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对甲午中日战争的策略及原因分析

李鸿章对甲午中日战争的策略及原因分析
一、在甲午中日战争爆发前夕, 李鸿章采取以避战为
主的策略
光绪二十年( 1894年) , 朝鲜东学党起义, 朝鲜政府派兵围剿, 然屡屡失败, 不得已向清朝求助。

清朝作为朝鲜的宗主国, 也有保护其藩属国的权利, 因此于1894年6月4日, 派叶志超、聂士成率军前往朝鲜
牙山。

根据1885年«天津条约»规定, 如中日两国向朝鲜派兵, 必先照会另一方, 且具有同等派兵权, 因此, 清朝照会日本。

而日本想借此机会进一步染指朝鲜内政, 寻衅中国, 因此, 日本也于1894年6月9日, 统带海军陆战队四百余兵强行进入汉城。

朝鲜内乱平定之后, 日本拒不撤兵, 反而大量增兵。

对日本异常举动, 李鸿章有所察觉, 但却极力主张
避战之策, “臣久历兵间, 深知时势艰难, 边衅一开, 劳费无已,但便挽回有术, 断不敢轻启衅端。

”“日虽竭力预备战守, 我不先与开仗, 彼谅不动手, 此万国公例, 谁先开战谁理诎, 汝勿性急。

”[ 2 ] ( P681)李鸿章甚至想借外力以达到重压日本, 从而避免战争爆发, “英使欧格讷日前过天津, 李鸿章与之面商, 请其电英外部劝阻日本派兵, 欧氏允照办。

本日, 俄使喀西尼亦过津来晤, 李与之重提前与拉德仁约定彼此不侵高丽地界之事, 告以此次日本派兵太多, 似有别意, 俄切近紧邻,岂能漠视? 嘱其速电该国外部转致辞驻日俄使, 切劝日本与中国约期同时撤兵。

喀使以为然, 允将此意电告外部。

李鸿章即电知总署, 并谓‘素稔日忌英不如畏俄, 有此夹攻, 或易就范’。

”[ 2 ] ( P666)“英驻津领事面见李鸿章, 告以欧格讷已屡电该国外部请劝日本与华同时撤兵, 其外部已令英使与日政府商议, 然均无结果。

李鸿章答称, 应请欧格讷再转电英外部, 速令水师提督(指英国远东舰队司令)督带十余艘铁快船径赴横滨, 责日重兵压韩之无礼, 且扰乱东方商务, 与英大有关系, 勒令其撤兵, 再议善后。

”[ 2 ] ( P672)由此两个资料可以看出李鸿章想借英国、俄国之力以达到迫日撤军避战的目的。

探析此阶段李鸿章采取此避战之举, 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 此时大多的北洋将士不可倚靠。

据史料记载,“初, 鸿章筹海防十余年, 练军简器, 外人震其名, 谓非用师逾十万, 不能攻旅顺, 取天津、威海。

故俄、法之警,皆知有备而退。

至是, 中兴诸臣及湘淮军名将皆老死, 鲜有存者。

鸿章深知将士多不可恃, 器械缺乏不应用, 方设谋解纷难, 而国人以为北洋海军信可恃, 争起言战, 廷议遂锐意用兵。

”[ 3 ] ( P12019)而当时北洋将士不可倚靠, 作为当时海军提督的丁汝昌有同感, 并有所揭示, “( 光绪) 十四年(1888年) , 定海军经制, 命为海军提督。

军故多闽人,汝昌以淮军寄其上, 恒为所制。

总兵以下多陆居, 军士亦去船以嬉”。

[ 4 ]由此可见李鸿章决定避战的原因之一是因为他认
为当时的北洋军队将士不能倚靠, 抵抗不了日本军队。

其次, 清军兵力不足。

据史料记载, 李鸿章认为“若就陆路而论, 沿海各军将领久经战阵, 器械精利, 操演纯熟, 合计亦仅二万人, 分布直、东、奉三省海口扼守炮台,兵力本不为厚; 若令出境援韩击倭。

