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后期美国对外文化战略与_史记_的两次英译
当代美国汉学家《史记》研究主要成果简论
当代美国汉学家《史记》研究主要成果简论作者：吴涛来源：《名作欣赏·学术版》 2018年第2期摘要：《史记》在美国汉学中国学研究领域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本文简要介绍了当代美国汉学界三位著名《史记》研究学者卜德、侯格睿和杜润德的论著，总结其代表性观点并对其进行简要评述。
梳理《史记》在美国的研究有助于国内学界了解《史记》在美国的研究概况，对推动《史记》在国外传播，增进中美《史记》研究与交流具有积极意义。
关键词：《史记》美国汉学卜德侯格睿杜润德《史记》是北美汉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
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史记》在美国汉学研究中已初具规模，其间涌现出一批汉学家，他们凭着执着的热忱研究和翻译这部中国经典。
半个多世纪以来，他们出版了大量有重要影响力的论文和著作。
本文简要介绍卜德、侯格睿和杜润德三位美国汉学家的《史记》研究成果。
卜德（Derk Bodde）是美国20世纪早期卓越的汉学家和中国史研究专家，曾任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中国学研究教授和美国东方学会主席。
1930年，卜德毕业于哈佛大学，后以研究员身份从事中国学研究六年，1938年获荷兰莱顿大学中国学研究博士学位。
卜德是美国福特学术研究项目实施以来第一个受此项目资助到中国北京进行学术研究的美国学者。
作为20世纪初期美国杰出的《史记》研究专家之一，卜德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出版过一部重要的《史记》研究论著《中国的第一位统一者：从李斯的一生研究秦朝》（China’s First Unifier：A Studyof the Ch’in Dynasty as seen in the Life of Li Ssu，1938）。
在这部专著中，卜德详细论述了秦朝宰相李斯的一生和他所取得的突出成就，系统论述了秦朝得以完成统一大业的原因。
1940年，卜德出版了另一部重要著作《古代中国的政治家、爱国者和将军：三篇史记秦朝列传》（Statesman，Patriot，and General in Ancient China：Three Shih Chi Biographies of the Ch’in Dynasty，1940）。
美国二十世纪的中国儒学典籍英译史论
美国二十世纪的中国儒学典籍英译史论一、本文概述《美国二十世纪的中国儒学典籍英译史论》这篇文章旨在深入探讨二十世纪美国对中国儒学典籍英译的历史演变、主要成果及其影响。
儒学，作为中华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自汉代以来一直占据着中国思想文化的主导地位。
然而，随着近代中国的开放与西方文化的冲击，儒学典籍的英译逐渐成为了跨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
特别是进入二十世纪后，美国作为世界文化大国，其对中国儒学典籍的英译工作更是具有深远的国际影响。
本文将从历史背景、翻译活动、翻译策略、译本传播及影响等方面，全面梳理和分析二十世纪美国对中国儒学典籍英译的发展历程。
通过深入剖析各个时期的翻译特点和代表人物，揭示美国对中国儒学典籍英译的态度和立场，探讨其背后的文化、政治和经济动因。
本文还将对这一时期的重要译本进行个案研究，以揭示其翻译策略、方法和风格等方面的特点。
通过对二十世纪美国对中国儒学典籍英译的历史回顾和深入分析，本文旨在为中国儒学的国际化传播提供有益的启示和借鉴，同时也为跨文化交流和文化互鉴提供有益的参考。
二、美国二十世纪的中国儒学典籍英译背景在二十世纪，美国对中国儒学典籍的英译兴趣与背景是多元而复杂的。
这一时期的美国正处于一个文化、学术和思想的大变革时期，其社会、经济和科技都在快速发展，对外部文化的需求与好奇也在逐渐增长。
特别是随着中国的开放和文化的逐渐传播，美国学术界对中国文化的兴趣日益浓厚。
美国对中国儒学典籍的英译也受到了其国内学术环境的影响。
当时，美国的汉学研究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一批批优秀的汉学家开始崭露头角。
他们不仅精通汉语，而且对中国文化有着深厚的理解和研究，为中国儒学典籍的英译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同时，美国社会对中国的了解也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
一方面，美国希望通过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来更好地理解和应对中国的崛起。
另一方面，随着中国文化的全球化传播，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开始对中国文化产生兴趣，他们希望通过阅读儒学典籍，来更深入地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和思想。
《史记》英译之译者行为批评研究
第31卷第3期2021年3月长春大学学报JOURNAL OF CHANGCHUN UNIVERSITYVol.31No.3Mar.2021《史记》英译之译者行为批评研究李小霞（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涉外学院语言文化学院，长沙410012）摘要：译者是有主观能动性的意志体，译者行为在译文中得到体现。
语言性与社会性是译者的重要属性，在译者行为“求真-务实”连续统评价模式下，译者注重“求真”，彰显其语言性，追求“务实”，彰显其社会性。
从译者行为批评理论视角解读杨宪益/戴乃迭、华兹生和倪豪士团队的《史记》英译行为发现：杨宪益、戴乃迭的翻译注重“求真”，意在传播中国经典，构建国家形象，彰显译者的语言性；华兹生借译《史记》之名，行文化利用之实，追求“务实”至上，彰显译者的社会性；倪豪士翻译团队秉承求同存异、走向文化认同的原则，力主“求真”，兼顾“务实”，体现了译者语言性与社会性的统一。
关键词：《史记》；英译；译者行为批评中图分类号：H315.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9-3907（2021）03-0021-05中国文化是构成世界文化的因子，中国历史典籍是中国典籍的元素，是东西方文化交流与碰撞的媒介。
