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亚当斯密的经济人和道德人

2012年·10月·上期学 术 · 理 论现代企业教育现代企业教育　MODERN　ENTERPRISE　EDUCATION 225针对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人与道德人之间的关系，早在斯密的《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中已经尝试调解这种矛盾对立，关于人性之“同情心”和市场经济之“看不见的手”的论述为开辟经济人与道德人的统一性道路构造出理论雏形。经济人和道德人并不是两种独立的人，而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主体所表现出来的两种不同的人性。尽管它的实际效果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十分有限，但是不可否认它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探索经济人与道德人之统一性出路提供了有益参考，并且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机制的总框架下真正能够实现经济人与道德人统一的可能性。客观地把握这两种人性，需要从斯密难题说起。所谓经济人和道德人的区分，直接的理论根源来自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两部重要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以下简称《国富论》）（1776年）和《道德情操论》（1759年）。在《道德情操论》中，斯密强调“同情心”（道德人）；在《国富论》中，斯密强调“自利心”（经济人）。学界认为导致相互矛盾、对比悬殊、彼此冲突的两种理论倾向的原因在于：“当斯密生活在英国并在哈奇逊和休谟的影响之下时，他是一个唯心主义者。然而，当他在法国生活了三年并同在法国占据支配地位的唯物主义者们密切交往之后，回到英国时斯密已成为一个唯物主义者。”当然，关于斯密前后思想转变的研究我们不能仅仅参考一家之言，并且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描述这种思想转变，而在于如何理解前后两种不同的思想。另外从学术史来看，对斯密难题给予高度关注和普遍研究伊始于19世纪中后期的德国历史学派。特别难得的是，自此之后对斯密难题的关注度不曾“降温”，在哈耶克、米塞斯、布坎南、弗里德曼、卢卡斯等经济学家、思想家的推动下，并且由里根、撒切尔夫人等付诸实践，形成“华盛顿共识”，这就是风靡世界的“新自由主义”——亚当·斯密思想的复活。因此，关于经济人和道德人的讨论不断地被推向学术界的“风口浪尖”。斯密在《国富论》中重点讨论了“分工”，以此为切入点，揭示出人与人之间的现实联系是利益关系，“我们每天所需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我们不说唤起他们利他心的话，而说唤起他们利己心的话。我们不说自己有需要，而说对他们有利。”在社会环境中，人各自都有不同的利益打算，不同的需求满足，我们从屠户那里获得牛羊肉、从酿酒家那里获得美酒，从烙面师那里获得面包……，这都不是单方面的给予或被给予，而是建立在个人利益基础之上的交易。交易的内涵在于每个人、每个集团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去从事满足个人、集团需要的交换活动，这就是自利心。马克思曾经援引爱尔维修、霍尔巴赫、边沁等法国唯物主义者的思想，并且直接影响其建构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原则，特别是为马克思真正的人道主义学说提供养分。“人并不邪恶，但却是服从于自己的利益的。……如果公民们不实现公共福利就不能实现自己的私人利益，那么除了疯子以外就根本不能有犯罪的人。”从现实的利益出发，不回避利益问题，只有个人的自利心和社会的公共福利两者之间达成一致，才能真正解决现实中的矛盾与冲突。因此，这也从反面说明人性当中“经济人”的一面具有与生俱来性，并且它不是可以规避的形而上学玄思，而是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出发点和前提。斯密本人在《国富论》中也试图和努力调和这对矛盾。他认为：“各个人都不断地努力为他自己所支配的资本找到最有利的用途。固然，他所考虑的不是社会的利益，而是他自己的利益，但他对自身利益的研究自然会或者毋宁说必然会引导他选定最有利于社会的用途。”总的来看，个人利益和个人利益之间、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矛盾的利益冲突，这可以说为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保留空间。在资本主义社会（正如斯密所身处的），黑格尔称之为“市民社会”，“从自由的角度看，财产是自由最初的定在，它本身是本质的目的。”拥有财产，就是在财产权上获得认可，也就意味着人摆脱了对人的依赖性从而获得人的自觉，不过这种争取财产的过程必然是自私自利、唯利是图的。它的根源不在市场经济，而在资本主义。通过上面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到，斯密的经济人并不是一个纯粹的和绝对的利己主义者，并且从《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的写作顺序上来看，斯密是从道德人转向经济人研究，这其中必然是斯密认识到了某种关于道德人的理论困难。