势非大举不办, 一经抽调, 则处处空虚, 转虑为敌所乘, 有妨大局。

从前防俄、防法, 征调添募多至二三十营, 此次外援兼顾内防, 更当厚集兵力, 需饷实属不赀, 应请户部先行筹备的饷二三百万, 以备随时拨。

”[ 2 ] ( P669)由此可知, 清朝兵力的缺乏也是李鸿章采取避战的另一原因。

第三, 北洋舰队缺乏船械与日本形成鲜明的对比。

据史料记载, “初, 鸿章办海防, 政府岁给四百万。

其后不能照拨, 而户部又奏立限制, 不令购船械。

鸿章虽屡言, 而事权不属, 盖终不能竟厥功焉。

”[ 3 ] ( P12018)此文中“不令购船械”源于光绪十三年(1887年) , 户部奏折: “窃计十余年来购买军械, 存积甚多, 铁甲快船、新式炮台业经次第添办, 且外省设有机器制造局, 福建设有船厂, 岁需经费以百万计, 尽可取资各处, 不必购自外洋。

迩来筹办海防,固属重要, 而河工臣款, 待用尤殷, 自应移缓就急, 以资周转。

拟请饬下外省督抚, 所有购买外洋枪炮、船只及未经奏准修筑之炮台等工, 均请暂行停止, 俟河工事竣, 再行办理”。

[ 2 ] ( P470)正是由于停止购船械, 导致光绪二十年(1894年) ,“北洋铁快各舰,堪备海战者只有八艘,余船尽供运练之用”[ 2 ] ( P669)。

而日本则“每年必添铁快新船一二艘”[ 2 ] ( P669)。

因此,李鸿章认为,中日两国船械形成鲜明的对比,使海上交锋恐非胜算即清军将处于极其不利的境地。

综上所述, 李鸿章在甲午中日战争爆发前夕, 以将士不可依靠、兵力不足及缺乏战舰为由力主对外斡旋以达到避战目的。

二、甲午中日战争开始至威海卫战争之前, 李鸿章主战, 并且比较积极指挥北洋舰队迎战
甲午中日战争开始至威海卫战争之前, 李鸿章开始主战。

这点从李鸿章与英使, 俄使的谈话中可以看出。

据史料记载: “英使欧格讷来津与李鸿章谈调停中日战争事。

欧称, 现奉本国外部电, 以中日战事未便持久, 两有伤损,嘱相机劝解, 是先私意相询如何办法。

李答, 事已至此,只有一意主战。

欧谓, 恐无把握, 不如早和。

继问当如何和法? 李答, 惟先劝两国停战, 再议朝鲜善后事宜。

欧云,是又如从前先令撤兵, 再议朝鲜
办法, 事必无成, 今要议和, 非允赔兵费不可。

李曰: ‘与其赔兵费, 不如留此费以用兵, 断难依允! ’欧又云, 两国战久, 于各国商务亦有碍。

言毕而去。

”[ 2 ] ( P724)另据史料记载“是日( 10 月12日) , 俄使喀西尼到天津, 李鸿章遵旨与谈中日之事。

李问, 从前贵国屡言不准他国占据朝鲜土地, 今日本竟占韩境, 贵国应如何办理喀谓, 揣我国之意, 现当中日用兵之际, 朝鲜尚未定局, 未便搀越, 暂守局外。

如中日议和以后日本仍久踞朝鲜, 俄廷必有办法; 惟中日战争不已,伤损必多, 终必议和, 不若乘此敌未入境之先, 速商停战
之法, 惟现在如欲议和, 中国已须吃亏, 然如不趁此了结,将来倭兵再进一步, 贪心更大, 和局更难等语。

李答: 议和亦看条款如何, 如吃大亏, 不若久战。

”[ 2 ] ( P725)从这两段资料可以看出李鸿章在战争爆发之后原先积极寻求英、俄调停避战转为较为直视战争, 反对妥协议和, 要求一战到底的态度。

而李鸿章这一态度的转变也可以直观的反映在他对海军提督丁汝昌的指挥上, 据史料记载, “李鸿章电丁汝昌,令仍统海军大队由威海径赴大同江口一带游巡, 相机击逐倭舰及运兵船”。

[ 2 ] ( P692)“李鸿章再电丁汝昌, 命速来津面商赴旅拼战及运送粮械事, 称: ‘速带六船来沽, 面商往旅拼战、渡兵运粮接济; 成败利纯, 姑不暇计, 尽力为之而
已。