作为一部史学巨著和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史传类文学，《史记》得到了西方汉学研究者的关注。
《史记》在英语世界的译介与传播历史悠久，英译《史记》最早出现于1894年，由英国汉学家赫伯特•艾伦和法国学者雷昂•罗斯奈合作翻译。
由此，《史记》在英语世界的翻译拉开帷幕，众多汉学家和翻译家加入到《史记》英译的行列，但他们大都是选择零星的篇章进行译介。
在中国和英语世界产生重大影响的《史记》译家有伯顿•华兹生、杨宪益/戴乃迭和倪豪士翻译团队。
杨戴和华兹生的翻译行为发生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倪豪士团队的全译工程于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正式启动。
“时代越特殊，人的行为也越特殊；政治对翻译的干扰越大，译者行为的差异和研究价值也越大”[1]282。
操控理论视阈下的《史记》两英译文本分析
蒋 婷 婷
（ 上海 师范大 学 外 国语 学院 ， 上海 ２ ０ ０ ０ ３ ０ ）
摘 要 ： 作 为“ 二十 四史” 之 冠的《 史记》 ， 既 为史学 巨著 ， 又为文 学经典。 《 史记》 的英译研 究具有重要 意义。 二十世 纪五十
二、 史 记 英 译 研 究 的 现 状
＜ 史记 ） “ 文化万 象” 词 的英译》 ， 陈吉荣 和刘莹 的《 （ 史记 ） 英译 过程 中的默认值研究 》 等。 综上来看 ， 《 史 记》 的英译 研究仅 限
于各 英译 版本 的篇 章和词 汇研 究初探 ，对 杨宪 益夫妇 与华
目前对 《 史记 》 英译研 究仍呈零 星状态 。总体来 说 ， 大 致
生 的介 绍 中 ，提 到 了其 英 译 史记 的 自然 流畅 和娴 熟精 炼 。 于此 ， 读 者 只 能从 侧 面大 致 了解 《 史记》 的英 译 特点 ， 东 鳞 西爪， 并不 详细 。
（ 二） 对 于《 史记》 英 译 研 究状 况 的 梳 理
此类文 章有李 秀英 的 《 ２ ０ 世 纪 中后 期美 国对外 文化 战
分为 以下几类 ：
兹 生的英译版 本的系统 比较研究 ， 仍有待 加强 。
三、 本文 的研究工作
（ 一） 译者 的翻译 思想研 究
此类 篇文 多为 与 《 史记》 相 关 的 间接 研究 ， 主 要研 究 的 是译者 的 翻译 思想 ， 其 中， 文章 作者 会有 几句 话提 到《 史记》 的翻译 风格 ， 然而 ， 此 只言 片语 的叙 述 ， 主 要作 为译 者 翻译
小 。被誉 为可 与西 方 经典 相 媲 美 的 《 史记 》 在 英 语世 界 里 的译 介 和传 播 ， 于二 十世 纪 五 十 年 代 开始 出现 转 机 ， 杨 宪
伯顿·华岑《史记》英译研究
伯顿·华岑《史记》英译研究《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
它上起传说中的黄帝,下至汉武帝太初年间,记录了中国三千年的文化史。
《史记》不仅是体大思精的历史巨著,还是不可多得的文学珍品,对后世有着广泛而深入的影响。
《史记》开创了以历史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塑造了大批鲜活生动的艺术形象。
其思想成就和艺术成就可以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伯顿·华岑(Burton Watson,1925-)是当代美国著名汉学家,以翻译中国和日本文学扬名国际,他翻译了大量时代久远,文字艰深的中文著作。
其译文忠实、平易、优雅,在美国先后获取多项翻译大奖,是当今英语世界最受欢迎的中国文学翻译名家之一,为中国古典文学走向世界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华岑教授于1961年翻译了《史记》的西汉部分,1993年增加了秦朝部分。
他的译文是《史记》在英语世界传播过程中的重要里程碑。
然而在国内,无论是关于《史记》的英译,还是有关华岑教授的研究都比较少,缺乏应有的重视。
本文拟在填补相应空白的同时,以华岑教授的《史记》英译本为个案,探讨中国古典文学英译中的策略问题。
本文试图以当代著名译论家劳伦斯·韦努蒂的“译者的隐身”为全文的理论基础,从分析华岑译本的特点,与杨宪益夫妇和倪豪士译本的对比分析,以及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权力关系来评价华岑教授的翻译策略,并探讨如何在文化全球化的背景下,更好地进行跨文化交流。
本文除引言和结语外,共分为五章。
引言部分扼要介绍本文主题、《史记》的英译研究现状、本文理论基础和基本结构。
第一章主要介绍《史记》的作者司马迁、主题思想、内容和结构、历史和文学成就及影响、并且简要回顾了《史记》在英语世界的翻译情况;第二章介绍了译者伯顿·华岑的生平和翻译成就以及相关的版本、内容和结构,并且分析了该译本的总体特点和局限;第三章是对《史记》三个译本的比较研究,分为外部研究和个案研究两个部分;第四章运用韦努蒂的翻译观点重新审视华岑教授《史记》英译本所采用的翻译策略;第五章探讨在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的背景下,华岑教授《史记》英译本在跨文化交流中所作的贡献。
伯顿·华滋生英译《史记》述评
Байду номын сангаас
第１ ７期
。外语论坛。
科技低矗
伯顿 ・ 华滋生英译《 史记》 述评
赵 桦 （ 四川师范 大学基 础教 学学 院 四川 成都
【 摘
６ ０５ ） １ ０ １
要】 伯顿・ 华滋生的译作《 太史公书》 史记》 是《 在英语世界传播 的重要里程碑 。本文 系统介绍 了该译本的译者 、 翻译思 想和组 织架构 ，
ＺＨＡ０ Ｈｕａ
（ ｌ ｇ ｆ ｕ ｄ ｍｅ ｔ ｌ ｄ ｃ ｔ ｎ Ｓｃ ｕ ｎ Ｎｏ ｍａ ｎ ｖ ｒ ｉ ， ｈ ｎ ｄ ｉ ｕ ｎ，１ ０ １ Ｃ ｉ ａ Ｃｏｌ ｅｏ ｎ ａ ｎ ａ ｕ ａ ｉ ｉｈ ａ ｒ ｌ ｉｅ ｓ ｙ Ｃ ｅ ｇ ｕ Ｓ ｃ ａ ６ ０ ５ ｈ ｎ ） ｅ Ｆ Ｅ ｏ Ｕ ｔ ｈ
并 以 当代 著 名 译论 家 劳伦 斯 ・ 韦努 蒂 的 “ 者 的 隐身 ” 理 论 基础 ， 中 国文 化 和 西 方 文化 的 权 力 关 系， 讨该 译 本 的 特 点 和 翻 译 策略 。 译 为 从 探
【 关键词】 史记》 伯顿 ・ 《 ； 华滋生 ； 可读性 Ａ Ｓ ｒｅ ｆ ｈ ｎ ｌｈＴ ａ ｓ ｔ ｎｏ ｈｊ ｂ ｕ ｔｎＷａｓｎ ｕ ｖ ｙｏ ｅＥ ｇｉ ｒ ｎｌ ｉ Ｓ ｉ ｙＢ ｒｏ ｔ ｔ ｓ ａｏ ｆ ｉ ｏ
Ｈｕｈ ｓ等 ， 曾经 选 译 过 《 记 》 的 一些 篇 章 。 而 其 中 翻译 卷 数 最 ｇｅ ） 都 史 中
