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戏曲的审美定势与民间美术的群体思维

中国戏曲的审美定势与民间美术的群体思维

摘要任何一种民间艺术或具体的艺术作品都不是孤立

的存在，而是传承与创新的结果以及群体思维传承与个性表现的产物。在不同艺术形式之间进行比较研究能更深刻地认识这一点。中国戏曲的审美定势与民间美术的群体思维之间的共通之处印证了

这一点。

关键词：戏曲审美定势民间美术群体思维

中图分类号：j05 文献标识码：a

任何一种民间艺术或具体的艺术作品都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传承与创新的结果以及群体思维的传承与个性表现的产物。在农村大娘剪刀下看似随意剪出的“喜鹊登梅”，它的寓意不仅为剪纸者所熟知，也为周围的广大群众所知晓。在中国民间将喜鹊作为吉祥的象征，象征好运与福气；梅具四德，象征五福，即快乐、幸福、长寿、顺利与和平。不仅在剪纸中，而且在中国传统造型艺术的所有样式当中，“喜鹊登梅”都是兆示好运的最佳题材，迎春、祝寿、贺喜等场合都能用到它。“喜鹊登梅”已成为群体记忆，世代传承。在中国戏曲中，一个圆场，一阵开打，一招一式，对熟稔戏曲的观众来说，其表现的内容是十分清楚明白的，而对一个陌生者可能就是一团雾水了。可见，不同的观众群体有着不同的审美理解。

民间美术的群体记忆源自群体思维，中国戏曲的审美理解源自审美定势。

群体思维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地域的人们共有的思维方式，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着独特的思维方式。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历久祢新，归根结底，是这种独特的思维方式绵延不绝，充满活力。喜鹊登梅为所有的华人所认同、喜爱，就说明了这一点。

群体思维源自于社会群体对共同面对事物的思维，从感觉到认知、从肤浅到深入、从自发到自觉、从低级到高级，是思维必然经历的过程。一个群体思维形成和发展，固然离不开个体思维，但群体思维却不是个体思维的叠加及复合。在“人猿相揖别”的人类社会初期，由于生产力水平的低下，人们只能以集体的力量面对自然，从事着狩猎、养殖等集体劳动。人的个体只有依赖集体才能生存，因此，个体的人，不过是集体的一份子罢了。那个时候不会出现个体的思维，人们的思维方式都是群体的思维方式。群体的存在方式决定了群体的思维方式，大家共同遵循着它，运用着它，并不断发展着它。正如马克思所说：“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群体思维方式的本质也是如此。群体思维有着多种层次，就人类思维方式的演变而言，是社会实践推动了思维的发展，思维的发展是同人类的生产能力和生活水平相一致的。最初，原始社会人类所有的意识只能是集体的、原生的意识或者思维，是“绵羊的或部落的意识”（马克思语），这是一种“小儿时节”的原始思维、后来才有了“童年期”的思辨思维和“成年期”的辩证思维。然而，无论哪种思维阶段，都是一种

群体思维。可以说，群体思维是一切思维的母体，是思维的初源和依托。只有群体思维，才能使一定的群体具有认同感和归属感。

审美定势是一种审美心理的固定模式，它制约着并决定着审美活动。戏曲中的鞭子，可以使观众立刻意识到这是在策马或是在牧牛，这已经成为一种审美心理定势。任何改革出新，都不能动摇这种定势。戏曲的审美定势是戏曲认知的深入与审美经验积累的结果。一定的审美定势是审美对象本质属性的表现，中国戏曲的本质属性就在于它是表现的艺术、写意的艺术、抒情的艺术。

