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作为一个在中国近代翻译史上影响巨大的翻译家

梁启超作为一个在中国近代翻译史上影响巨大的翻译家，近年来越来越引起学者的关注，涌现了大批的研究成果，有学者借用当代译学理论来阐释梁启超的翻译思想和实践；也有学者从政治文化角度来研究政治文化对晚清翻译活动包括梁启超的翻译活动的影响。

但从“翻译的政治”这一命题、视域和维度对梁启超进行研究的文章却不多见。

本文旨在对梁启超翻译活动、思想和实践加以阐释，重新审视这位“鸿儒”的翻译主张及其目的，解读他在中国翻译史上的巨大贡献。

一、梁启超翻译的时代背景
1840年鸦片战争标志着中国近代史的开端，而战争的失败，使得国人在痛苦和屈辱中深刻反思，并逐渐觉醒，同时认识到向西方学习的必要性。

魏源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应对策略。

当时的译书机构把大量有关工程技术、军事武备和自然科学类的西方著作介绍到中国。

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把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摆在每个人的面前。

梁启超慧眼独具，看中了翻译这一高效的工具，把兴西学与译西籍作为维新变法之重，救国之道。

他把译书的重要性和强国的政治思想结合起来，认为“译书为强国第一义”。

1896年，梁启超撰写了著名的《西学书目表》，反复强调翻译西书之急，认为国家存亡兴衰之关键在于输入西学；还列举出当时急需翻译的300多种书籍。

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客居日本，他的政治抱负没有因“戊戌六君子”的喋血而改变，而是以更新、更有力的形式付诸行动，积极探寻救国救民之路。

日本的所见所闻，使他摆脱了“经世致用”思潮的影响和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学自我优越感”的限制，放眼世界，开始通过翻译和办报等方式，系统介绍西方资产阶级学说思想。

他是提倡翻译政治小说的第一人，为推动社会进步，改造社会思想，从而为迎来清末文学翻译的高潮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二、梁启超翻译的政治目的
德国学者汉斯?弗米尔的功能学派翻译理论认为：“翻译是一种行动，而行动皆有目的，所以翻译要受目的制约；译文好不好，视乎能否达到预定的目的”。

梁启超在日本流亡期间依然把翻译作为实现其政治抱负的有力武器，以译介西方文学作品——尤其是政治小说来引进西方的启蒙思想，抨击朝政，改造社会。

他通过阅读日本书籍，吸收了大量的西方思想，尤其是一些激进的民主主义思想，其翻译思想发生了巨大变化，深刻认识到了中国政治改革的失败在于民智不开，并将思想动员的主要对象明确定位于下层社会，提出“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的口号，同时身先士卒，开始系统译介西方资产阶级学说思想，“举西东文明大国国权民权之说，输入于中国，以为新民倡，以为中国光”。

他还用心良苦地择其重要人物以述其学——利用《清议报》和《新民丛报》系统大量地介绍了西方大思想家、哲学家及其学说：如《卢梭学案》、《亚里士多德之政治学说》、《近世第一大哲康德之学说》等。

同时，梁启超认定小说是开启民智的有效途径，著《译印政治小说序》，首倡“小说界革命”，竭力宣传外国小说对开启民智、增强国家观念的重要作用，1902年，他撰写了《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认为“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

他还把翻译印政治小说作为《清议报》的六项主要内容之一，亲自译了日本作家柴四郎的《佳人奇遇》，并以政治小说的名义在《清议报》上连载。

接着《清议报》又连载了他译的日本作家矢野龙溪的《经国美谈》。

据说这两部小说曾对推动日本变法、启迪日本民智起了重要的作用。

梁启超译的《十五小豪杰》的前几回，发表于《新民丛报》，其目的在于“吸取西方思想中的民主精华，来培养、铸造我国青少年的新国民的品格”；他还译过《世界末日记》和《俄皇宫中之人鬼》两个短篇小说，以此来映射封建君主专制政体的黑暗。

梁启超躬身翻译一些带有政治色彩的小说和诗歌，直接参与社会政治斗争。

他翻译活动的最大特点是“政治为先，应时而变”——其中的“变”不仅表现在翻译兴趣方面，还表现在翻译特色和具体主张上。

另外，他翻译活动中的爱国救国的本质——远大的政治抱负是始终如一的。

也正是这一点，使他能够审时度势地改变翻译的兴趣和策略，达到服务于政治之目的。

三、梁启超翻译的策略——政治为先，应时而变根据功能学派理论，翻译是有一定目的的，译者在翻译某一作品时所持有的目的和意图是翻译批评者所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而译者可依据自己的翻译目的来决定采取哪种翻译行动，即直译、意译还是编译，不用盲目忠实于原文。