多 ， 响最大的 ， 影 要数哥伦 比亚大学的华滋生教授 的译本《 太史公 书》 。 伯 顿 ・ 滋 生 是 以 翻译 中 国和 日本 古 典 文 学 而 享 誉 当 代 英 语 世 界 华 的大 翻译 家 。 他 １２ 出 生 在 纽 约 ，二 战 时 参 加 了 美 国 海 军 ，并 于 ９ ５年
英译中国文化课程ppt精选之三《史记》英译
“A historian is a person who researches, studies, and writes about the past, and is regarded as an authority on it”
“A scribe is a person who writes books
“What shall we do?” exclaimed the governor in great consternation. “Who was it who thought up this plan of action for you?” asked Chang Liang. “Some fool advised me that if I guarded the Pass and did not let the leaders
《史记》译本简介
华兹生
Records of the Grand Historian
20世纪50年代，华兹生选译了文 学性较强的 66 篇，其中 57 篇 是全译，9篇是节译。
杨宪益
Records of the Historian
同一时期，杨宪益先生及 夫人戴乃迭也选译了故事 性强、极具代表性的 31 篇，其中列传占有很大比 重
Hsiang Chi said:” Writing is only good for recording peoples’ names. Swordsmanship can only resist a single man. Neither is worth learning. I want to learn how to resist ten-thousand men.” Thus, Hsiang Liang taught him the art of war. Hsiang Chi was greatly pleased. But when he had grasped the general idea of it, he again was unwilling to finish his study.
《史记》英译海外传播效果情况调查——以华兹生和倪豪士译本为例
144第3卷第06期文化传播一、引言新历史时代语境下,翻译是 “借助于文本匹配或相关的工具或资料让产品、理念、思想等得到尽可能广泛的传播”的一项活动（葛岱克，2011）。
随着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实施，“讲好中国故事”的对外传播任务尤为迫切。
中国文化海外交流和对话离不开翻译，典籍翻译自然承载着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重任，是当下提升文化自信的重要战略。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中华典籍卷帙浩繁，一个民族的文明史就是该民族书写的历史（罗选明，2017），中华文明波澜壮阔的历史尽在二十四史，而司马迁所著的纪传体史书《史记》冠绝二十四史之首，记录了从上古轩辕黄帝到西汉汉武帝期间跨越三千年中国史，内容涵盖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民族等。
《史记》集知识性和文学性于一体，当之无愧誉为百科全书式通史。
《史记》已被翻译为法、俄、英、日等多国文字，中外《史记》研究呈现出专题化、纵深化特点。
译介和传播相关研究大致分为译本介绍（李秀英，2006）、译介影响（吴原元，2011）、个案研究（李小霞，2015）等。
现有资料较少聚焦译本的传播效果，文学译介是中国文学“走出去”的一项系统工程，既要考虑翻译的质量，更要考虑译本的传播和接受，而后者恰恰决定了我们译介过程中应该采取的翻译模式、策略和选材等一系列问题（耿强,2010）。
本研究选取了《史记》英译最具代表性的华兹生和倪豪士的英译本为研究对象，旨在弥补《史记》英译海外传播效果研究领域的空白。
二、译本内容介绍（一）华兹生译本华兹生从20世纪50年代起从事《史记》相关翻译。
华氏以日本出版的《史记会注考证》为原文，中国的百衲本《史记》作为参考，选取了《史记》中叙述性和文学性较强的汉朝人物列传加以翻译。
先后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了Records of the Grand Historian of China(1961年)，Records of the Historian：Chapters from the Shih chi of Ssu-ma Chien （1969年）。
二十四史翻译
二十四史翻译《二十四史》是中国古代历史学的重要著作，由国内外历史学者翻译出版，为研究中国历史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二十四史》是指从《史记》到《清史稿》的二十四部史书，涵盖了从上古时期到清朝末年的历史资料，具有丰富的内容和深远的影响。
《史记》是《二十四史》的开山之作，由司马迁撰写完成，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
它以纪实史事为主，辅以传记，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进行了生动全面的叙述。
《史记》被公认为中国历史学的经典著作，其翻译工作早在19世纪末就已经开始。
英国翻译家詹姆斯·莱格和韦伯在1895年出版了《史记》英译本，为全球读者介绍了这部伟大的史学巨著。
《资治通鉴》是由史学家司马光于红宝石古金城市约于1084至1085年间所撰写的。
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编年体通史，提供了大量的历史资料和研究素材，对后世历史研究有着深远的影响。
《资治通鉴》的翻译工作也进行得很早，英国翻译家赵尔巽于1882年出版了英译本，为西方学者研究中国历史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明史》是明朝时期的官修正史，对明朝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做了较为全面的记载。
《明史》的翻译工作也得到了广泛的关注，英国翻译家赫伯特·弗农·加恩在1925年出版了《明史》英译本，为西方读者提供了详细了解明朝的机会。
《清史稿》是清朝时期的官修正史，对清朝的历代帝王和政权进行了详细的记述。
《清史稿》对研究清朝历史和文化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其翻译工作在20世纪80年代得到了推动，美国翻译家刘皇发在1988年出版了《清史稿》英译本，填补了西方学者对清朝历史研究的空白。
