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氏家训

《颜氏家训》由北齐颜之推所著，于隋初成书。全书七卷二十篇。

作者简介

颜之推（531—约595），字介，祖籍琅琊临沂（今山东临沂北），魏晋南北朝时期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和教育家。他出身于书香门第，曾在梁朝、齐朝和隋朝做官，仕途坎坷，一生历梁、周、齐、隋四朝，三度成为亡国之人。这些经历使得他在保持少欲知足、谦虚自损处世哲学的同时，还主张士大夫应当经世致用。颜之推深受儒家礼教的影响，晚年也推崇佛学思想。他学养深厚，学风严谨，尤其擅长文字，加上他博学笃行的节操和辗转流离的丰富阅历，为他的著述奠定了丰实基础。他一生著作很多，其中以《颜氏家训》最为著名，对后世影响最大。

《颜氏家训》全书七卷二十篇，即《序致》、《教子》、《兄弟》、《后娶》、《治家》、《风操》、《慕贤》、《勉学》、《文章》、《名实》、《涉务》、《省事》、《止足》、《诫兵》、《养生》、《归心》、《书证》、《音辞》、《杂艺》、《终制》，以传统儒家思想为中心，也注重实学、工农商贾等技能，教育颜氏后辈关于修身、治家、处世、为学等学问，“又兼论字画音训，并考定典故，品弟文艺”[1]。其中《归心》篇宣传佛教思想，《书证》、《音辞》两篇讨论古书训诂音韵，《文章》篇讨论文学，《诫兵》讨论军事。颜之推自称：“吾所以复为此者，非敢轨物范世也，业以整齐门内，提撕子孙。”

《颜氏家训》有极强烈的民族情操，里面提到一个故事，齐朝有一士大夫，尝谓吾曰：“我有一儿，年已十七，颇晓书疏，教其鲜卑语及弹琵琶，稍欲通解，以此伏事公卿，无不宠爱，亦要事也。”颜本人认为“异哉，此人之教子也！若由此业，自致卿相，亦不愿汝曹为之。”顾炎武称赞他说：“嗟夫，之推不得已而仕于乱世，犹为此言，彼阉然媚于世者，能无愧哉！”[2]。王钺曰：“北齐黄门颜之推《家训》二十篇，篇篇药石，言言龟鉴，凡为人子弟者，可置一册，奉为明训，不独颜氏。”但也人认为，“南朝入仕北朝”的颜之推自叹“一生而三化”，其“家训”写来道貌岸然，颜之推本人的经历，却不是那么的“民族大义”[3]。

以下介绍二十篇中的音辞篇

《颜氏家训·音辞》是汉语音韵学史上最重要的文献之一。它不仅是最早的音韵学史论，而且接触和研究了一些重大的语言学课题，如方言的本质和形成原因，语言的交流和融合，标准语音和词汇标准的确立，等等。它同时还是解开《切韵》——中国第一部最成系统的韵书里许多谜团的一把钥匙。

一“皆考名物之同异，不显声读之是非”

《颜氏家训·音辞》言:

夫九州之人，言语不同，生民已来，固常然矣。自《春秋》标齐言之传，《离骚》目楚词之经，此盖其较明之初也。后有扬雄著《方言》，其言大备。然皆考名物之同异，不显声读之是非也。

颜之推非常敏锐地看到，方言是自古就有的，我国的方言研究也是源远流长的。然而，古代的方言研究有一个很大的弱点，就是只考察方言的“同实异名”、“异名同实”现象，而没有研究语音的差异。这就连汉代的《方言》也不例外。

颜之推一下子抓住了方言的本质，他的观点与现代语言学理论完全相合。今天的学者们经过深入考察方言差别后也一致认为，“方言(地域方言)的本质差别，主要表现在语音上，划分方言的主要依据应该是语音”