梁启超译介的所有作品的主要目的在于开启民智、救亡图存；译著的目标受众定位于中国的广大民众。

他不仅对译本进行了精心选择，还针对不同的作品，采取了政治为先，应时而变的意译翻译策略。

1.小说——中国化——日文转译
1898年，梁启超在去日本途中，阅读了政治小说《佳人奇遇》。

由于该书抒发了作者争取民族独立、祖国富强的强烈愿望，表达了作者反对国内专制政治的思想——其主题正符合梁启超当时启迪民智和“新民”的政治要求；另一方面，小说中歌颂的“英雄”皆为主张立宪公议而又效忠本国之“贤君”者，更与他的政治理想产生了强烈的共鸣，所以他萌生了翻译这部小说的念头。

是年冬，他在日本创办《清议报》，首先发表了《译印政治小说序》，大力提倡翻译西洋小说，提高了翻译小说的社会作用和地位。

《清议报》在开辟的《政治小说》专栏中刊出他翻译的《佳人奇遇》。

梁启超将政治和小说翻译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具体翻译小说时，他先有针对性地选择小说类型和译本，然后采用日文转译使之中国化的翻译策略，他认为，“日文易学，日书易得，取日译西方学术著作转译，不啻为一捷径”。

一般说来，翻译之法可有多种，17世纪英国译坛的代表人物德莱顿（1631—1700）就提出过三种翻译方法：词译（逐词译）、释译、拟译。

三种不同类型的翻译，使用于不同的场合，服务于不同的目的。

作为政治家的梁启超深谙此道。

他在翻译小说过程中，为使译文能够起到社会改良作用，采用释译即意译之法——或“豪杰译”，有意增减或改变原文，使之中国化。

比如他译的《十五小豪杰》，分别采用了以下几种方法：第一，改用中国人名、地名，以便记忆。

第二，改变小说体例，割袭回数，甚至重拟回目。

第三，删去“无关紧要”的闲文和“不合国情”的情节。

第四，译者大加增补。

如梁启超常插入非原作所有的议论和谐谑。

经过梁启超的上述翻译，使小说的“政治性”凸现，“文学审美性”却大打折扣。

但从当时的社会情况来看，政治压抑，社会混浊，梁启超的小说正适应了国内启蒙教育的需要，所以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影响，从而繁荣了晚清小说翻译事业，迎来了文学翻译的兴盛时期。

另外，从梁启超本人来讲，作为思想家和政治家，他重视的是外国文学的价值观，关注的是翻译的教化作用，其翻译小说的成功，圆了他的政治初衷，并验证了其翻译策略在中国民族危机、社会政治危机日益严重的历史条件下的适时性和正确性。

2.诗歌——中国化——词曲体
梁启超不仅利用小说的社会功能，来达到启蒙图强的政治目的，还参与诗歌翻译，所采用的翻译策略虽然也是意译，但角度却不同于小说——他主张革新诗体，用词曲体译诗，使之中国化。

他认为翻译诗歌“第一要新意境，第二要新语句，而又须以古人之风格入之，然后成其为诗。

”
对于翻译文体革新的目的，他有一句名言：“著译之业，将以播文明思想于国民也，非为藏山不朽之名誉也”。

他把译诗的读者定位于广大民众，倡导“通俗文体”。

当时的翻译大家严复曾在《天演论》中译过英国诗人蒲柏的《人论》，严译为《人道篇》，用词古雅。

对严复采用典雅的古文译书，梁启超曾批评说：“吾辈所犹有憾者，其文章（笔）太务渊雅，刻意摹仿先秦文体，非多读古书之人，一繙殆难索解”。

后梁启超译了拜伦的《渣阿亚》和《哀希腊》（时译《端志安》）两首诗。

以《哀希腊》为例，他用戏曲曲牌《沈醉东风》和《如梦忆桃园》中的长短不一的句子来译，又不是完全受原曲牌定字、定句和平仄的限制。

从上述梁启超的诗歌翻译策略——革新诗体来看，作为爱国志士和思想进步的文人，他在翻译外国诗歌时，和翻译小说一样，不是基于文学因素的考虑，更重要的是出于强烈的政治动机，使翻译诗歌更好地适应普通读者，表现域外内容的需要和达到他本人的启发民智、救亡图存之旨。