总的来说，二十四史的翻译工作为世界各国了解中国历史和文化提供了方便，对于加深中国与其他国家的交流与合作具有重要的意义。
随着时间的推移，相信还会有更多的翻译工作涉及到二十四史，将这些珍贵的历史资料传播给更多的人们。
华兹生的中国情缘
华兹生的中国情缘作者：吴涛来源：《名作欣赏·评论版》 2018年第5期摘要：华兹生是当代美国最著名的中日古典文学翻译名家。
作为当代美国唯一可与英国汉学大师韦利齐名的译者，华兹生的汉学经历鲜有学者关注。
与研究中国却从未到访中国的韦利相比，华兹生一生中曾两次到访中国。
2013年出版的《中国纪行》集华兹生两次访问中国的游记于一身，是学界深入了解这位汉学大师性格特征的重要学术文献。
华兹生毕生向西方英语世界有效地传递东亚语言和文明，并取得卓越成绩。
期待未来有更多学者关注华兹生的汉学人生，并有更多研究成果问世。
关键词：华兹生汉学中国文学英译翻译家华兹生1925年出生于美国纽约市郊区的新罗谢尔，童年大部分时光在此度过。
第一次接触到中文是在将父亲衬衫拿到新罗谢尔车站的一家中国洗衣店。
每年圣诞节洗衣店的人都会给他一盒荔枝干和一罐茉莉花茶，有时还会给他一本有插图的中文杂志，这就是华兹生与中文的初次相遇。
后来，他询问这家洗衣店的人是否有书能帮他学习中国字，洗衣店的人便借给他一本中英会话的小册子，这本小书虽帮助不大，但华兹生却从中学会了中文数字从一到十的写法。
1943年春，华兹生十七岁时自愿到美国海军服役。
先后在马绍尔群岛的埃内韦塔克和东京湾的横须贺海军基地服役三年。
1946年2月华兹生决定离开日本，并决定开始从事汉语和日语方面的研究。
根据美国政府1944年颁布实施的《退伍军人权利法案》，华兹生得到资助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学习中国文学。
1946年底，华兹生从海军退役，申请了哥伦比亚大学，选择哥大的原因是因为该校地处纽约，这是他童年最喜欢的城市，另外哥大是当时美国为数很少的可提供汉语和日语课程学习的大学。
在哥大的第一年，华兹生学习汉语的计划并非一帆风顺。
他写了一份课程计划，表达想在大一选修中文的意愿。
但他的大一导师兼法语教授认为他从未学过法语，所以拒绝在其课程计划书上签字。
后来华兹生直接找了这位导师的上级，一位负责大一新生工作的哲学教授，碰巧这位教授在二战期间曾在海军部队学过日语，认为美国需要更多懂汉语和日语的人，于是欣然批准了他的课程计划。
!AMERICAN HISTORY4Westward expansion
↓
declined and disintegrated210
↓
Democratic-Republican 1798 208 Jefferson elected as 1st President 1800 In 1844, the National Convention simplified the Party's name to the Democratic Party.
Democratic Party late 1820s
Republican Party 1854 The modern Republican Party grew out of the antislavery movement in the 1850s,
But this clear-cu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parties has gradually disappeared.
5. Reconstruction and the rise of industrialization (1865–1890)
RAPID GROWTH AFTER THE CIVIL WAR
postThe post-war stable political environment made both foreign and domestic capital available for investment.
RAPID GROWTH AFTER THE CIVIL WAR
The free black slaves and the immigrants from Europe and Asia made enough labor supply for the development of industries.
杨宪益、戴乃迭《史记选》英译本漫谈
杨宪益、戴乃迭《史记选》英译本漫谈作者：吴涛来源：《名作欣赏·评论版》 2018年第4期⊙吴涛［昆明理工大学外国语言文化学院，昆明 650500］摘要：杨宪益、戴乃迭是中国最早译介《史记》的翻译名家。
学界长期以来对他们翻译的《史记》选译本关注不够，鲜有文章论及这两位翻译大师的《史记》译本。
本文梳理了杨氏夫妇出版的各种《史记选》英译本，期待译界能进一步关注和研究这两位大师的《史记》英译。
关键词：杨宪益戴乃迭《史记选》英译本中国著名翻译家杨宪益、戴乃迭英译的《史记》（Records of the Historian）选译本于1974年由香港商务印书馆出版。
杨氏选译了《史记》中许多文学名篇，英译文简洁朴素，几乎不用脚注，主要针对西方普通读者。
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倪豪士教授认为杨宪益、戴乃迭的《史记》英译是在1958年至1970年间进行的。
倪豪士认为他们选译的篇目受王伯祥选注的195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史记选》影响。
王伯祥先生曾给杨氏夫妇的《史记》英译本写过序。
他们在翻译时主要参考了王伯祥《史记选》中的篇目。
王伯祥对选取的每卷篇目都做了若干校记，即根据手头容易得到的多个《史记》权威版本，如覆刻《百衲本》和日本陇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等版本进行相互对照，对其中出现的文字异同正误进行校记，同时还对其中涉及的音读、字义、地名、人名、官名等做了简单注释，这些注释和校记合并起来称为校释。
王伯祥选注的《史记选》突出的是《史记》的文学性和可读性，同时兼顾其史学意义，这是20世纪50年代中国内地学者对《史记》进行评注的杰出学术研究成果。
王伯祥在该书《史记选序例》里详细介绍了司马迁的生平和《史记》的成就，对所选注的篇章进行标点，注释详备，配上多幅《史记》地图分插在每个选篇前面。
他的这部著作半个世纪来颇受专家学者与普通读者的欢迎，出版后经久不衰，成为杨宪益、戴乃迭夫妇当时翻译《史记》时在中国内地能够找到的较优秀的《史记》评注版本。
副文本理论视域下《史记》俄译本的“深度翻译”
副文本理论视域下《史记》俄译本的“深度翻译”作者：颉利丽来源：《文学教育·中旬版》2020年第06期内容摘要：“深度翻译”是美国翻译理论家阿皮亚从文化人类学视角提出的翻译术语。
本文以《史记》俄译本前三卷为研究对象，根据副文本理论梳理总结“深度翻译”的类型和具体实施方法，分析《史记》俄译本透显的文化现象。
