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卡尔·波兰尼的“互惠经济”

寻找卡尔·波兰尼的“互惠经济”

——关于市场转型理论研究范式的探讨

邓伟志 秦琴

摘要：本文通过对市场转型理论的梳理,新制度主义研究范式的把握,指出新制度主义范式中对制度的强调应该包括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而有关市场转型理论的探讨却似乎忽视了非正式制度这一块。于是,本文借用卡尔·波兰尼的理想类型划分来指出研究者们在运用新制度主义研究范式时存在的不足,以及进一步研究的空间。

关键词：再分配经济;市场经济;互惠经济;新制度主义;市场转型

卡尔·波兰尼在他的名著《伟大的转折》中对人类的经济生产方式做出了三种类型的概括,即市场经济、再分配经济和互惠经济。学者们纷纷借用这种理想类型的划分进行学术探讨。20 世纪80 年代以来,苏联、东欧和中国发生了一系列的重大社会变革,其根本就是从再分配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这极大地改变了这些社会的基本面貌,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大量研究,被学者们誉为社会科学界的另外一个灵感源泉。其研究范式也随着学者们研究的深入、研究兴趣的增加以及原有旧的研究范式解释力的不足而发生了变化。

由于学者们要分析的是从再分配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所以着重分析的是作为正式制度的这两种经济中社会分层机制的不同,而似乎忽略了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的互惠经济的作用,本文的目的在于通过对市场转型理论的梳理,及研究范式的把握,指出在有关市场转型理论的争论中对互惠经济关注的不足,并由此提出作为互惠经济中重要概念的社会资本应该进入到市场转型理论的争论中来。

一、新制度主义范式的提出

1. 新制度主义范式

在苏东和中国发生变革之前支配西方社会科学界对东方社会主义研究的主要是极权主义范式和现代化范式。极权主义范式无疑是最早出现的一种研究范式。美国哈佛大学的沃尔德教授在他的《共产主义的新传统主义》一书中讨论了这一研究范式在社会学研究中的表现。他认为极权社会有两个非常特殊的特征:第一个特征涉及政党与其支持者之间纽带的性质。在作为资本主义另一极的极权主义看来,政党与支持者之间是一种事本主义的(impersonal) 、意识形态性的,以意识形态为基础的关系。即使在革命成功以后,意识形态取向仍是社会动员的基本手段。第二个特征可以称为社会的原子化。这种社会不强调区别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的合法性,凡是直接妨碍执政目标实现的社会纽带均消失了。“原子化大众”的存在,不仅为维持权力所必须,而且可以确保毫无障碍地对群众进行总体性动员。[1] 对于现代化范式,虽然学者们表述不一,但主题是一致的:认为,在社会主义革命以后,一旦政权得到巩固,社会主义社会就必然致力于经济发展,这种增长要求实现现代化和引进现代技术,而工业化和现代科学技术又要求有一套相应的现代价值观和制度,从而导致社会主义制度结构的变迁。现代化的过程将以自己的必然逻辑使社会主义国家按照西方发达国家的模式对自己进行重建。

然而苏东和中国转型的现实并没有给这些理论范式以验证的机会,面对这些社会变迁,以上两种范式显然是缺乏解释力的,但新的范式对旧的范式的批判不仅仅是局限于旧范式的适应性问题,而在于一些基本假设的根本不同。斯达克和维克多·倪认为,新制度主义范式的产生是以这样的一种假设为基础的,即社会主义社会既不像全能主义范式论者所认为的那样是资本主义的另一极,也不像现代化理论所认为的那样其未来是与资本主义相趋同的,国家社会主义应该代表了一种独特的社会形态,它拥有自己的制度逻辑和发展动力系统,其经济行为是嵌入于非经济的社会关系之中的,这和整个社会科学中的新制度主义学派的形成与发展联系在一起。[1]

2. 社会科学中的新制度主义

新范式主要是弥补了旧范式忽视制度的缺陷,同时又要与凡伯伦和康芒斯等人在20 世

纪早期倡导的制度主义区别开来,所以被统称为新制度主义范式。

在社会科学中对新制度主义比较全面的理解来自彼得·霍尔和罗斯玛丽·C.R. 泰勒的《政治科学和三个新制度主义》一文,他们指出社会学制度主义的“制度”不仅包括正式的规则、程序或规范,而且还包括符号系统、认知规定和道德模板(这些意义架构指导人类的行动) 。它们把组织和文化两者间的分裂融合起来,把文化理解成为组织所拥有的一种共同价值观和态度,理解成为惯例、符号或认知的网络,为行动提供模板,提供了一个“意义框架”来指导人类的行为。这个定义推翻了传统在制度和文化上的分裂,把文化也定义为一种制度。