梁启超投身于翻译活动是出于实现启发民智、救亡图存的政治抱负；他对翻译材料的选择和翻译策略的应用，无不与维新救国的现实息息相关。

他的翻译实践证明了当代翻译理论家的观点：即翻译的首要功能是社会功能而不是语言功能，它不仅是一种简单的语言转换行为，而且是译入语社会中一种独特的政治行为和文化行为。

他以非凡的精神活力和自成一格的文风从事翻译及创作，不仅达到了其政治目的，且依靠其政治地位和影响力带动和吸引有志之士加入其行列，促进了中国文学摆脱传统，吸收新鲜血液以至走向世界，更好地推动了中国近代文学翻译的发展。

摘要：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梁启超基于在政治上维新改良的需要，发表了大量的译论和译作，并创办了《新小说》杂志，组织文学翻译和创作，在中国近代文学翻译史上起到了集“专业人士”和“赞助人”于一身的作用，促进了中国近代文学翻译的发展。

关键词：梁启超近代文学翻译赞助人《新小说》梁启超（1873—1929）在中国传统文学向新文学过渡中发挥了很大的影响。

在中国近代文学翻译方面，梁启超起到了引导和促进作用。

他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学习西方文化成就很杰出的人，他把学习所得转化为行动，并一腔热情地在中国传播西方各种新学理。

在政治上他是有影响的行动家，在思想上他是发聋振聩的启蒙者。

梁启超基于政治维新改良的需要，在文学改良方面不但运筹帷幄，树立方案，而且还示范创作，启迪后生；不但如此，他还利用报刊，联络同道，造成声势。

尤其是他的翻译理论、译作和他组织的翻译活动，极大地促进了中国近代文学翻译的发展和繁荣。

梁启超的翻译活动是为其文学改良服务的，是维新派全盘改良的一部分。

二十世纪初，西方文学的翻译作品在中国寥寥可数。

戊戌变法后，梁启超掌握了日文汉读的技能，能够阅读日本的文学作品及文献，又透过这些作品去窥探西方文学，这时文学改良才全面展开。

改良需要翻译，翻译促进文学改良，在二者的互动之中，近代文学开始向新文学转变，而与此同时，近代文学翻译也得到了繁荣和发展。

美国翻译理论家勒菲弗尔(AndreLefevere)认为
社会上有两个控制的元素，确保文学系统紧贴该社会的其他系统，不致脱离得太远。

一是所谓的“专业人士”(theprofessionals)，另外一个则是指“赞助人”(patronage)。

专业人士包括批评家、评论家、教师、译者，关注作品是否与主流文化相符。

“赞助人”是指在文学系统外的控制力量，关注作品的意识形态。

勒菲弗尔清楚地指出：翻译的过程或结果并不是译者一个人所完全决定的，相反，他(她)的活动往往受到赞助人的操纵或影响，而赞助人的操纵则跟整个社会的意识形态有紧密联系。

因此，从赞助人的这个角度进行翻译研究有助于我们从更深的层次研究翻译。

本文尝试探讨的是梁启超作为“专业人士”和“赞助人”对中国近代文学翻译的影响。

一、梁启超的译论要探讨梁启超对中国近代文学翻译的影响和促进作用，就要先谈谈他在翻译方面发表的文章和理论。

1896年6月刑部左侍郎李端上了《奏请推广学校，设立译局、报馆折》。

据《京师大学堂成立记》，这篇奏折实际上是梁氏起草的，奏折中提出了“设藏书楼”、“创仪器院”、“开译书局”、“广立报馆”、“选派游历”等五项建议。

在“开译书局”中提到：兵法曰：“知己知彼，百战百胜。

”今与西人交流而不能尽知其情伪，此见弱之道也。

欲求知彼，首在译书。

近年来，制造局、同文馆等处，译出刻成已百余种，……然所译之书，详于术艺而略于政事，于彼中治国之本末、时局之变迁，言之未尽……今请于京师设大译书馆，广集西书之言政治者、言学校农商工矿者、及新法新学近年所增者，分类译出……可以增益见闻，广开才智矣!（陈福康，2000：97）这些见解，将“知夷情”作为与西人交流的重点，而又将译书作为“知夷情”的途径早已有之，但是提出随着时代的变迁所译书目也要变化和分类，这一点在当时显然是非常卓越的。