关键词：副文本理论《史记》俄译本“深度翻译”《史记》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记载了上至上古传说中的皇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太初四年间共3000多年的历史，被列为二十四史之首。
它既是一部中国历史巨著，也是中国古代传记文学的不朽之作，集史学研究价值与文学艺术价值于一身。
如何将这部承载着浓郁厚重的中国历史文化精髓的典籍进行合理译介，是国内外翻译界密切关注、不断探索的课题。
现存《史记》的外译本有：英、韩、日、德、法、俄、丹麦等译本，其中影响力较大的是英译本，如：华译本、倪译本、杨译本，以“《史记》、翻译”为关键词在中国知网中共检索到41篇文献，其中36篇以英译本为研究对象，仅有一篇概述了不同时期的《史记》俄译本及其特点。
本文借助副文本理论总结“深度翻译”的类型和实施方法，探究越特金俄译本中文化现象的翻译策略。
1.“深度翻译”在翻译研究领域，文化翻译已然成为一个备受青睐的话题。
文化翻译研究的是语言中的文化信息转换问题，要求译者具备敏锐的文化意识、充实的文化知识以及较强的文化阐释能力。
就这一点，文化翻译与文化人类学的研究具有相通之处。
文化人类学是通过参与观察的方法对他族文化进行描写阐释，文化翻译则是将一种语言文本的文化信息用另一种语言再现出来。
二者的任务都是最大程度地保留原语文化的特征，使其他文化承载者理解该文化。
因此，作为文化人类学研究广泛使用的方法之一，“深度描写”对文化翻译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最早提出“深度描写”这一概念的是英国哲学家吉尔伯特·赖尔，之后，美国人类学家克利福德·吉尔兹将其引入文化人类学研究，他认为，文化不是促进社会事件、行为、体制或过程产生的力量，而是它们得以被深度描写的语境。
中国典籍如何“走出去”“走进去”“走‘深’进去”——以《史记》英译为例
语言与翻译2020年第1期中国典籍如何“走出去”“走进去”“走‘深’进去”？——以《史记》英译为例魏泓（淮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淮北235000）摘要：颇为成功的《史记》英译案例对于中国典籍如何“走向世界”深具启示意义。
《史记》英译的系统性进程可分为三个阶段，其中产生了许多零星翻译和七个节译本。
《史记》译本各具特色与功能，其中以倪豪士、华兹生、杨宪益的翻译内容为最多。
侧重可读性的华译接受广泛，大大拓宽了《史记》在西方的接受广度；志在充分性全译的倪译满足了学术读者需求，大大拓深了《史记》在西方的接受深度。
中国典籍若要“走出去”，需采用多种译介方式，调动多种系统因素。
现阶段，要想让中国典籍“走进去”“走‘深’进去”，以汉学家为译者的译介主体、以汉学家主导的国际性团队合作模式最为可取。
关键词：中国典籍；翻译；传播；汉学家；国际性团队合作模式中图分类号：H15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1-0823（2020）01-0058-061.引言《史记》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巅峰之作，既是历史、亦是文学名著，不仅是中国古代文化史上的一个高峰，也是世界文化史上的奇观。
西方比较正式的《史记》翻译可能是始于1828年，小布罗塞（Marie —FélicitéBrosset）把《史记》第123篇《大宛列传》翻译成法语（Pokora1962：154）。
《史记》有着近二百年的西传翻译史，已被翻译成世界多国语言，产出了多样化的译本与大量的学术研究成果。
《史记》是中国典籍中的典范之作，其英译成果丰硕，举世瞩目。
《史记》英译虽属个案，但对中国典籍如何“走出去”“走进去”“走‘深’进去”深具启示意义。
本文借用描述翻译学进行全面描写与系统阐释，同时应用译介学考察翻译传播与接受效果。
2．《史记》译介与中国典籍“走向世界”体大思精的《史记》颇受世界关注。
西方学者涉及到中国文学、历史、哲学等话题时，常会涉及到《史记》内容的翻译。
略述《史记》在美国的两次译介及其影响
语， 同时担任 京都 大 学 中 国研 究 系 主任 吉 川 幸 次 郎
（ ｏｈｋｗ ｏｉ ） 授 研 究 助 手 的 工 作 。在 京 都 Ｙ ｓｉａ ａＫ ｊ ｏ 教 ｒ
的史学态度 ， 选译 了《 史记》 ８ ＿８ 卷 ０ ３即《 毅列 乐 传》 廉颇蔺相如列传》 田单列传》 鲁仲连邹 阳列 《 《 《
限于 学识 和笔者 的眼界 ， 必有 不少 疏漏 和舛误 之处 ，
恳望 学界 同仁见谅 和指 正 。
一
龟 太 郎 的《 记会 注考 证》 为他 的底本 ， 为 认 真 史 作 更 地 阅读 《 史记 》 ９５年初 ， 。１５ 他完成 了有关 司回到 哥 伦 比亚 大 学 继续 完 并
家》 为题 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获得博士学
位后 的华 兹生 回到 日本 京都 ， 此 时 的他非 常渴 望 但
１ ９ ５
从事 《 记 》 史 的部分 翻译 工作 。当 时 ， 百 瑞 教授 有 狄 意将这 一 翻译纳入 其哥伦 比亚 大学 东方经 典 翻译 项
目， 于是 建议华 兹 生 向哥 伦 比亚 大 学 申请 卡 廷 研究
０ ＪＤ ７ １ ９ ７ Ｊ ７ ０ ） １
１３ 代 ， 国汉学 家 １ （ ｅｋＢｄｅ 在 对 ９０年 美 － Ｄ ｒ ｏｄ ） 德
他 在一 部百科 全 书 中查 到 了 《 记》 《 书 》 史 和 汉 中有 关于 “ 游侠 ” 的章 节 ， 因此 他 决 定 以 “ 侠 及 其 在 汉 游 代社 会 的作 用 ” 为题 撰 写 硕 士论 文 。拿 到硕 士 学 位 后， 由于没 有基 金继续 支持 他攻读 博 士学位 ， 华兹 生
复制原貌,再现经典:杨宪益《史记》英译本评介
复制原貌,再现经典：杨宪益《史记》英译本评介高风平【摘要】杨宪益与戴乃迭夫妇的《史记选》是《史记》的代表性英译本之一,译者在文本处理的过程中表现出鲜明的翻译策略定位:既要坚持复制原貌,再现经典,又要适度灵活变通,保障可读性.译者对《史记》体例做了最大限度的维护;在传达《史记》中所蕴含的具有浓厚民族文化特质的思想体系时尽可能采取异化策略.但当原文叙述形式可能形成译语读者理解障碍时,也会果断灵活处理行文格式,变通段落结构,来减轻译文读者的阅读负担;同时对于《史记》中一些民族特色浓郁的词汇或表述在英语中没有对应项的情况,也会合理选择归化的策略,以阐释性手法处理文化因素以增强译文的接受度.【期刊名称】《渭南师范学院学报》【年(卷),期】2019(034)007【总页数】7页(P67-73)【关键词】《史记》;杨宪益;异化;归化;翻译策略【作者】高风平【作者单位】渭南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陕西渭南714099【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K207一、引言《史记》是我国乃至世界历史学以及文学史上不可多得的经典之作。
