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价李鸿章

评价李鸿章
张龙兴
内容摘要：如果说，李鸿章一生的主要行迹仅仅局限于对内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和对外
签订不平等条约，那么他理所应当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但问题就在于，他一生有三十多年的时间从事于对近代中国社会产生过重大影响的洋务运动，而且他还是这一运动的创始人、组织者和领导者。

因此，要全面、正确评价李鸿章，就不能不探讨他一生中较大的所做所为。

关键词：李鸿章；洋务运动；外交思想；评价
李鸿章是中国近代是上一个极为重要的人物。

他在就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期间，几乎处于左右朝局的地位。

梁启超先生早在七十多年前就指出：“四十年来，中国大事，几无一不与李鸿章有关系。

……读中国近代史者势不得不口李鸿章”（《四十年来中国大事记》）。

《清史稿》也说他“独立国事数十年，内政外交，常以一人当其冲，……近世所未有也”。

但是，与李鸿章的地位和影响相比，史学界对他的研究是有所欠缺的。

长期以来，人们只论及他对内如何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对外如何签订不平等条约，而对他的其他活动或避而不谈，或语焉不详。

这样来认识和评价一个人，理所当然是欠缺的。

李鸿章是历史人物，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成为历史人物。

成为历史人物的人，必然有在历史上可值得一书的事与绩。

对待历史人物，不能以现在的眼光去强求他达到某种高度，如果达不到的话，就将之贬的一无是处。

对待历史人物的评价，也不能为现实的政治、政党、时事等服务，搞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历史人物是背景，但不是陪衬；是事实，但不是面团。

对李鸿章的评价也是如此，一定要以真的事实为基础，不能以个人的好恶和感情去妄待他。

本文主要从三个方面去评价李鸿章，一是李鸿章在镇压农民起义中起家；二是李鸿章创办的洋务运动促进了中国的近代化进程；三是李鸿章晚期的外交活动为中国的外交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

从这三个大的方面入手，就可以较为客观地对李鸿章进行评价。

李鸿章，字子黻，号少荃，安徽合肥人，道光三年正月初五（1823年2月5日）出生于封建地主家庭。

父李文安曾官刑部郎中，记名御史。

李鸿章于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考中举人。

翌年，通过父与曾国藩的关系，师从曾氏，“日夕过从，讲求义理经世之学”。

过了两年，李鸿章考中进士。

道光三十年（1850年），授翰林院编修。

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李鸿章曾多次率领团勇协助安徽地方官员对抗太平军。

咸丰八年（1852年），李鸿章奔江西晋谒曾国藩，入其营幕。

次年十月，被任命为福建延建邵遗缺道，未曾到任。

在曾幕期间，李鸿章郁郁不得志，师徒之间微有龃龉，曾一度拂袖而去，“闲居一年”。

咸丰十一年秋，湘军攻陷安庆，他又回到老师的营幕，这是，曾国藩对他另眼相看，举凡“军国要务，皆与筹商”。

李鸿章得以受到重用，从此成为曾国藩镇压太平军的左右手。

咸丰十年，太平军进军苏、杭，威胁上海。

李鸿章奉命回安徽招募淮勇，皖籍地主武装张树声、周盛波、潘鼎新、刘铭传等人纷纷响应，不久一只拥有6500余人的淮军正式编成。

淮军建立之初，“营伍之法，器械之用，薪粮之数，悉彷湘军章程”。

曾国藩
调拔湘军数营并入该军，又以湘军悍将程学启、郭松林等人充当军中头目。

同治元年（1862年）夏，李鸿章统率淮军由安庆乘英轮来到沪上，旋奉命署江苏巡抚。

李鸿章从曾国藩手下的一个幕僚，一变成为清朝统治集团重要的一员，并在军事上取得独当一面的指挥权。

同治三年六月十六日（1864年7月19日），清军攻陷天京。

李鸿章又调派淮军追杀太平军余部。

由于平定“粤寇”有功，清廷赐封李鸿章“一等肃毅伯”。

他的淮军由原来的6000余人逐渐扩充到六七万人，逐步成为清廷所倚重的一只强大军队。

太平天国起义被扼杀后，李鸿章为清廷立下了汗马功劳，于同治六年（1867年）被清廷实授为湖广总督，西捻军覆灭，又赏加“太子太保衔”，成为当时一个握有军政实权的封疆大吏，也是为清廷所倚重的一个“中兴名臣”。