1897年，梁启超在《时务报》上连续发表了轰动一时的长篇巨著《变法通议》，其中第七章是“论译书”，更为详尽地阐述了他的译学思想。

针对当时翻译界弊病，他提出：“今日而言译书，当是首立三义：一曰：择当译之本；二曰：定公译之例；三曰：养能译之才。

”梁启超有关翻译内容的选择，指出除了兵书以外，学校教材、法律书、史书、政书、农书、矿学书、工艺书、经济学书、哲学书等等对中国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认为都有必要翻译。

梁氏在有关译名统一和翻译人才培养的问题上的看法在当时是翻译工作中最重要的理论问题。

梁启超还在1898年他在日本创办的《清议报》上发表了《译印政治小说序》，首次提出了政治小说的概念。

从梁启超的这些主要译论中可以看出，他的翻译思想的出发点和归宿都是为了他的政治维新服务的。

但是毫无疑问的是梁启超作为一个有着广泛影响的政治家、学者，他在翻译方面发表的文章为当时的翻译活动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和促进。

二、梁启超的译作戊戌政变后，梁启超马上开展他的文学改良计划。

一次偶然的机会，他看到了日本作家柴四郎的小说《佳人奇遇》，边看边翻译。

1898年底《清议报》在横滨创刊，《佳人奇遇》译本即在其上连载发表，到1902年初（第35册）止。

此书日文原著在明治时代的日本很有名气，是广受欢迎的“政治小说”。

同时，梁启超还写了《译印政治小说序》（《政治小说佳人奇遇序》），也发表在《清议报》上。

这篇文章虽然只有短短八百字，却是梁氏两篇最重要、影响深远的小说理论之一（另一篇是发表在差不多两年之后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

文章清楚地表达了要向西方学习的意向。

他写道：……欧西各国变革之始，其魁儒硕学，仁人志士，往往以其身之所历，及胸中所怀，政治之议论，一寄之于小说。

……彼美英德法奥意日本各国政界之日进，则政治小说为最高焉。

梁启超向西方学习的途径是通过翻译。

翻译是晚清启蒙者自林则徐、魏源开始就很重视的向西方学习的手段。

康有为、梁启超于此尤为重视，他们办报，成立强学会上海分会，建设维新理论，开设译局等，都涉及翻译。

具体提出要翻译外国小说以作为向西方文学学习的手段，虽然不是以《译印政治小说序》为始，但实际行动却由梁氏开始。

梁启超的翻译示例，以他自己的标准而言是有缺陷的。

他主张小说要用“俚语”（白话），可是《佳人奇遇》却是用文言文翻译的。

他未尝不想用白话翻译，只是在当时力不从心，梁氏在《小说丛话》中说：“自语言文字相去愈远，今欲为此诚非易易。

吾曾试验，吾最知之。

”但是他并没有因此放弃尝试。

1902年初，他在《新民从报》第二号起连载用白话翻译的《十五小豪杰》。

此书原为法国作家焦士·威尔奴（JulesVerne）所做，日本人森田思轩据英文重译为《十五少年漂流记》，梁启超和罗普又据日文重译。

就“信”而言，梁、罗二人采用章回白话小说体合译的版本不能算成功之作，增加、删减、改写之处比比皆是。

但是《十五小豪杰》曾在晚清产生过广泛的影响，在近代翻译史和近代文学史的研究中决不是可以漠然视之的。

以题材而论，冒险小说对于当时的中国读书界还是颇为陌生的题材。

在为数众多的外国小说中，梁启超偏偏选中这样一部冒险小说来翻译是有其缘故的。

他说：“欧洲民族，所以强于中国者，原因非一，而富于进取冒险之精神，贻其尤要者也。

”当然这里也需要指出，梁启超虽然采用章回白话小说体翻译，但并不是一味地更改原作来适应章回白话小说的体例，比如尽可能忠实地按原作的倒叙结构来译，其实在叙述方式上起到了瓦解章回小说体制的作用（王志松，1999）。