它不仅为世人展开了一幅自我国黄帝至汉武帝太初四年间的历史画卷，更以恢宏而不失细腻的笔触刻画了大量的人物形象，栩栩如生，跃然纸上。
其中不乏奋起草莽而王天下的起义者，看似怯懦无能实则胸怀大志的英雄好汉，不惧权威而声震人主的凌然侠士，胆识过人、无往不胜的豪情将帅，血溅五步、生死度外的舍命刺客，运筹帷幄、足智多谋的文弱书生等等，这些生动丰满的人物形象成为《史记》最具魅力的华章。
因此，如诗如歌的《史记》不仅是史学巨著，亦是文学经典，被誉为“无韵之离骚”，当属实至名归。
《史记》位居二十四史之首，是中国古代3000多年历史和社会生活的缩影，也是世界史学的宝贵财富。
[1]作为中国经典史籍，《史记》有不同时期的外译本，尤以英译本居多，基本都是选译本，其中一般公认为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品一个是本土译者杨宪益的选译本，另一个是美国译者华兹生的译本，亦为选译本。
叙事学视域下的英译《史记》分析——以华兹生译本为例
叙事学视域下的英译《史记》分析——以华兹生译本为例李燕【摘要】《史记》是一部文学审美与史学价值融为一体的经典著作,自19世纪就吸引了美国学者的关注.美国学者对《史记》文学方面的研究成果丰厚,其中对《史记》文学叙事与传记的研究更为关注.美国最大的两次英译《史记》工程是华兹生的翻译和倪豪士团队的翻译.美国著名汉学家华兹生的《史记》英译是20世纪西方汉学界的重大成果,为中国传统文化在西方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从叙事学的角度出发,探讨华兹生译本的选材范围、结构安排、语言风格和叙事结构等,有助于促进我国学界《史记》英译的进一步研究.【期刊名称】《渭南师范学院学报》【年(卷),期】2018(033)017【总页数】6页(P80-85)【关键词】叙事学;《史记》;华兹生;英译;叙事结构【作者】李燕【作者单位】渭南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陕西渭南714099【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K207在《叙事学词典》中，G.Prince 将narratology(叙事学)定义为：受结构主义影响而产生的有关叙事作品的理论，研究不同媒介的叙事作品性质、形式和运作规律，及生产者和接受者的叙事能力，探讨的层次包括“故事”和“叙述”及两者间的关系；将叙事作品作为对故事事件的文字表达来研究[1]524-527。
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叙事学主要研究所有形式叙事中的个体差异特点和共同叙事特征，目的在于描述和控制叙事过程以及叙事相关的规则系统。
叙事学经历了两个阶段：20世纪的经典叙事学理论，是基于结构主义理论而建立的，又称为结构主义叙事学；结构主义强调从组成事物整体内在要素的关联视角去考察和把握事物，尤其是语言学家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从共时性的视角去考察语言，即从语言的内在结构出发，这对叙事学的发展有着重大的影响。
经典叙事学，着眼于文本自身，属于形式足以文论的范畴，主要目的是构建叙事语法或者构建诗学，对叙事作品的组成之间的联系、作品构成成分以及作品的运行规律等进行科学研究，同时探讨并构建作品间在同一个结构框架之内在结构方面的不同[2]160-165。
《史记》英译海外传播效果情况调查
《史记》英译海外传播效果情况调查作者：李茹来源：《传媒论坛》2020年第06期摘要：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背景下，做好典籍翻译和海外传播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史记》作为中国二十四史之首，华兹生和倪豪士译本是英译本中最具影响力的两个版本，本文调查了两个译本的同行专家书评和普通大众评论两方面，结果表明两个译本存在可获得性低、普及率低以及受众范围小等问题，传播效果不甚理想，这启示我们中国文化海外传播工作不仅仅要做好翻译，更要关注传播相关研究。
关键词：《史记》英译;传播效果;传播学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5079 （2020） 06-0-02一、引言新历史时代语境下，翻译是“借助于文本匹配或相关的工具或资料让产品、理念、思想等得到尽可能广泛的传播”的一项活动（葛岱克，2011）。
随着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实施，“讲好中国故事”的对外传播任务尤为迫切。
中国文化海外交流和对话离不开翻译，典籍翻译自然承载着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重任，是当下提升文化自信的重要战略。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中华典籍卷帙浩繁，一个民族的文明史就是该民族书写的历史（罗选明，2017），中华文明波澜壮阔的历史尽在二十四史，而司马迁所著的纪传体史书《史记》冠绝二十四史之首，记录了从上古轩辕黄帝到西汉汉武帝期间跨越三千年中国史，内容涵盖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民族等。
《史记》集知识性和文学性于一体，当之无愧誉为百科全书式通史。
《史记》已被翻译为法、俄、英、日等多国文字，中外《史记》研究呈现出专题化、纵深化特点。
译介和传播相关研究大致分为译本介绍（李秀英，2006）、译介影响（吴原元，2011）、个案研究（李小霞，2015）等。
现有资料较少聚焦译本的传播效果，文学译介是中国文学“走出去”的一项系统工程，既要考虑翻译的质量，更要考虑译本的传播和接受，而后者恰恰决定了我们译介过程中应该采取的翻译模式、策略和选材等一系列问题（耿强，2010）。
文本旅行与文化语境——华兹生英译《史记》与倪豪士英译《史记》的比较研究
摘要 ： 翻译是一种特殊形 式的旅行 ， 是文本从主方文化去往作 为他者 的客方文化 的跨语 际旅行。 以旅行 理论 为
参照 ， 以进入历史 的方式 面对翻译这 一文本 旅行 的过程 ， 对美国历史上产生 巨大影响的两次《 史记》 英译过 程展开基 于历史语境 的个案对 比分析 ， 有助 于在 历史状态 中认识差异性 ， 获得对 翻译 与文化语境之 互动关 系的更深入理解 。
（ ｎｒｗ Ｃ ｅｔｍａ） 出 ， 于 如何 评 价 翻 译 研究 Ａ ｄｅ ｈｓｒ ｎ 指 ｅ 对
