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时期美国的文化外交演变

冷战期间美国文化外交的演变

胡文涛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题号】K5

【复印期号】2007年04期

【原文出处】《史学集刊》(长春)2007年1期第44～49,76页

【英文标题】 On the Evolution of American Cultural Diplomacy during the Cold War 【作者简介】胡文涛，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法学院，广东广州510420。

胡文涛（1968—），男，湖南衡阳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历史学博士，研究方向为文化外交、区域组织。

【内容提要】冷战开始后随着美苏两大阵营的对峙加剧，美国政府通过采取创建新闻署、组建和平队、成立国际交流署等手段，逐步将文化外交融入对外宣传范畴，

演变为一种冷战工具，其间政治文化和领袖的国家使命感起到关键作用。这

种文化外交在为美国赢得冷战的胜利发挥重要作用的同时，也使其国际信任

度和软权力下降。

With the confrontation between the capitalist bloc led by U. S. A. and

the socialist bloc led by Soviet Union intensifying after the beginning

of the Cold War,American cultural diplomacy evolved into a tool of

propaganda to win the cold war gradually. The governments set up several

institutions such as 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Agency,the Peace Corps

and United States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gency in order to carry

out the cultural diplomacy. American political culture and sense of

mission accounts for the transformation of functions of cultural

diplomacy. American cultural diplomacy played an significant role in

winning the cold war over Soviet Union, meanwhihle,it did damage to

American international credibility and soft power.

【关键词】文化外交/新闻署/政治文化/使命感cultural diplomacy/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Agency/political culture/sense of mission

中图分类号：K712.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59—8095（2007 ）01—0044—06 美国在入侵伊拉克后出现了一些与文化外交① 有关联的如何改善美国在穆斯林世界中的形象之类的问题。美国学术界为此一边反思和批评冷战后美国政府在文化外交政策方面的失当行为，一边开始怀念冷战时期美国文化外交的辉煌。然而，美国学者忽视了一个重要的历史情节，那就是在冷战时期美国所开展的文化外交事实上严重背离了文化外交的本质属性。从艾森豪威尔到老布什，政治文化和国家使命感驱使美国政府不断地对文化外交机制进行变革，从而使它逐渐演变成为与苏联进行文化冷战② 的工具。文化外交成为冷战工具，客观上对美国赢得冷战的胜利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同时也使美国的国际信任度和软权力相应有所下降。

一、美国文化外交演变的过程：机制变革与冷战工具形成

冷战全面展开后，美国动员各种社会力量，通过运用政治辞令（political rhetoric）、

立法和经费支持等手段开展文化外交，以维护国家安全利益。[1](P393) 乔治·凯南（George F.Kennan）在设计遏制政策时也考虑了文化手段：“让我们通过各种手段来扩大文化交流，以便与美国在海外的负面印象作斗争，因为这些印象主导了世界舆论。”[2](P8) 文化资源特别是文化外交因此一度变得炙手可热。美国政府也开始通过建立新闻署、完善教育文化交流立法、创建和平团、组建国际交流署、恢复新闻署的名称、以及支持东欧的“民主建设”等不同的方式和手段（尤其突出对涉及文化外交的相关机构进行变革），以适应与苏联展开的文化冷战的需要。

二战结束后，世界霸权争夺战在美苏之间旋即拉开。杜鲁门总统不仅运用经济手段（推行马歇尔计划）、军事手段（组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在欧洲与苏联展开势力范围的争夺；同时还准备用信息、心理与文化手段与苏联展开所谓的“真理之战”（Campaign of Truth）。其中，由美国中央情报局策划的“自由文化大会”（Congress of Cultural Freedom）1950年在柏林成立，标志着美苏之间文化冷战序幕的拉开。1953年艾森豪威尔入主白宫后，美苏对峙局势加剧。面对苏联的“和平攻势”，美国政府认为有必要对国际信息、文化和教育交流项目的管理机构进行全面重组，以应对苏联的心理、政治和文化挑战，建立世界人民对美国和平意愿和领导世界能力的信心。1953年1月24日艾森豪威尔总统宣布建立国际信息活动委员会（Committee on International Information Activities），同年6月1日向国会递交了第8号机构改组计划，拟建立一个独立于国务院的机构——美国新闻署（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Agency，简称USIA，仍接受国务院的政策指导），同年8月1日新闻署正式运作。新闻署的首要目标是“劝导外国人基于他们自己的利益需要而采取同美国国家目标一致的行动”。[3](P21) 该机构管理所有新闻项目，包括先前属于国务院的“美国之音”。1955年6月24日，国务院和新闻署签订协议，将美国海外文化教育交流项目的日常管理任务交给新闻署，具体由其属下的教育事务局（Bureau of Educational Affairs，简称E Bureau）组织实施。这一协议的签订意味着美国文化外交的管理者由国务院变为新闻署。由于新闻署的核心任务是组织实施美国政策的对外宣传，所以当文化外交纳入该署之后，它也就基本上成了美国政府对外宣传的辅助手段，新闻署也由此变成将美国文化外交纳入冷战范畴的组织基础。

20世纪60年代初，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中积极展开文化外交活动。例如1962年莫斯科人民友谊大学利用政府提供的奖学金从第三世界国家招收4000名留学生，而与此同时，在美国4800名留学中只有3000名外国学生享有美国的奖学金。③(P28) 当时，美国政界和舆论界普遍认为，美国在赢得世界人民的思想方面将落后于苏联。为扭转这一不利形势，1960年当选为美国总统的约翰·肯尼迪以国家安全需要为借口，采取了几项重要举措来加强文化外交的进攻型功能（cultural offe nsive）：（1）完善教育文化交流立法。1961年9月21日，美国国会通过了富布赖特—海斯法案（Fulbright -Hays Act），该法案的宗旨是“通过教育和文化交流促进世界人民间更好地理解美国的对外政策，进而改善和加强美国的对外关系”。[4](P527) 其最重要的价值在于为对外文化教育交流活动提供了可靠的经费支持。（2）强化政府管理力度。肯尼迪总统在国务院新设立一个负责教育与文化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职位。设立此职位的首要目标是，将国务院教育与文化事务司与其他涉及文化与教育项目的有关部门整合在一起，提高其运行效能，为其灌输新的思想和补充新的人才。[5](P45)（3）创建“和平队”（Peace Corps）。1961年1月30日，肯尼迪总统宣布成立“国家和平队”，招募年轻人到世界各地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开展英语教学和卫生服务等活动，1963年就有7000名和平队成员到世界46个国家志愿服务。肯尼迪总统采取的上述措施，强化了政府在文化外交中的主导作用和对文化外交运行机构的控制，为政府有效运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