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与信仰的瑰丽华章

理想与信仰的瑰丽华章

作者：姜超

来源：《知识文库》2018年第08期

关向应在1924年秋即将赴苏联学习之际，给自己的家人写下了一封家书。在这封红色家书中，既有向亲人报告自己在上海的生活情况，也有一份浓厚的对父母的牵挂之情。更有对拯救民族、拯救国家的宏大抱负。并以此作为自己的人生观。家书中，关向应把自己所信仰的主义，作为自己觉悟的标志，展现出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崇高情怀。阅读关向应的家书，牢固树立对党忠诚的信念，在今天贯彻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具有特殊的意义。

关向应，原名关治祥，满族人，姓瓜尔佳氏。笔名始炎、仲冰。化名李世珍（李仕珍）、小关、西一、郑勤、秦涛等。1902年出生于大连金州区大关家屯。关向应在自己的回忆中是这样记述的：“我十二岁时入日本人办的专以教育中国人的普通学校（初级小学），四年毕业后复入大连公学堂（高等小学）二年毕业。我在这六年中所受教育完全是侵略式的教育，书报都看不明白，国内的情形一点不晓得，思想完全是奴隶的。”1920年4月，关向应考入大连伏见台公学堂附设的商业科学习。此时，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大连的有识之士组建了大连中华青年会。一批进步人士陆续地来到大连办夜校，搞讲座，将民主和进步思想传播给大连人民。关向应积极参加他们举办的各种爱国活动，从中受到深刻的启迪，这一时期，他就在自己的课本的书眉上留下了“中国”、“我是中国人”、“精忠报国”、“报国”的字迹。这些经他批注的课本至今在关向应纪念馆里还能见到。

1922年3月，关向应来到日本资本家开办的日华兴业株式会社当杂役工。因不愿听从日本人的驱使，愤然辞工，返回家乡。关向应的回乡惊动了亮甲店镇事务会长、大地主巴树声，他托人找到关向应的家，让关向应到事务会做书记员。关向应说：“给日本人做事，我不干。”父亲一听就火冒三丈，说：“这么好的差事你不干，那你还想干什么？”关向应说：“不管怎么说，我不当鬼子的差！”他还一再开导父亲：“钱对生活来说是重要的，可也并不是那么神圣，不能为了钱，昧着良心做奴才。”

就在这年夏天，关向应经人介绍来到了大连《泰东日报》做工。关于在《泰东日报》社的情况，关向应的回忆是：“在泰东报住了一年，﹍﹍因时与知识阶层接近，到现在能看书看报，都是这一年中得来的。”“同时，泰东日报记者刘涧躬他是老国民党员，他时常对我谈起革命的事。此时思想多少受一点影响。”

1923年末，共产党人李震瀛、陈为人以记者的身份来到大连从事革命活动，并结识了关向应。李震瀛通过与关向应的交往，感到关向应刻苦好学，积极上进，是一个很有前途的青年。他曾说过：“是同志，不是同志，见面一说话就能知道。如关治祥，一见面说话，就看得出他可以成为我们的同志。”1924年4月，当李震瀛再次来大连活动时，就介绍了关向应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关向应是大连地区的第一批青年团员。关于当时加入青年团的情形，关向应是这样说的：“我在大连时简直什么都不知道，即自身所受的压迫亦未感觉到。及到铁

岭作工后，才渐渐感觉到自身地位的痛苦与思想缺乏。因思想缺乏，才联想到自己所受的侵略教育，并想到大连境内的军阀的摧残与外国人的横行，亦感不快。回大连后，就时时与李震瀛同志谈。李震瀛亦对我宣传各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与军阀的摧残。同时又介绍我入青年团。此时，我才知道欲解决这里种种的痛苦，非革命不可。因此我才认清我的道路。入团后，我被举为小组组长，同时与同志等筹备印刷工会。”通过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关向应此时在思想的深处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他已经认识到，要推翻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只有革命这唯一的道路可走！同年5月，李震瀛在离开大连之际，动员关向应到上海参加革命工作，这当然是关向应所向往的事业和目标，所以他便毅然决然的答应下来。临行前，关向应回到家乡与亲人告别，留下了“我不能这样看着日本人压迫中国百姓。”“我成功了才能归来”的豪言，并还给叔叔留下了“言秉丹青”的题字。表达了他决心献身民族解放事业的理想和信心。这是关向应的最后一次返乡，此后他再也没有回到这片养育他的土地。

关向应来到上海后，结识了邓中夏、恽代英等人，在他们的具体领导下开展工作，接受革命思想的熏陶。短短的几个月，使关向应的思想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使他迅速地成长为一位自觉地无产阶级的革命战士。

1924年秋，中共中央决定派关向应前往苏联学习，当他得知自己将要在苏联东方劳动大学读书学习的消息后，心情是异常的兴奋。在即将动身之前，他给了自己的叔叔关成顺、关成玉写了一封家书，家人汇报来上海以后的感受，表明了自己终生要参加革命，报效祖国，献身中国革命事业的宏伟抱负。