中的进步这一问题 ， 主要看评价者对于翻译研究持 有 一种 什么样 的学科 观 ， 翻 译研 究 视 为 一 种 什 么 将
样 的学 科 。在 该 文 中他 区分 了三类 不 同的翻 译研究 观： 第一 类是 应用 性 的翻译研 究观 ， 将翻译 研 究视 为 如工程 学 、 济 学 那 样 的应 用 性 科 学 ， 关 键 词 是 经 其 “ 了” ｆ ） 翻译研究 是 为了社 会 ， 了译 者 ， 了 为 （ｏ ： ｒ 为 为 跨文化 交 流者 。在 这种 观 点 之下 ， 翻译 研 究 的 目标 就是解 决诸 如怎 样 改善 翻译 质量 、 如何 更 有 效 地 培 养译者 、 翻译 的指 导 原 则是 什 么 等从 社 会 的角 度 看
收稿 日期 ： １— ４ ２ ２ ０ ０ —０ ０ 基金项 目： 湖南省社科基金项 目“ ‘ ’ ‘ 在 是 与 应该 ’ 间思索 ： 之 描述 性翻译研究 反思 ” 项 目编￣ ０ Ｙ Ｂ ６ ） 与湖南 省教育 厅 （ ＝ ８ Ｂ ３６ ； ｊ： 科研项 目“ 翻译 规范研究 ： 一个价值学的视角” 项 目编号 ：９ ３ ８ 的阶段性成果之 一。 （ ０Ｃ５ ） 作者简介 ： 黄朝阳（ ９３ ， ， １７ 一） 男 湖南邵 阳人 ， 主要研究 方向为为语言与翻译 。
- 1、下载文档前请自行甄别文档内容的完整性，平台不提供额外的编辑、内容补充、找答案等附加服务。
- 2、"仅部分预览"的文档,不可在线预览部分如存在完整性等问题,可反馈申请退款(可完整预览的文档不适用该条件!)。
- 3、如文档侵犯您的权益，请联系客服反馈,我们会尽快为您处理(人工客服工作时间：9:00-18:30)。
第6卷第1期大连海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Vol.6,N o.1 2007年3月Journal of Dalian Maritime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 Edition)M ar.200720世纪中后期美国对外文化战略与5史记6的两次英译X李秀英(大连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辽宁大连116024)摘要:通过研究一个国家不同时期不同译者对同一部作品的不同翻译策略,探讨其背后对外文化战略因素所发挥的作用,可透视原语文化在译入语文化中地位的消长过程。
20世纪中后期美国对外文化战略,尤其是对华战略经历了一个重要的调整过程,与此同时,5史记6在美国也出现了两种不同的译介方式,这些差异反映了美国对待中国文化态度的变迁。
关键词:美国;对外文化战略;5史记6中图分类号:H1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7031(2007)01-0125-05American foreign cultural strategies in the mid-andlate20th century and the two translations ofRecords o f the Historian in AmericaLI Xiu-ying(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Dalian Univ.of Technolog y,Dalian116024,China)Abstract:An analysis of the different strateg ies adopted in translating the same work by different translators in different time and their cultural background m ay shed some lig ht on how the relative status of the source culture and the target culture may shift over time.American cultural strategies,especially its strategies to-w ards Chinese culture w ent through fundamental adjustments in the m id-and late20th century.At the same time,Records of the Historian was also tw ice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in two different approaches. T hese differences revealed how America changed its attitude tow ards Chinese culture over the years.Key words:America;foreig n cultural strategies;Records o f the H istorian一、20世纪中后期美国对外文化战略的演变对外文化战略是指/为了实现国家的对外政策目标而策划和运用文化力量的指导方针0,[1]是一个国家的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处理其自身文化与外来文化相互关系的准则。
/从历史上看,美国往往有目的、有计划地把文化权力作为实现国家利益的一种特殊工具,并通过制定和实施文化战略去实现美国对外政策的目标。
0[1]早在美国正式参加二战之前,就开始组织力量研究、设计一项战后美国对外文化战略。
1941年9月,美国国务院对外文化关系司总顾问委员会授命耶鲁大学历史学家拉尔夫#特纳教授,为战后美国对外文化关系提出一个规划纲要。
1942年秋,特纳提交了一份关于战后美国对外文化工作的政策纲要备忘录。
该备忘录强调指出:/任何同外交事务有关的工作都是为国家利益服务的,X收稿日期:2006-09-28基金项目:大连理工大学2006年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作者简介:李秀英(1967-),女,内蒙古呼和浩特人,副教授,博士研究生;E-mail:x yli1@因此,对外文化工作必须根据国家的需要,同政府的政治、经济、外交政策保持一致,配合进行。
0这个政策纲要备忘录虽然是粗线条的,但它也提出了要/用民主的观点重新阐述中国的传统文化0的思想,[1]而且还要培养能够把美国的/现代文化0输入中国并用以改造沿袭数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0的/知识界精英0。
[2]1943年2月,美国国务院对外文化关系司总顾问委员会对特纳的规划大纲进行了讨论,对其主要论点给予/广泛的赞同0,认为/世界文化中心已从欧洲移到了美国,战后世界将要求美国在文化上,如同在政治和经济上一样,在全世界担负起领导责任0[1]。
