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郭沫若的历史剧_武则天_

戏剧研究郭沫若学刊2009年第3期（总第89期）

略论郭沫若的历史剧《武则天》*

张剑平

（河北大学历史学院，河北保定071002）

摘要：历史剧《武则天》是郭沫若在新中国成立后精心创作的一部历史剧，集中体现了史学家的严谨和艺术家的形象化的虚构的鲜明特点。该剧对于树立武则天的正面形象，促进相关的问题的学术研究产生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围绕郭沫若笔下的《武则天》的争论，具有多方面的价值和启示。

关键词：郭沫若；《武则天》；争论

中图分类号：I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7225（2009）03-0039-05

《武则天》是郭沫若在新中国成立后创作的一部重要历史剧，该剧的上演和发表，对于活跃广大群众的文化生活，正确认识和评价武则天，促进学术争鸣都曾发生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今天，探讨该剧的创作情况以及剧作的内容及其影响，对于正确认识和评价郭沫若在新中国的学术活动仍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一、《武则天》的创作缘由及其特点

关于郭老创作《武则天》的缘由，当代学者认为：“在写完《五谈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一文后，1959年7月初，在洛阳参观武则天捐助脂粉钱修造的大奉先寺石窟，又引发了他的剧作激情。1960年1月10日，便开始了新的剧作，写完五幕历史剧《武则天》的初稿。”[1](P288-289)从一般意义上来看，这种说法是没有问题的。因为郭老曾明确地说：“去年（1959年）我曾经到龙门去游览，我只想写这个剧本，实际上是受胎于此。”[2]实际上，游龙门仅仅激发了郭沫若写武则天历史剧的念头，并不能说引发了他的创作激情，真正引发他的创作激情的是正确认识和评价武则天时不我待的历史紧迫感。

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女政治家，她死后，关于武则天的评价就逐渐成为一个重要话题。成书于五代北宋时代的《旧五代史》、《新五代史》和《资治通鉴》对武则天的评价，不同程度打上了理学家的道德观念。宋明以后，从儒家固有的封建伦理观念出发，对武则天大肆贬低的倾向逐渐蔓延开来。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历史著作，也大都设有“武韦之祸”、“武韦之乱”“武后之乱”的章节，从反对蒋介石国民党独裁统治的目的出发，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也主要揭露武则天的严刑峻法和滥用民力物力的罪恶。今天看来，对武则天的片面的否定，与她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和武则天曾为中国历史发展所作的巨大贡献的实际情况是不相符的。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本着科学的实事求是的历史主义原则，史学家在为恢复武则天的本来面目，正确评价武则天的历史功过在做不断努力。范文澜首先就武则天的评价问题检讨了过去认识的片面性，他说：“事实上武则天统治的时候，中国还保持强盛的形势，对人民说来，她不算是属于坏的一类皇帝。”[3]其他学者也就武则天的评价发表意见。1951年，历史学家罗元贞在《光明日报》发表《武则天批判》一文，指出：武则天在中国历史上有积极作用，她外抵突厥、契丹、吐蕃的进攻，客观上保护了人民的安全。[4]在五十年代出版的杨志玖《隋唐五代史纲要》（上海人民出版

*本文为作者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新中国历史学发展路径研究》阶段性成果，课题编号：06BZS002。

收稿日期：2009-05-30

作者简介：张剑平（1964-），陕西咸阳人，河北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历史学博士，主要从事史学理论及史学史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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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1955年）、吴枫《隋唐五代史》（人民出版社，1957年）等论著中，也对武则天作了肯定的评价。同时，著名史学家吕思勉《隋唐五代史》（上海中华书局，1959年）、岑仲免《隋唐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57年），仍对武则天采取了基本否定的态度。以上情况表明，新中国成立后，虽然不少史学家已注意到武则天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但对武则天的评价还是有不小的分歧意见。

1959年10月，上海越剧院在北京上演了《则天皇帝》，10月16日，中国戏剧家协会和北京市文联召开越剧《则天皇帝》座谈会，著名历史学家吕振羽、翦伯赞、吴晗、尚钺和著名戏剧家田汉等应邀出席了座谈会。专家们对《则天皇帝》中把武则天作为一个正面人物来处理，不仅表示赞成，而且表示高兴。有专家指出：不久前翻了个男的（指曹操），现在又翻了个女的。武则天是一个引起争论的人物。有争论是好现象，它体现了学术界百家争鸣的精神。专家们认为这个戏大体上符合历史事实，肯定武则天是对的，正确的，同时他们也指出这出戏的不足之处。[5]《戏剧报》在1959年10月第21期，同时刊发了翦伯赞和吕振羽的文章。翦伯赞在肯定越剧《则天皇帝》将一个长期被歪曲的杰出人物武则天以一个正面的形象展现在观众面前的同时，认为该剧的美中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武则天在历史上所起的主要作用，没有很好地反映；第二，没有抓住主要矛盾，至少是主要矛盾不突出；第三，没有显著的高潮；第四，没有回答过去的人用以攻击武则天的一些问题；第五，戏的气氛似嫌过于严肃。翦伯赞认为：武则天是一个杰出的历史人物，她的最重要的事业是无情打击了当时的最大的贵族世家，或者说打击了具有政治特权的大地主阶级。武则天的另一功劳是从大唐帝国的边疆排除了游牧民族的威胁。[6](P451-456)吕振羽提出对于武则天应该肯定三个方面：第一，在内政上她对南北朝以来长期残破的社会经济，在唐高祖、太宗时代的恢复和发展的基础上，作了进一步的恢复和发展的工作；第二，在武则天时代，由于国力的继续增长和国威的继续伸张，一面以强大的兵力击败吐蕃统治集团背信弃盟的进攻，讨伐突厥、契丹等统治集团的叛变；一面在其时又可以说是比较开明地处理了唐庭和他们间的关系。第三，武则天在执政期间，进一步发展了中国和外国的经济、文化交流，加强中外的经济、文化联系。此外，如在文化上，她也进行过不少工作。[7](P174-178)