在这个意义上，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不过是斯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哲学论证，所谓道德人的构想在黑格尔哲学体系中就是绝对理念和国家。在伦理框架内，家庭是自然的伦理精神，市民社会是伦理精神的外化，国家是伦理精神的完成。从根本上说，资产阶级国家和资本主义社会作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比较高级阶段不可能退步到消解和废除人类与生俱来的普遍善、道义和人性。当然，由于资产阶级自身的局限性，正如马克思批评作为政治解放重要成果的立宪国家一样，“立宪国家是这样的一种国家，在这种国家里国家的利益作为人们的真正利益，只是在形式上存在。……于是，国家的利益在形式上又重新作为人们的利益而获得现实性。但它所应该有的也正好只是这种形式的现实性而已。这种国家利益成了一种装潢，成了人们生活的调味品，成了一种客套。”拥有这样的前提性理解之后，我们再来具体讨论斯密《道德情操论》里的“道德人”思想也就豁然开朗。《道德情操论》中曾明确指出：“无论人们会认为某人怎样自私，这个人的天赋中总是明显地存在着这样一些本性，这些本性使他关心别人的命运，把别人的幸福看成是自己的事情，虽然他除了看到别人的幸福而感到高兴以外，一无所得。”每个人的天赋中都存有某些人之本性，孟子谓之人之四端犹如人之四体，而四端首以“恻隐之心”为先，也就是“同情心”。斯密基于人性的考察，以同情心为核心将之变成资产阶级国家和资本主义社会普遍的伦理道德法则，法国大革命以实现“自由、平等、博爱”为己任，尽管实际情况只能是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然而，任何时候都不能否认这样一种道德的形而上学和乌托邦精神。同情心被看作人类普遍的良知。当然，也被看作资产阶级普遍的道德情操。所以斯密同时也认为：“尽管它们（笔者注：富人）的天性是自私和贪婪的，虽然他们只图自己方便，虽然他们雇佣千百人来为自己劳动的惟一目的是满足自己无聊而又贪得无厌的愿望，但他们还是同穷人一样分享他们所做的一切改良的成果。”很显然，斯密从一开始就试图调解各种不同利益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并且在《道德情操论》中把同情心放置在自利心的前面。换言之，人性一方面是自私和贪婪的，从而导致人在现实生产生活当中以获得利益和满足自己为目的，但是另一方面人性也具备同情、合作、共赢的特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并不仅仅是剑拔弩张、不可调和，而是互惠互利、共同增进。斯密的道德人正是资产阶级的良心。中国社会现代性转型这一大的时代背景和由此带来的新的价值理念与传统的道德观念的冲突，使得经济人与道德人悖论这一斯密难题日渐被我国理论界特别是伦理学界所关注和研究。我们所面临的道德危机实质上反映了这样一种社会现实:我们多年来倡导和实施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在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建设的进程中逐渐丧失了感召力和社会规范作用。中国社会的现代性转型迫切需要构建能够与之相适应的道德体系，以满足社会发展的要求。但是，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改革正在进行之中，道德体系的构建更有待时日。参考文献：[1]转引自胡怀国. 斯密思想体系的一致性[J].经济科学，1999(4)：121.[2]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册）[M].郭大力、王亚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14.[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169.[4]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册）[M].郭大力、王亚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25.[5]黑格尔.法哲学原理[M].范扬、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54.[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325—326.[7]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M].蒋自强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5.[8]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M].蒋自强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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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　颖

（吉林省委党校　吉林　长春　13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