这些认识逐渐成为二战后美国领导集团在制定对外文化战略时的指导方针。
二战结束后,为了维护美国在世界范围内享有的政治、经济霸权,美国政府很快出台了以美国文化为主导的对外文化战略方案,一方面把自己的思想价值观念灌输给全世界,另一方面又/在文化领域里攫取第三世界的宝贵资源0,[3]同时以一种/君临天下0的姿态来对待外来文化的异域特征。
这种对外文化态度在美国国内创造了一种单语的、只接受满足美国人期待的外来事物的文化氛围。
外来文本被按照美国现代英语的诗学机制进行了改造,同时还渗透了一些美国当时流行的价值观念。
以流畅、自然为主要特征的/归化0策略在当时占据了主导地位。
[4]这种主流翻译策略在美国英译中国经典的过程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当时中美关系处于一种敌对状态,美国一方面想掠取中国的传统经典及其思想,为美国文化建构服务,另一方面则想利用美国的意识形态来阐释并改造中国传统文化。
在这种情况下,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政府和各大基金会投入大量资金资助了对中国经典的大型翻译工程,其中包括对5史记6的英译。
20世纪70年代中美关系的缓和与建交以及中国实行对外开放为美国重新认识中国传统文化奠定了政治基础。
同时,20世纪70年代/多元文化主义成为一种时代精神。
0[5]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美国学者提出了更为现实的文明观:/任何文明都是历史的产物,有其内在和特定的价值体系,没有一种文明可以宣称比其他文明更为优越,也没有理由以主流文明自居,并歧视、否定甚至取代其他文明0,其理论核心是/承认文化的多元性,承认文化之间的平等和相互影响,打破西方文明在思维方式和话语方面的垄断地位0,强调/对于不同民族文化的保护和尊重0,认为/无论是在美国内部,还是在世界范围内,都需要建立一种更为现实的相互认可和尊重的文化和政治关系0,[6]从而形成对于全球化时代世界秩序的新的理念。
这种新的理念直接影响了美国学界对中国传统历史文化态度的转变。
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狄百瑞为代表的美国学者从探讨/新儒家主义0入手,倡导重新认识中国传统的价值,强调了解及尊重传统中国是理解近现代中国必需的一个步骤。
[7]这都为20世纪90年代美国对外文化战略,尤其是对华文化战略的调整作了思想上的准备。
20世纪90年代,随着国际体系多极格局的基本形成,政治、经济、文化的全球化趋势逐渐凸显,/全球范围内的政治价值观念、文化形态、生活方式相互影响、相互碰撞的程度加剧0,[8]这使得/世界上不同文化和不同价值体系的多样化发展及其尽可能平等的交流0成为可能。
美国对于世界多极化趋势的态度也从拒斥向不情愿的接受转化,在对待中国的问题上逐渐认识到无论如何中国都必定是世界政治经济中上升的新兴力量,中国的崛起及潜在的发展对美国来说,/无疑代表着一个最为复杂但意义也几乎最为重大的长期性外交、战略和经济问题。
0[9]基于此认识,美国制定了不同于冷战时期的对华政策,从/孤立0/遏制0转向/与中国在政治、经济、外交、军事、文化等各个领域0保持/全面接触。
0[10]随着美国对外文化战略的调整,流畅、自然归化翻译策略的主导地位开始动摇,美国开始对外来语言和文学表现出一种新的开放性态度,对文化差异的尊重意识加强,以再现异域文化为特色的/异化0翻译策略逐渐获得了广泛认可。
5史记6新译的时机已经成熟。
二、20世纪中后期5史记6在美国的两次英译5史记6在美国经历了两次较大规模的翻译过程。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华兹生(Burton Watson)选译5史记6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始的倪豪士(William H.Nienhauser Jr.)等全译5史记6相比,无论是在对原文文本的认知角度、面向的读者对象、依据的底本及研究资料的来源,还是在语言和文化差异的具体处理上都存在很大差异。
126大连海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6卷1.华兹生选译5史记6美国著名翻译家华兹生于20世纪50年代开始从事5史记6英译。
华译5史记6是因战后美国文化构建工程的需要而作为一种文学资源输入美国的,得到了卡耐基基金会的资助,属于哥伦比亚大学东方经典翻译工程之一,面向受过教育的普通读者,是一种普及性的经典文学读物。
底本为1934年东京出版的泷川资言注解的5史记会注考证6,同时也参考了百衲本5史记6及5汉书6中对应的章节。
主要译文于1961年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书名为Recor ds o f the Gr and H isto-r ian of China:T ranslated f rom the Schi chi o f Ssu-m a Ch.ien,分为上、下两卷。
选材集中在汉朝人物本纪与列传。
该译本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代表性著作选集:中国系列丛书。
华兹生在日本用了3年多时间完成5史记6的选译。
鉴于当时的国际环境,他没有得到中国内地和欧洲的研究资料,也没有想在对5史记6的歧义考证上有所创新,他/只是按照中国及中国文化圈内的国家对5史记6的一般性理解为基础0解读、翻译了5史记6。
[11]哥伦比亚大学也要求华兹生的译文要面向非专家的普通英语读者,因此华兹生把注释和介绍性材料控制到最低限度,而利用有限的版面尽可能多地翻译了5史记6本身的内容。
在具体翻译中,他避免使用5史记6中对当时的美国英语读者来说很难理解也很别扭的专业术语或者称号,尽可能少用原文中的汉语度量衡单位,且当度量衡的准确数值对于叙事的意义似乎不太重要时就使用了英语中的相关单位予以替换。
在人物姓名、头衔的翻译过程中,除了刘邦以外,其他人物都用一个名字表示。
例如项羽,尽管司马迁在原文中曾把他称作项籍、项羽、项王等,华兹生始终只把他译成了项羽。
他认为频繁地使用术语以及各种头衔等会使译文带有不流畅而且陈旧的味道,[12]而这样的译法是无法被当时的美国普通英语读者所接受的,因为当时主流翻译传统讲究流畅、自然、透明的译文特征,[4]读者和批评界都特别重视译本的/流畅性0/透明性0[13]:不管是什么样的译本,如果读起来流畅,没有语言或风格上的怪异,含义透明,且表面上看来能够反映外国作家的个性或者目的,或者外来文本的内在含义,也就是说表面上看来像一个外来的原文文本,那么,出版界、评论界以及读者就会认为这样的译文是可以接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