从上文可以清楚地看到，李鸿章就是靠镇压农民起义发家的。

因为李鸿章卖力的镇压农民起义，我们可以从中看出他的忠君思想以及他一心想要维护满清统治的想法。

李鸿章之所以如此卖力镇压农民起义，原因有一下几点：一是有压迫就有反抗，反之有反抗也就有了镇压。

二是因为这是李鸿章从自身利益的角度出发而为之的。

三是李鸿章是“宁给外侮，不与家奴”治国思想的忠实追随者。

他们认为，对外侮可以用割地赔款的方式抚平，每次割地赔款都可以换来数十年时间不等的安宁，他们高官厚禄、荣华富贵的生活就可以延续下去，即使国家沦丧于外人之手，自己搜刮起来的民脂民膏也能保得住。

从李鸿章镇压农民起义中可以看出，李鸿章为了阶级和私人的利益，他可以不念同胞之情，对农民起义进行血腥镇压。

但话又说回来，这是他的阶级地位所决定的。

许多历史事实告诉我们，在敌视人民这一点上，一切封建统治者是没有什么本质区别的。

被后人誉为民族英雄的岳飞和史可法，在阶级矛盾激化时，都曾主张并执行了镇压农民起义的政策。

由此可见，不独李鸿章一人采取了与人民为敌的态度，包括那些曾在历史上有过功绩，而且被后人加以肯定的进步人物，在阶级矛盾激化时，统统都是站在劳动群众的对立面。

既然如此，对身为清朝大官僚的李鸿章的评价，何能因为他有过镇压革命的“政历问题”而一锤定音呢？
李鸿章所创办的洋务运动也非常值得一提，对于这个问题，许多学者认为，尽管这次运动的出发点是给行将灭亡的清王朝“补葺”，但就它的某些措施而言，在客观上却是顺应历史潮流发展的。

列宁指出：“无产阶级敌视一切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制度的一切表现，但是这种敌视并没有解除它应对资产阶级人士在历史上的进步和反动加以区别的责任。

”(《列宁全集》第8卷，第34页）应该说，这种“责任”同样适用于我们对李鸿章的评价。

如果只强调他反动的一面，而不提他进步的一面，其评价就很难经得起时间的检验。

早在一八六四年，李鸿章就指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外国利器，欲学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用其人。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25）他为何要在此刻大言中国“自强”？而且还主张向外国学习呢？这岂不与传统的“用夏变夷”思想背道而驰吗？显然，这是由于敢于正视现实所引起的。

众所周知，鸦片战争以前的中国社会是封建的、闭关自守的。

那时的中国人，“无论于泰西之国政民情，山川风土，茫乎未有所闻，即舆图之向背，道里之远近，亦多有未明者。

”[1]p83封建统治者盲目虚骄，在他们眼里，中国无疑是“天朝上国”，而别国都是“夷狄蛮国”。

但是，从十八世纪下半叶相继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的西方国家并不吃这一套，他们要“按照自己的面貌来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75页）一八四零年，英国侵略者首先用大炮轰开中国的大门，从此，“天朝”的神话被打破了，先后两次的鸦片战争都以清政府的惨败而告终。

一八五一年的太平军，在短短两年多的时间里横扫江南，
各地农民起义纷纷不断，日益高涨的革命形势，震撼了整个中国，动摇了几千年来封建统治的根基。

面对这“内忧外患，至今已极”的可怕情形，李鸿章等人感到已经不能照抄“老谱”统治下去了。

于是，他大声疾呼：“事穷则变，变则通”，而“变”的关键在于“资取洋人长技”。

那么，向外国学什么？“资取洋人”的何种“长技”呢？对外战争使李鸿章“深以中国军器远逊外洋为耻”，因此，他的“自强”之道，自然要从军事改革，即学习西方的“船坚炮利”入手。

