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夷列传读后感

伯夷列传读后感

导语：《伯夷列传》是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创作的一篇文言文，收录于《史记卷六十一·伯夷列传第一》。该篇是伯夷和叔齐的合传，冠《史记》列传之首。下面是橙子为您准备的伯夷列传读后感，供您参阅。

伯夷列传读后感1 世上没有绝对的好坏之分，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同时存在着光明和黑暗两面。人就是一个矛盾体，充斥着无法理解的矛盾，在理智与情感之间苦苦挣扎，在法律和人性间徘徊。人就像行走在悬崖边缘，脚下的土地是理智。如果一不小心掉入其中，便落入情感的陷阱。

上周看了东野圭吾的《彷惶之刃》，东野圭吾的小说，揭露了人性的矛盾。小说的主人公是一名急切得为女儿报仇的父亲，女儿无辜得死亡并惨遭欺凌的遭遇令本是一位公司普通职员的他踏上复仇之路。他亲手杀死了杀害他的女儿的其中一人，也因此被冠上“杀人犯”的名称并被通缉。但在寻找另一位凶手的路上，他还帮助了旅店的老板。你能说这样的一个人，是坏人吗？他只是因为丧女而暴怒了而已。

寻仇中，有一名旅店老板帮助他，还有一位神秘的人给他告知方向。你能说，他们是坏人的帮凶吗？只是理解了而已。

好人还是坏人，是不能看他的一面的，人都是多面的生物，真正冷血的人很少，就像完全的好人很少一样。

伯夷列传读后感2 伯夷、叔齐者，兄弟也，系出商时诸侯之门。其父遗命立叔齐，叔齐则欲让于伯夷，而伯夷拒受。最终兄弟二人先后离国而赴西岐。西伯姬昌卒后，武王载西伯木主而东伐纣，伯夷、叔齐认为，武王父死不葬而动干戈，为不孝；以臣弑君，为不仁。武王怒，欲斩二人，最后姜子牙力劝而释之。殷灭后，伯夷、叔齐不食周粟，隐於首阳山，采薇而食之，最终饿死於首阳山。

以今之眼光，伯夷、叔齐之事简要，相比史上不少忠肝义胆之人，并无非常显赫之举，而太史公却将其二人列于《史记》诸列传之首。依太史公之见，二位传主为人子、为人兄弟、为人臣，均至善至仁，然以饿死告终，命运实欠公平。传后太史公感叹：“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而天道终究予善人以何物、予恶人以何物哉。载于史册之忠义之士，非杀即戮，鲜得善终。反观作威作福之奸佞之徒，横行天下、鱼肉百姓，竟以寿终。境遇之别有若天壤，何谓天理耶？推人及已，联想当年，司马氏不过是替李陵说了几句公道话即下廷尉治罪，依汉律可以财赎刑，然家无余财、亲友无助，死罪虽免而终遭宫刑之辱，此等悲愤郁结于心，遇此自当勃发。

世俗曾有因果报应之说，俱言“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切都报”，但不知因此说，善恶之因果报在何时，应在何地。生前如此，身后又如何。伯夷、叔齐二者，若非赖于孔子之力传于经典，后世又怎知伯夷、叔齐两人哉，此伯夷叔齐之幸也。然并非忠善之士皆有二人之幸运，悠悠岁月，过往者不啻数亿，着史家之墨有几何，着史家之墨且被记于人心者又有几何，而其中忠

善之辈更有几何。“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文天祥身为南宋重臣，文武兼备、精忠报国、视死如归，故千秋之后有人追念，而史上千百万保家卫国、浴血沙场之将士，汗青之上又有几人留名。

故欲以行忠善之举而报应生前身后的念想，与南辕北辙无异，地球虽圆，终能回到原点，但其直径毕竟是大了些。所谓“诸恶不作，诸善奉行”，所得者无他，唯心安耳。“平生不作亏心事，夜半不怕鬼敲门”，对很多人讲，能睡上一辈子的安稳觉，行善也值得，毕竟睡觉时间占人生三分之一强，可惜的是，世上有些人并不怎么看，因为他们的习性同于《画皮》中的妖精，专好在夜间活动。

伯夷列传读后感3 《伯夷列传》十分难读，难在对人性的拷问，难在对价值观的选择。因之，昔日读、今日读，竟有迥异的结论。

余读《伯夷列传》，以为可从两处而入，一观伯夷叔齐之人格，二睹太史公之良苦用心。

伯夷、叔齐两位在思想上有强烈的洁癖，这种人在任何时候都不愿意违背自己所信奉的原则。从兄弟让位到同归西伯，从叩马而谏到饿死首阳，他们对心中的“道义”是从一而终的。他们见过了太多的兄弟残杀，因此追慕谦让的美德；他们向往盛世痛恨暴君，但绝不允许“以暴易暴”的事情发生，因为他们觉得，手段和目的同样重要。这种人当然是无法参与政治的，政治是没有洁癖的。或许我们会认为他们迂腐不堪、食古不化，不能用发展、辩证的眼光看待问题，但我们永远都没有资格指责他们的人格。古人的赞许和称颂，大抵是从此处而发，“古之贤人也（孔子语）”、“圣之清者也（孟子语）”、“特立

独行，穷天地亘万世而不顾者也（韩愈语）”。

那他们有怨吗？“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他们有怨，但怨的不是自己的选择，“求仁得仁，又何怨哉？”他们怨的，是世道人心。

太史公将其置于七十列传之首，当然不是没有他的寄托。他首先要彰显的就是“让”的美德，这在《五帝本纪》、《吴太伯世家》之中已早有体现，但这当然不是他所要寄托的全部。“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作为一个历史学者，太史公最为深切惋惜的，就是仁人志士在世时因天道无常而不得善报，没世后又不能见诸史籍而被人们遗忘，所以他才说“岩穴之士，趋舍有时，若此类名湮灭而不称，悲夫。”伯夷叔齐，事迹本是渺远难闻，但孔子的称述使其贤名益彰；颜渊好学，却不免蚤死，但终究有《论语》载其“身居陋巷、不改其乐”。太史公常以绪《春秋》的职责自任，自然是要给这些不该被历史遗忘的人做传。而七十列传之中的人物，或仁人志士，或游侠商贾，或出将入相，或郁不得志，但终究都是“扶义俶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与天下”者，所以以《伯夷列传》为七十列传之首，正见太史公的良苦用心。

然而，我们或许还会再问一句：“立功名于天下”真的如此重要吗？太史公为他人立名之时，难道不也是为自己立名吗？此类问题，见仁见智，正如面对伯夷叔齐，千百个人恐怕便有千百个说法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