关向应在家书中写道：

叔父尊前：

谕书敬读矣。寄家中的信之可疑耶？固不待言，在侄写信时已料及家中必为之疑异，怎奈以事所迫，不得不然呵。侄之入上海大学之事，乃系确实。至于经济问题，在未离连以前，已规定矣，焉能一再冒昧？当侄之抵沪为五月中旬，六月一日校中即放暑假，况且侄之至沪，虽系读书，还有一半的工作，暑假之不能住宿舍耶，可明了矣。至于暑假所住之处，乃系一机关，尤其是秘密机关，故不能恣意往还信件，所谓住址未定，乃不得已耳。

至侄之一切行迹，叔父可知一二，故不赘述。在此暑假中，除工作外，百方谋划，始得官费赴俄留学，此亦幸事耶。侄此次之去俄，意定六年返国，在俄纯读书四年，以涵养学识之不足，余二年，则作实际练习，入赤俄军队中，实际练习军事学识。至不能绕道归家一视，此亦憾事，奈事系团体，同行者四五人，故不能如一人之自由也。遂同乘船车北上，及至奉天、哈尔滨﹍﹍等处，必继续与家中去信。抵俄后若通信便利，当必时时报告状况，以释家中之念。

侄此次之出也，族中邻里冷言嘲词，十六世纪以前的人，所不能免的。家中之忧愤，亦意中事。“儿行千里母担忧”之措词，形容父母之念儿女之情，至矣尽矣，非侄之不能领略斯意，以慰父母之暮年，而亨（享）天伦之乐；奈国将不国，民将不民何？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爰

本斯义，愿终身奔波，竭能力于万一，救人民于屠（涂）炭，牺牲家庭，拼死力与国际帝国主义者相反抗，此侄素日所抱负，亦侄唯一之人生观也。

以上的话并非精神病者之言，久处于这一段不能明写，领会吧！出外后之回想，真不堪言矣。周围的空气，俱是侵略色彩黯淡而无光的，所见之一切事情，无异如坐井观天。最不堪言的事，叔父是知道的，就是教育的黑暗，竟将我堂堂中华大好子弟，牺牲于无辜之下，言之痛心疾首！以上是根据侄所受之教育，来与内地人比较的观察所发的慨语！叔父是久历教育界的，并深痛我乡教育之失败，也蹭来内地视察过，当不至以侄言为过吧。

临了，还要警告于叔父之前者，即是：侄现在已彻底的觉悟了，然侄之所谓之觉悟，并不是消极的，是积极的，不是谈恋爱，讲浪漫主义的﹍﹍是有主义的，有革命精神的。肃此，并叩金安

侄向应禀（改名向应）

在这份家书中，既有向亲人报告自己在上海的生活情况，也有一份浓厚的对父母的牵挂之情。然而，当这种亲情与国家、民族的命运发生冲突的时候，关向应义无反顾地选择了牺牲家庭与个人所谓幸福的道路。家书中，他深情地写到：“‘儿行千里母担忧’﹍﹍非侄不能领略斯意，以慰父母之暮年，而享天伦之乐；奈国将不国，民将不民何？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爰本斯义，愿终身奔波，竭能力于万一，救人民于屠（涂）炭，牺牲家庭，拼死力与国际帝国主义者相反抗，此侄素日所抱负，亦侄唯一之人生观也。”这里没有任何华丽的辞藻，细语之中阐述的只是一种心系民族、国家的志向。通过自己的表述，告诫人们在民族危难的时刻，不应为了自己的家庭而苟活着。一个具有崇高精神境界的人，必定胸襟坦荡，理想远大。他不因个人的小家而束缚住双脚，而将自己的生命与民族、国家的未来紧紧地连接在一起。“侄唯一之人生观也”，一句无比坚定的坦白，昭示出它将把一种伟大的爱献给普天下的劳苦大众，将把自己的热情和激情挥洒在有意义的工作和事业之上。追溯关向应的一生，正是这种坚定的人生观驾驭着他在斗争的实践中忠心耿耿，为党为国。正因为关向应有着坚定的目标，远大的抱负和正确的人生观，在1925年1月于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经陈乔年、余世松的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关向应在家书中，对殖民地的教育给予了强烈的谴责和彻底的揭露，“教育的黑暗，竟将我堂堂中华大好子弟，牺牲于无辜之下，言之痛心疾首！”在这里，关向应已经真切地感受到教育对一个民族未来是多么的重要！他所期盼的强国启智的教育，是一个远方游子的乡愁，更是对国人要觉醒的呐喊！

关向应在家书中，自豪地宣告“侄现在已彻底的觉悟了，然侄之所谓之觉悟，并不是消极的，是积极的，不是谈恋爱，讲浪漫主义的﹍﹍是有主义的，有革命精神的。”这里的觉悟，是理想和信念的融合统一；这里的主义是一位革命者对崇高信仰的追求。我们从关向应奋斗的一生中以及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已经看到中国革命事业的成与败，很大程度在于所有党员同志的忠诚和信仰之上。革命先驱方志敏就曾说过：“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决不能动摇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