他说：“西洋军火，日新月异，不惜工费，而精利独绝，故能横行于数万里之外，中国若不认真取法，终无力以自强。

窃为士大夫留心经世者，皆以此为身心性命之学，庶几学者众，而有一二杰出，足浴强国而瞻军”。

在这里，李鸿章竟把“船坚炮利”视为“身心性命之学”。

正因为如此，他不但着手从外国购置新式枪炮，而且还陆续创办了江南制造总局、金陵机器局等一批著名的军事工业。

对于李鸿章的这些活动，有的论者认为纯属为了镇压人民革命，因而是反动的。

依笔者看，这种观点是欠公允的，不错，说李鸿章军事改革的最初目的是为了镇压人民革命。

但是，从刀矛剑戟到洋枪洋炮，清政府军事力量的增强，并不仅仅意味着对人民来说是一种灾难。

从抵御外侮角度而言，无论怎么讲，在客观上也是符合中华民族利益的。

考虑到这一因素，李鸿章从事的军事工业活动是不能笼统加以否定的。

随着近代军事工业的兴起，李鸿章等人又逐步认识到“自强”与“求富”的连带关系。

李鸿章逐渐感到只靠“船坚炮利”，还达不到“强”的目的，“必先富而后能强”，于是，他又派人员兴办了上海轮船招商局等民用性工矿企业。

这些民用企业的出现，对当时的中国社会来说是值得庆幸的，因为尽管这类企业都采取了“官督商办”的形式，但它仍为那些拥有大量资金、并渴望追逐高额利润，但又无奈于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重重阻力而不能独立经营的私人资本家提供了投资的场所。

《申报》曾就当时上海商人投资近代企业的景况指出：“现在沪上股分风气大开，每一新公司起，千百人争购之，以得股为幸。

”（见该报1882年6月9日）这就清楚表明，商人们对“官督商办”企业一开始是抱欢迎态度的。

“官督商办”企业在早期还是起到了促进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积极作用。

其次，这些企业也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外国商品的输入和外国资本的扩张。

李鸿章曾自称他办轮船招商局是振兴中国商务，以“商战”达到“俾外洋损一分之利，则中国益一分之利”。

外国侵略者也曾说他的“目的是要从外国公司的手中夺取势力日益增长的沿海贸易，”“把外国人从中国的沿海及内河贸易排斥出去”。

[2]p400-401在兴办近代民用企业的同时，洋务派还将军事工业的重心从陆上转移到筹建新式海军方面。

如果说在初创军事工业期间，洋务派“御外侮”还强调“不露痕迹”，宜趁“剿发逆”之机、“洋人乐于见长之时，这种对付外来侵略的意图，就日趋明显化。

正是由于他的苦心经营，才把北洋舰队建成当时最大的一支海军。

这支海军虽然后来败于日本之手，但它在对外反侵略战争中所起的作用是抹不掉的。

培养人才也是李鸿章最支持的一个项目。

人所共知，在洋务运动初期，国内掌握近代科学技术的人才寥若星辰。

但是，要“求富”“求强”，没有掌握先进科学技术的人才怎么能行？李鸿章首先看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和必要性。

他曾再三强调“培养人才，实为自强根本”。

结果，他送出了一批批外国留学生，培养和造就了一批懂得物理、化学、电学、测量、地图绘制、机器与轮船制造及军事科学的新型技术人才。

对于这些，恐怕谁也不能说是一件坏事吧！
李鸿章在洋务运动中创造了诸多“中国第一”历史记录：第一家机器制造局、第一家机器织布局、第一家电报局、第一个海军基地、第一支远洋海军、第一家外文翻译馆、第一支洋枪洋炮队、第一条铁路、第一批官派留学生。

这些都是可圈可点的业绩，怀着富国强兵的目的，李鸿章等人推动了洋务运动的发展，史学界对李鸿章在洋务运动中的
贡献也多持肯定意见。

列宁指出：“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有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

”（《评经济浪漫主义》）综上所述，只要我们尊重了历史事实，就不能不承认李鸿章的洋务运动提供了不少“新的东西”。

因而，对这样一个表现复杂的人物，是不能轻易加以全面否定的。

在洋务运动中，还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李鸿章所创办的民用工业在抵制国资本入侵的同时，也发展了本国的资本主义经济，更重要的是军事、民用工业的创办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为中国近代化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说道晚晴后期，李鸿章晚年一直致力于晚晴的外交事业，可以说李鸿章是晚晴最杰出的外交家。

虽然几乎所有的卖国条约上都有他的签名，但是在当时那种国际大环境下他已经尽到一个外交家的全部努力了。

所有对外关系交涉的失败是因为当时中国腐朽的政治制度、贫弱的经济基础和软弱的国际地位所导致的，而这一切归根结底是因为以慈禧为首的满清皇室势力衰弱而造成的。

这些人为了掩饰自己的无能只有把所有的罪过都推给直接出面做事的下人——李鸿章。

从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一直到新中国建立这将近100年的时间里，以李鸿章为首的一代又一代中国外交家，利用纷繁复杂的国际环境尽一切可能的维持了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维护了中国的国体大致完整，使中国没有像南亚各国那样彻底的沦为他国的殖民地，为中华民族的崛起复兴保留着一份坚实的基础。