群体思维表现在对自然的认识、对信仰的尊奉、对民俗的融入、对艺术的追求等方面。与“喜鹊登梅”的剪纸相比，在民间美术中对“鱼”的表现历史更加悠久，寓意更加丰富，表现更为多姿多彩。人类对鱼的群体记忆最初肯定是物质的，然后才是精神的。人类历史有相当漫长的渔猎阶段。那时鱼是作为生存的物质条件进入人的记忆之中的，鱼被认为是上天对人的恩赐。于是，在土陶上、岩画上以及佩戴的饰物中都能见到鱼的形象。其用意是对上天的恩赐感恩戴德。后来人们发现鱼的生殖能力很强，便把生殖崇拜寄予鱼的形象中，从而形成精神层面的诉求。再后来，鱼被赋予更多的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寓意，连年有鱼、金鱼满堂、鱼水之欢等艺术形象便成为富裕、快乐、恩爱、幸福等美好愿望的象征。这种象征潜藏在中华民族的群体意识或思维之中，成为一种符号，表现在剪纸、灯彩、绘画、雕塑中，成为绵延不断的艺术传统。

审美定势其实也是一种群体思维，任何戏曲审美都是群体行为，孤芳自赏的现象是不存在的。剧作包括剧本、编曲、舞美总要有人去创作，舞台上总要有人表演，舞台下总要有人欣赏。戏曲是个完整的系统工程，是个庞大的群体行为。人们的审美认知、审美经验、审美互动通过群体传承、沉积提炼，在群体的心理结构中成为一种定势。例如，戏曲脸谱，运用夸张的手法，色彩和线条的变化，在人物脸上勾画出的各种图谱，用以表现人物的性格、气质、品德、情绪、心理等特征，对人物的善恶褒贬做出直接评价。脸谱在戏曲中有着共通性，例如，红色代表忠贞、英勇，蓝色代表刚强、骁勇，黑色代表正直、无私、刚直不阿，白色代表阴险、疑诈、飞扬、肃煞，绿色代表顽强、暴躁等。这种规范具有稳定性，为人们所熟知和牢记。

民间美术与戏曲同为中华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有着共同的生存环境和发展经历，它们是同一块土地上绽放出来的花朵，是同一个母体的后代。在审美定势与群体思维上，民间美术与戏曲有着共同的特征：整体性、意象性、内聚性、互渗性、稳定性和变异性。

在民间美术中，很重视形象的整体性。“短胳膊短腿大脑壳，小鼻子大眼睛没有脖”的艺诀，对人物特征进行了高度概括，这也成为了历代艺人遵循的法式和原则。整体性的另一种表现是对不同物类形象的整合。凤的形象，现实中并不存在，它的原始形象是由火、太阳和百鸟复合出来的神鸟。《山海经》中说：“见则天下安宁。”《异

物志》中说：“鸣曰天下太平。”古往今来，凤被视为祥瑞的象征，看作是美丽、光明、幸福的化身。后来凤的形象是人们依据自己的憧憬想象，几经演变，把众多禽鸟之美加以综合、统一而创造出来的一个形象。群体思维的整体性是天人合一、物我一体宇宙观的反映。

整体性的艺术思维在中国戏曲中也是一脉相承的。剧情叙事的完整性，剧情结构的连贯性，演员行当的综合性以及表演程式的完美性，都是戏曲艺术思维整体性的表现。

民间美术与戏曲在形与神、象与意、理与情等关系的处理上，有着共同的理解和追求。艺术造型上往往是混沌的。从一开始，民间美术的造型虽说稚拙、浑朴，但在神态的刻画上却是生动传神的。“得意忘形”的成语就道出的艺术真谛，表明民间美术的形象绝非物象的再现，而是融入了作者思想感情的“意象”。所谓“寓意”，就是讲“意”蕴含寄托其中。在意象之中，意是灵魂、主旨。戏曲中程式化的艺术符号，能为作者和受众所理解和接受，这意味着群体思维已经成为群体的共同思维和模式了。

群体思维看似与个性表现相矛盾，其实则不然。集体思维的最初内容是原始的，它以一种不明确的记忆形式积淀在群体记忆中，成为思维的原型乃至本能。在一定条件下，并不需要特别唤醒，即会浮现出来。例如，民俗，约定俗成、普遍传承，会广泛认同。这是一种群体的风俗习惯，是一种集体记忆和群体行为，随从民俗，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