郭沫若对武则天这样一位杰出的政治家长期遭否定的情况也非常关注，对已有的两部替武则天翻案的戏剧也不很满意。他认为宋之的的话剧《武则天》，“作者是想替武则天翻案，但他却从男女关系上去翻，并明显地受了英国奥斯卡·王尔德的《沙乐美》的影响，让武则天以女性来玩弄男性。这，似乎是在翻倒案了。”对于吴琛执笔创作由上海越剧团上演的《则天皇帝》，郭沫若认为越剧剧本避开男女关系这一点是正当的，“在剧情结构和人物塑造上，越剧仍多少受了些宋剧的影响，两种剧本都从武后在感业寺为尼时写起，一直写到晚年。这种传记式的写法是难于写好的。两种剧本的剧情和人物多出虚构，并都把武后写成一个失败者。这是违背历史事实的。”“越剧在描绘上虽然避开了男女关系，但同样没有根据更多的史料而仅凭主观的见解。如写上官婉儿行刺，写武后亲征徐敬业，在途中审案，替农妇伸冤，写武后想传位给狄仁杰而遭拒绝，自认为失败者。这些都是缺乏真实性的。”[2]

作为一位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责任感，喜欢给历史人物“翻案”的郭沫若，当然不能坐视武则天被长期否定和舞台上的诸多虚构的形象，我们说这才是激发郭老历史剧《武则天》创作的激情，而不仅仅是洛阳龙门的参观了。郭沫若要替武则天翻案在他的有关诗句中表现得特别明显，如在1960年3月份作的《游乾陵诗三首》中说：“待到幽宫重启日，还期翻案续新篇。”“千秋公案翻云雨，百顷陵园变土田。没字碑头镌字满，谁人能识古坤元。”[8][P262-263] 1961年10月，郭沫若又作《在昆明看演话剧〈武则天〉》，“金轮千载受奇呵，翻案何妨施粉多？宋璟姚崇蒙哺育，开元天宝沐恩波。声威远届波斯国，文教遥甫吐火罗。”[9]相比较郭沫若的诸多历史剧，《武则天》的创作更多地表现出了郭沫若作为历史学家力图恢复历史人物本来面目的重要特点。正如郭沫若所言：“为了写《武则天》，我看了不少关于武则天的材料。《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全唐诗》、《唐文粹》、《唐诗纪事》等书中，凡有关武则天的记载和她自己的著作，我大抵查看过了。近人的研究和剧作，我也尽可能找来看过。”在撰写剧本过程中，郭老抄录了十四则重要资料，其中有关武则天的有七则，上官婉儿三则，太子李贤和裴炎各一则，骆宾王两则，其中既有正史的记载，也有诗文集、笔记和考古资料。[8](P247-261)此外，为了进一步增加历史感，1960年3月22日，郭老利用去陕西考察的机会，专程考察了刚刚发掘不久的乾陵，“剧本初步完稿后，为了更多地接触武后的业绩，我曾经到陕西乾县去游览过高宗与武后合葬的乾陵。”总而言之，在史料的运用方面，表现出一位历史学家的求实的风格，正如郭老所言：“有关史料的搜集，我是尽了我的可能的。”[2]

从剧本的创作过程来看，《武则天》的修订和完善也反映出了郭沫若谦虚谨慎，力求剧本进一步完善的显著特点。1960年1月10日，郭沫若的历史剧《武则天》脱稿。随后，郭沫若曾请邵荃麟、田汉、光未然、吴晗、严文井、翦伯赞、陈白尘、王戎生、曹禺、李伯钊、焦菊隐、阳翰笙、阿英、夏衍等提意见，并召开了专题座谈会。[10]历史剧《武则天》由初稿到最后定稿，郭沫若曾征询了众多的史学家、文学艺术家的意见和建议，做了多次的修改和完善，其中最大的变化是由原来的五幕剧压缩精炼为四幕剧，并最后删削了英王李哲、相王李轮以及薛仲璋、唐之奇这几个人物及其对话，在这期间，学者和编导及演职人员，都对剧作的进一步完善发挥了重要作用。郭老对于该剧可以说精心推敲，不断修改，正如他所言：“自初稿写出到现在，快两年半了。在这期间，接受了不少同志的意见，进行了很多次修改。……这个剧本的改定，得力于北京人民剧院帮助很大，特别是导演焦菊隐同志费了很大的苦心。我和同志们共同斟酌了多少遍，我要特别感谢他们。……据我自己的经验，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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