[2] (P24) 把文化纳入制度分析框架,其实有着悠久的传统。从经济人类学家卡尔·波兰尼对人类经济生产方式的划分可见一斑。他认为人类经济生产方式不仅包括以价格和货币为中介,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是一种横向联系的“市场经济”,以及生产者与消费者没有横向联系,所有生产者都纳入经济管理的“中央”指挥下的纵向网络,产品和生产盈余自下而上地交给中央,中央按照纵向网络中的权力关系自上而下地对产品和剩余进行重新分配的“再分配经济”,还应该有一种“互惠经济”,其特征是,虽然生产者与消费者可以直接见面,但价格和货币并不是中介,代之而起的是信任和礼物,这种经济生产方式对人类资源的配置作用是不容忽视的。

3. 对卡尔·波兰尼三种经济形态的分析

波兰尼划分的市场经济、再分配经济和互惠经济中,市场经济和再分配经济属于正式制度,而互惠经济属于非正式制度。是人类资源配置的三种主要类型。

市场转型理论的争论实际上就是在制度的框架内探讨有关资源配置方式的变化而引起的利益群体的变化以及由此产生的对社会结构影响,因此理清这个框架是必要的。

经济学研究稀缺资源的配置,但其长期受市场——等级二分法的支配,只看到了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和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并由此争论不休,遭到了社会学的批评。斯密是第一位明确阐明“供求法则”的人,但是人们却常常忘记了他还提供给社会学了一个关键性的问题,这个问题对整个19 世纪的社会学理论具有指导意义:当现代社会彼此区分并且行动者追逐各自狭隘与特殊利益之时,是什么或哪些社会力量把他们聚在一起? 他的答案是:当理性的行动者在公开和自由的市场里追逐自己的利益时出现了道德的和符号的力量与“秩序的看不见的手”。[3] (P258) 互惠经济描述的就是这第二只“看不见的手”。

总之,作为非正式制度的互惠经济和作为正式制度的市场经济与再分配经济并非两张皮,互不相干,作为不同的制度形式,它们包含不同的刺激和制约结构,以及由此而来的特定的选择参数。每种形式的构成要素在每个社会中不同层次上并存[4] 。

由此,我们说新制度主义范式对制度的关注应该既包括A 区又包括B 区,也就是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共存,并且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但基于新制度主义范式的有关市场转型理论的争论却似乎缺少了点什么。

二、新制度主义范式下的有关市场转型理论的争论

普遍认为科尔奈以其敏锐的洞察力发现了“短缺经济”和“软预算约束”这些独特经济现象和运作机制,预示了社会主义经济是一种独特的制度安排,由此将“制度机制”引入到经济学研究中。而社会学领域中,在新制度主义范式下对社会主义国家转型过程中不同群体的利益得失以及转型对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结构的影响的探讨则开始于匈牙利裔美籍社会学家撒列尼( Szelenye) 及美国社会学家维克多·尼(VictorNee) 等人的市场转型研究之中。其关注的主要问题是市场转型与社会不平等的关系,以及市场转型过程中的精英(elites) 转换问题。

1. 市场转型理论的争吵

社会主义是一个再分配经济,并有其一套独特的与再分配经济相适应的利益分配机制。这是撒列尼对比较分层研究的贡献。在撒列尼的启发下,维克多·尼借用波兰尼的市场经济和再分配经济的两种理想类型,对苏东和中国市场转型过程进行了研究,提出了他著名的市场转型理论,他认为,国家社会主义社会从再分配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将会导致权力和特权的转移,即从再分配阶级手中转移到直接生产者手中。因此,在最初研究中,基本都肯定市场转型具有一种“平等化效应”。在之后的几年中,维克托·尼利用新的调查数据不断修改完善他的理论,但1989 年理论的核心观点基本没有改变(维克多·尼,1991,1992,1996 ) 。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