说李鸿章是卖国贼，的确有些冤枉，他的思想是忠君效国，他主办洋务，兴办近代企业，创立北洋海军，也是力图富国强兵。

但是作为朝中重臣，光有这点还不行，还要依据现实条件，以谋略和坚强的意志，最大限度实现国家利益。

李鸿章恰恰是这一类人，李鸿章在外交活动中有着他自己的思想，其中较为著名的莫过于他的“羁縻”政策。

李鸿章的“羁縻”政策总的可概括为：一、李鸿章的“联日”思想；二、李鸿章从“联日”转为“防日”；三、甲午战争后的“联俄抗日”思想。

不可否认，李鸿章代表清政府与外国列强签订了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民族灾难。

他“将中国生计一网打尽”，“自古取之国，无此酷毒者。

”（谭嗣同语）“吾人积愤于国耻，痛恨于和议，而以怨毒集于李之一人”是可以理解的，但义愤毕竟不能代替科学的历史分析。

如若对当时的实际情形作些具体的考察，就会得出责任并不专在李鸿章一人。

就签订《马关条约》来说，甲午战争时，恰逢西太后六旬，这个抱定“宁给外侮，不与家奴”的清廷主宰者主张从速和解了事，以免影响她的庆典，事实表明，这种“议和”的主谋者是西太后。

同时，还不应忽视这样一个历史事实，那就是这次“议和”是在清政府全面战败的情况下进行的，“弱国无外交”这是无法变更的道理。

显而易见，在敌人炮口下的“议和”，清政府无论派谁为“议和”代表，都不可能改变战败受辱的地位。

纵观李鸿章一生有容有耻，近来随着越来越多的史料出现，人们对这位清末重臣的评价也逐渐多元化。

西方对李鸿章最为著名的评价：“不仅是中国在当代所孕育的最伟大的人物，而且总和各方面的才能来说，他是全世界在上世纪中最为独特的人物。

以文人来说，他是最卓越的；以军人来说，他在重要的战役中为国家做出了有价值的服务；以从政三十年的政治家来说，他为这个地球上最古老的人口最繁盛的国家的人民提供了公认的优良设施；以一个外交家来说，他的成就使其成为外交史上名列前茅的人。

”《清史稿·李鸿章传》评价说：“中兴名臣，与兵事相终始，其勋业往往为武功所掩。

鸿章既平大难，独主国事数十年，内政外交，常以一人当其冲，国家倚为重轻，名满全球，中外震仰，近世所未有也。

生平以天下为己任，忍辱负重，庶不愧社稷之臣；惟才气自喜，好以利禄趋众，志节之士多不乐为用，缓急莫恃，卒致败误。

疑谤之起，抑岂无因哉？”
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都对李鸿章进行了各种各样的评价，李鸿章也曾对自己的所做
所为做出了以下总结：“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接破，犹可敷衍一时。

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间净室，虽明知为纸片糊裱，然究竟决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

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笼，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对付。

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我们从李鸿章的只言片语中就可以看出他自己的难处与苦衷。

近代有两位大人物对李鸿章的评价比较客观，梁启超先生在《李鸿章传》中对他的评价是：“吾敬李之才，吾惜李之识，吾悲李之遇也。

”“吾欲以两言论之，曰：不学无术、不敢破格，是其所短也；不避劳苦、不畏谤言，是其所长也。

”陈旭麓先生也曾说：“李鸿章是中国近代化迈出第一步的代表人物，是19世纪后期那个时代的开拓性人物。

”与同时代的人物相比，李鸿章有着清醒的头脑，是高官中少有的了解时局的人，总的来说，李鸿章一生的作为大部分顺应了历史发展潮流，他是晚清时期最杰出的人物之一。

注释：
○1王韬.《弢园文录外编》[M].中华书局.1959.
②牟安世 .《洋务运动》（八）[M].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
参考文献：
[1]周军、杨润雨.李鸿章与中国近代化[M].安徽人民出版社，1989.
[2]吴汝纶.李文忠公全集[M].1905-1908（光绪三十一年至三十四年）刊行
[3]牟安世.洋务运动[M].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