治家。

这三个方面结合的政体能够比较平衡地协调长远发展和近期利益之间的关系,比较平衡地考虑国家经济发展的实质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