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耕文化解释

农

耕

文

化

二〇一七年六月

目录

1简介

2农耕文化：农业发展的历史支撑

3农业文化与农耕文化

4与时偕行的中国农耕文化4.1时间与变易4.2天道与人世

4.3对土地和农耕的尊重

4.4体会重农抑商的思路

4.5致力于天人的双赢

农耕文化，是指由农民在长期农业生产中形成的一种风俗文化，以为农业服务和农民自身娱乐为中心。农耕文化集合了儒家文化，及各类宗教文化为一体，形成了自己独特文化内容和特征，但主体包括语言，戏剧，民歌，风俗及各类祭祀活动等，是中国存在最为广泛的文化类型。

1、简介

农耕文化：是指由农民在长期农业生产中形成的一种风俗文化，以为农业服务和农民自身娱乐为中心。

中国的各民族，大多为农耕民族，农耕文化悠久和丰富。各民族的农事活动，既是农作的劳动过程，又体现出独特的文化特色。在北京中华民族博物院里，按照不同民族的习俗，开垦出梯田、坡地，种庄稼和瓜果蔬菜，而一些重要的农事活动，如插秧、割麦等，则成为展示传统农耕文化的载体。

追溯农耕文化起源有一句“男耕女织”之说，它不仅是指早期的劳动分工，也是农耕文化形成的基础。早在河姆渡时期，出土的谷物化石，则说明至省“农耕：由此（或更早）产生。以此，人们的活动便以“男耕女织”为中心，而随时间推移，长期沉淀形成的文化内涵及外延、各种表现形式（如前方所述语言，戏剧，民歌，风俗及各类祭祀活动）等与农业生产有关的文化类型。2、农耕文化：农业发展的历史支撑

农业最早是在中原地区兴起来的。中原农耕文化包含了众多

特色耕作技术、科学发明。裴李岗文化有关遗存中出土了不少农业生产工具，为早期农耕文化的发达提供了实物证据，尤其是琢磨精制的石磨盘棒，成为我国所发现的最早的粮食加工工具。大家知道，三皇之首的伏羲教人们“作网”，开启了渔猎经济时代；炎帝号称“神农氏”，教人们播种收获，开创了农业时代。大禹采用疏导的办法治水，推进了我国水利事业的发展，也促进了数学、测绘、交通等相关技术的进步。战国时期，由河南人郑国主持修建的“郑国渠”，极大地改善了关中地区的农业生产条件。随着民族的融合特别是中原人的南迁，先进的农业技术与理念传播到南方，促进了中国古代农业水平的提高。可以说，中国农业的起源与发达、农业技术的发明与创造、农业的制度与理念，均与河南密切相关。

3、农业文化与农耕文化

农业文化，是指农业生产实践活动所创造出来的与农业有关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和。内容可分为农业科技、农业思想、农业制度与法令、农事节日习俗、饮食文化等。其发展可分为原始农业文化、传统农业文化和现代农业文化三个阶段。

在中国农业文化发展的前两个时期，即原始农业文化和传统农业文化时期，可统称为农耕文化时期，或古代农业文化时期。

在中国文化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中，农业文化是基础，因为它是以满足人们最基本的生存需要（衣、食、住、行）为目的的，它决定着中华民族的生存方式，塑造着中华民族文化的自身。中

国是世界农业的发源地之一。

中原农耕文化，是中国农耕文化的一个重要发源地，是中国农业文化的基础，又是宋代以前中国农业文化的轴心。中原农耕文化源远流长。

“中国农业的起源与发达、农业技术的发明与创造、农业的制度与理念，均与河南密切相关。”──这是徐光春同志在谈到中原文化与中原崛起时提出的一个重要观点，它完全符合中国农业文化和中原农耕文化发展的实际。

4、与时偕行的中国农耕文化

由于近代中国翻天覆地的变化，百多年来，传统本身成为一个不那么正面的负担，农耕文化也因此受到一些影响。人们说到农耕文化，如果不加以贬斥，也往往带一点抱歉的意味。在这样的氛围下，对于中国的农耕文化，愿意进行深入研究的人不多。已有的论述并不少，但能形成共识，可作为进一步探讨基础的见解，似乎也不多。

从很早以来，至少从有文字到大约数十年前，中国基本是个以农业为主的社会。或可以说，农耕文化就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主流文化。从全人类和长时段的角度看，到目前为止，中国对世界最大的贡献，可能还是农耕文化时代产生的基本思想。目前正处于发展中的工商业文化，似尚未形成什么足以称道的贡献。而中国的农耕文化，颇有其独特的地方。

4.1时间与变易

敝友施耐德(AxelSchneider)教授提示，中国古人对时间的认识，与西方相当不同，与我们现在的认知也很不同。对中国古人而言，时间不必是一个目的明确、可计量的从起点到终点的线性走向(在近代西方进化论兴起之后，又增添了越来越进步的涵义)，其本质在于变易，是一种持续的存在，所谓“时乃天道”(《尚书·大禹谟》)。在此持续的存在之中，没有一个最后的终点，反而是“终则有始”，即四时在变化中周而复始，终点不过是一个新的起点。

如《易经》“恒”卦之彖辞所说：“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利有攸往’，终则有始也。”苏东坡解释说：“物未有穷而不变者。故‘恒’非能执一而不变，能及其未穷而变尔。穷而后变，则有变之形；及其未穷而变，则无变之名；此其所以为‘恒’也。”而“利有攸往”，就是“欲及其未穷也。夫能及其未穷而往，则终始相受，如环之无端”(此处及以下苏东坡语均自《东坡易传》卷四)。正因时间是一种持续的存在，故对其计量是为了方便，而不必是出于其本质。

在常人眼里，四时循环是常规的天象。《逸周书·周月》说：“凡四时成岁，有春夏秋冬。”而“万物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天地之正，四时之极，不易之道。”这是古人通过观察自然现象得出的结论。时虽有序有常，也可能“无常”。惟在变易的通则之上，“无常”也是“常”。所以苏东坡解释“恒”卦的象辞之“雷、风，恒。君子以立不易方”说：“雷、风，非天地之

常用也；而天地之化所以无常者，以有雷、风也。故君子法之，以能变为恒；‘立不易方’，而其道运矣。”

简言之，四时循环是建立在“变”的基础之上，即变化是比循环更基本的准则。因此，周而复始的循化并不是简单的重复，“终则有始”说的是终点之后一个新的开始；四时仍是四时，但春夏秋冬却是新的春夏秋冬。近代中国人接受进化论之后，对这类貌似循环论的观念并未给予足够的重视，其实里面有相当深邃的道理，还需要进一步探索。

古人关于时间和变易的基本论述，最集中地表现在《易经》一书之中。王弼所说“卦者，时也；爻者，适时之变者也”(《周易略例》)；既是对《易经》基本精神的简明概括，也最能表现古人对于自然的态度。那有序而常变的“时”，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核心观念。在充分承认天道以变为恒而四时有序的背景下，人的行为就应当“与时偕行”，既不失时也不逾时，尽可能“与四时合其序”(《乾·文言》)，同时也要“适时之变”。

对古人而言，天人是相通的。把观察到的天象描述出来，一个重要的目的是要辨析其与人世的关联。故“恒”卦的彖辞又说：“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时变化而能久成。圣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苏东坡进而解释说：“照”的虽是日月，“运之者天也”。以“日月之运、四时之变”来说明“恒久不已之道”，是“明其未穷而变”。故“寒暑之际，人安之。如待其穷而后变，则生物无类矣”。圣人“观其所恒，而天下万物之情可见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