更可贵的是，颜之推还看到了方言的形成(即语言的空间差异)是由时间因素所造成，这一论断比“现代语言学之父”索绪尔早提出1000余年。索绪尔在本世纪20年代指出:“人

们很容易忘记时间的因素，因为它没有空间那么具体。但是实际上，语言的分化正是由时间因素引起的，地理差异应该叫做时间差异。”

二“榷而量之，独金陵与洛下耳”

《颜氏家训·音辞》言:

孙叔言创《尔雅音义》，是汉末人独知反语。至于魏世，此事大行。高贵乡公不解反语，以为怪异。自兹厥后，音韵锋出，各有土风，递相非笑，“指”、“马”之喻，未知孰是。共以帝王都邑，参校方俗，考核古今，为之折衷。榷而量之，独金陵与洛下耳。

按:颜氏《音辞》，多遭后人误改，此处之“孙叔言”应为“孙叔然”，何焯以作校正；孙已叔然即孙炎，是三国魏时经学家、训诂学家，其《尔雅音义》用反切注音，从此反切大盛。洛下，即洛阳。《世说新语·夙惠》云“元帝问洛下消息”，可见“洛下”是六朝人对洛阳的俗称。

在中国语言学史上，颜之推第一个对汉语语音学史进行了全面、系统而精辟的论述，这些论述一直是今天的音韵学史家们论述六朝及六朝以前音韵状况的最重要的依凭之一。

从上述引文中，我们还可以看到颜之推对共同语和基础方言的深刻认识，他还为此确立了许多在今天看来仍很正确的标准。在他看来，共同语在语音上必须以某一地点方言作为基础(即基础方言)，基础方言必须具备一个标准，那就是“帝王都邑”，也就是在政治上、文化上具有领导地位的地区的方言。

颜之推还深刻地指出:标准音虽然是以某一地点方言作为基础。但是，这两者并不完全等同，标准还必须同时“参校方俗，考核古今”，也就是要合理吸收其它方言成份，同时还要充分考虑到古音成份。

三“南染吴越，北杂夷虏”

《颜氏家训·音辞》又言:

南染吴越，北杂夷虏，皆有深弊，不可具论。其谬失轻微者，则南人以钱为涎、以石为射、以贱为羡、以是为舐；北人以庶为戍、以如为儒、以紫为姊、以洛为狎。如此之例，两失甚多。

按:吴、越本是属于百越系统的两个南方民族，后来分别建立了吴、越两个国家，这两个民族无论在语言还是在风俗习惯上都与华夏各国不一样。吴越原来的语言都不是华夏语，而是一种属于汉藏语系壮侗语族的古越语。后来，由于包括楚在内的华夏文化和语言对吴越地区连续不断的影响和渗透，就使原来属于壮侗语族的古吴越语逐渐被华夏语所同化、融合，终于成为一种有特色的汉语方言。而颜之推所言“夷虏”，可能指北方阿尔泰系语言。

颜之推为我们提供了魏晋南北朝语言融合的重要信息，同时也昭示了方言差别的又一根本原因:受临近语言或方言的影响。这些，对现代语言学理论尤其是语言地理类型学以宝贵启发。

《颜氏家训·音辞篇》论道：“自兹厥后，音韵锋出，各有土风，递相非笑，指马之谕，未知孰是。共以帝王都邑，参校方俗，考核古今，为之折衷。搉而量之，独金陵与洛下耳。南方水土和柔，其音清举而切诣，失在浮浅，其辞多鄙俗。北方山川深厚，其音沈浊而鈋钝，得其质直，其辞多古语。然冠冕君子，南方为优；闾里小人，北方为愈。易服而与之谈，南方士庶，数言可辩；隔垣而听其语，北方朝野，终日难分。而南染吴越，北杂夷虏，皆有深弊，不可具论。其谬失轻微者，则南人以钱为涎，以石为射，以贱为羡，以是为舐；北人以庶为戍，以如为儒，以紫为姊，以洽为狎。如此之例，两失甚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