从文体来看，文言混入白话使得行文更加紧凑，起到了由“说的文体”向书面语转化的效果。

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从第四回开始“看官”之类的套语锐减。

可以这样说，这种文白相间的文体是现代白话文的许多源头之一。

也正是有了这种尝试，带来了白话文翻译作品的不断涌现。

三、《新小说》和“诗界革命”《新小说》于1902年11月创刊，最初在日本横滨出版。

编辑兼发行署赵毓林，实际上是梁启超主持。

自第13号起迁往上海，改为广智书局发行。

《新小说》至1906年1月停刊，共出版24号。

|||新小说》和“诗界革命”《新小说》的创刊是文学期刊创作的一个主要的转折点，它标志着文学期刊创刊的时间越来越密，说明文学期刊成为了一种时尚，也标志着文学期刊开始寻求“独立”的风格。

同时来讲，《新小说》又是梁启超实现他文学改良的阵地。

《新小说》是有着自己独特风格——即创作与翻译并重的文学期刊。

在《新小说》之前，中国文人们已开始了翻译外国小说，但是有意识地号召并安排有关人员翻译外国小说的是《新小说》。

刊物的主办者希望通过国外的可歌可泣的事情激发国人的革命思想。

这些译作产生的影响还使得处于封闭状态的中国文人发现了外国还有一大片很诱人的文苑，并毫不犹豫地翻译它们，从中汲取营养。

这一点可以从《新小说》条例中清楚地看到：一、本报宗旨，专在借小说家言，以发国民政治思想，激励其爱国精神。

一切淫猥鄙野之言，有伤德育者，在所必摈。

二、本报所登载各篇，著、译各半，但一切精心结构，务求不损中国文学之名誉。

三、本报文言、俗语参用；其俗语之中，官话与粤语参用；但其书即用某体者，则全部一律。

《新小说》译作与创作并重。

该刊共刊政治小说4篇，历史小说3篇，社会小说3篇，言情小说2篇，侦探小说2篇，科学小说1篇，军事小说1篇，共计16篇。

其中创作7篇，译作9篇（范伯群，2000：531）。

应该说当时的翻译作品无论是从艺术品位还是从翻译的文本的语言上推敲都是不合格的。

然而，我们必须看到这些不合格的翻译作品如此大量地涌现，说明了一种时代的阅读心态。

读者通过阅读这些翻译作品了解到了外国文学。

在《新小说》的引导下，各种文学期刊、小说杂志之出版如雨后春笋，《绣像小说》（1903）、《新新小说》（1904）、《月月小说》（1906）、《小说月报》（1909）等相继创刊，都有大量译作刊登。

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一时期的小说翻译的繁荣和发展，梁启超功不可没。

如果说梁启超自己亲自从事翻译倡导文学改良，以一个“专业人士”的身份发挥作用，引导中国近代文学翻译的话；那么他出资办刊，以稿酬资助作家和译者，实际上充当的是一个赞助人的角色，但是作为赞助人的他对作品的控制不是意识形态上的，而是诗学方面的。

除了小说以外，梁启超也非常重视诗歌的创作与革新。

由他发起的“诗界革命”对中国近代诗歌的发展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梁启超的“诗界革命”的主要思想可以归结为“熔铸新理想以入旧风格”。

虽然强调旧风格，梁氏的诗歌理论仍然是面向世界的。

像他推行的“小说界革命”先要透过翻译向国外取经那样，“诗界革命”也是如此。

梁启超是最早把拜伦介绍到中国来的人，他在《新中国未来记》中借用黄克强之口颂扬拜伦说：“拜伦最爱自由主义，兼以文学的精神和希腊好像有夙缘一般。

后来因为帮助希腊独立，竟从军而死，真可为文界里头一位大豪杰。

”
又在《新小说》第2号刊出拜伦的肖像，称之为“大文豪”。

在梁启超的鼓吹之下，许多文学青年以拜伦为偶像，并从而投身文学翻译和创作之中。

梁氏所译的《渣阿亚》和《端志安》也是中国最早的拜伦的译诗。

在他之后，拜伦的《哀希腊》还出现了马君武、苏曼殊和胡适等人的译本。

梁启超的翻译活动远不止拙文中所提到的这些，他在上海开办大同译书局以及在后来他对佛经翻译的研究和整理都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但是由于本文探讨的是梁启超在文学翻译方面所做的贡献，这些内容就不再赘述了。

梁启超的译论、译作和他组织的翻译活动都是基于在政治上维新改良的需要，但是他在文学翻译和创作上的投入远远超过了维新改良的这一目的。

应该看到，他的鼓吹呐喊促进了中国近代文学翻译的发展，对新文学的诞生起到了无可替代的先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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