刻即起碇, 勿迟误。

’[ 2 ] ( P742)”在战争其间, 李鸿章反复电告丁汝昌要严守, 特别是第二个资料, 非常直接指出,不能避战, 应该与日本相拼。

从上述几个资料即由李鸿章与外国使者的谈话及他的系列指挥中都
可以看出李鸿章在这期间是比较积极地迎战。

探析其在这个阶段表现的原因有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 是因为以光绪为首的清政府的压力。

中日战争爆发前一个月(1894年6月25日) , 光绪皇帝就对李鸿章避战不满, 要求其采取措施, “寄谕李鸿章: 朝鲜之事, 据现在情形看去, 口舌争辩已无济于事。

此前李鸿章不欲多派兵队, 原恐衅自我开, 难于收束, 现倭已多兵赴汉, 势甚危迫。

应如何及时措置, 李鸿章身膺重任, 熟悉倭韩情势, 著即妥筹办法, 迅速具奏。

”[ 2 ] ( P668)在战争爆发前一天(7月24日) , 光绪皇帝还指示李鸿章, “以‘倭人要挟太甚, 但有预筹战备’, 命李鸿章饬所派各军到防后相机应敌, 毋误事机。

并谕‘倘有观望不前, 致有贻误, 定将该大臣等重惩’[ 2 ] ( P683)。

”战争开始之后也向李鸿章施以压力,如(8月22日) 光绪帝“谕称: ‘平壤前敌各军, 到者计及万余, 倭人闻我进兵, 亦屡有添兵北赴平壤之信, 自应迅图进剿, 先发制人。

况各军到彼休息业已月余, 后路未到之兵亦应陆续全到, 若迁延不进, 坐失事机, 致彼汉城之路益固, 各处险隘布置益周, 剿办更为棘手。

著李鸿章电饬各军统将, 克期进发, 直指汉城, 沿途探听敌踪所及,
或关隘据守之处, 奋力攻剿, 倘敢退缩逗留, 即以军法从事! ’”[ 2 ] ( P696)在光绪皇帝以军法等系列军事惩处的高压下,李鸿章势必要做出一定的反映, 比如( 8月6日) 李鸿章就致电丁汝昌, “参折甚多, 谕旨极严,
汝当振刷精神, 训励将士, 放胆出力”[ 2 ] ( P691), 从这一资料就可以明显看出清朝给予李鸿章迎战的压力。

第二, 李鸿章认为北洋舰队可以再添新船, 与日本相抗衡。

据史料记载, 驻英龚照瑗曾电告李鸿章, “现有智利头等快舰七艘可购, 阿摩士庄厂新造大快轮在内, 现决意买, ‘如能办到, 日患早除, 必省兵费, 各国现有我赔日兵费了事私议, 实不忍闻’。

李即转电总署, 并谓: ‘日恃船多, 横行海面, 添此船必可制胜’”[ 2 ] ( P724)由此可知, 当时的李鸿章认为添船必定可以与日本相抗衡, 抱有一定的乐观心态, 这也是他较积极迎敌原因之一。

三、威海卫战争至甲午中日战争失败, 清朝处于不利地位, 李鸿章主要采取保船策略
当威海卫南岸炮台失守之后, 李鸿章“电致戴宗骞,嘱令仍与雨亭( 丁汝昌) 和商, 劝其冲出, 设法保船, 则失台之罪, 或可少减。

”[ 2 ] ( P778)李鸿章还电谕丁汝昌“无论如何危急, 必不使我舰为敌所得。

称: 威海南台既失, 刘公岛及北岸三台万紧, 丁汝昌统带海军各舰, 务当会合张文宣、戴宗骞等尽力拒战。

设北台不守, 丁汝昌当照前誓死拼战、船沉人尽之议, 不可稍有退诿; 或带船出口, 尽力轰击, 却回敌船, 则我船之进退自裕。

总之, 无论如何危急, 必不使我船为彼所得, 是为至要。

”[ 2 ] ( P779)当威海卫北岸炮台失守之后, 李鸿章又指挥丁汝昌, “令其速带船乘黑夜冲出, 向南往吴淞, ‘但可保铁舰, 余船或损或沉, 不至赍盗’。

”[ 2 ] ( P783)由此可以看出当时李鸿章在威海卫战役中, 采取以保船为主的战略。

李鸿章之所以在此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