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能翻译理论的文本分析法--诺德

诺德功能翻译理论的文本分析模式探究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西方的翻译理论基本上是与语言学同步发展的。语言学主导着翻译研究，人们把翻译仅仅是看做是一个符号转换的过程，20世纪60年代，奈达（Eugene A. Nida）以语言学、信息论和符号学为基础提出“动态对等”理论；纽马克（Peter Newmark）又将翻译纳入语义学的研究之中。而20世纪70年代出现的德国功能学派翻译理论则独树一帜，首先摆脱了当时盛行的对等翻译理论的束缚并明确提出仅靠语言学是不能解决翻译问题的，并且拓宽了翻译理论研究领域，赋予翻译更多的涵义。正如埃德温·根茨勒（Edwin Gentzler）所说，在过去的20多年里，西方翻译理论研究的发展出现了两大转换：（1）翻译理论研究由“源语文本为导向”过渡到了“以目的语文本为导向”的研究；（2）翻译培训模式由单纯的语言学转向了文化因素和语言学因素相结合的模式。而德国功能学派多年以来一直是这两个方面的先驱者。

功能翻译理论视翻译为一项需要考虑读者和客户要求的全新的目的性交际活动，是基于目的性理论（Skopostheorie）的建立而提出的。目的论的雏形是由凯瑟琳娜·赖斯（Katherine Reiss）在1971年提出，后由她的学生弗米尔（Hans J. Vermeer）于1978年明确创立理论，并在应用和研究中不断发展。曼塔里（Justa Holz Manttari）借助交际理论和行为理论的概念，将其扩展为翻译行为理论。功能学派第二代代表人物是诺德（Christiane Nord），她是德国功能学派的集大成者和主要倡导者之一，1997年出版的《翻译作为具有目的性的活动》（Translating as a Purposeful Activity）一书，使她成为第一位用英文系统总结功能派各种思想、深入浅出介绍功能派的学术理论和术语的学者。本文旨在通过对于诺德功能翻译理论的文本分析模式的探究，归纳其在实用翻译和文学翻译中的应用、找到文本分析模式存在的不足之处。

一、源语文本分析

诺德认为，翻译的目的不是追求译文和原文的对等，而是强调译文应该在分析源语文本的基础上，以目标文本预期功能为目的，选择最佳的处理方法。所以，源语文本分析被看做是翻译过程中极为重要的一个环节，它为译者作出以下决定提供了依据：

（1）翻译任务是否可行

（2）原文中哪些信息与译文功能相关

（3）采用何种翻译策略可以使译文符合翻译目的

源语文本和目标文本之间的联系通过源语文本分析得出，译者只有明确原文中哪些信息或语言成分应该原封不动的保留，哪些应该根据翻译目的进行修改调整，才可以更好的实现译文的功能和预期的价值。所以，源语文本分析是翻译中的重要一步，也是忠诚于原文作者和委托人的关键一环。

在《翻译的文本分析模式》（Text Analysis in Translation）一书中，诺德对源语文本中的一系列复杂却具有内在关联性的语言和非语言因素进行了分析。源语文本所处的交际情景对文本分析至关重要，因为这些情景因素决定了源语文本的交际功能。诺德将其成为“文外因素”，包括文本发送者（sender）、发送者意图（sender’s intention）、文本接受者(audience)、媒介(medium)、交际场所（place of communication）、交际时间(time of communication)、交际动机(motive of communication)和文本功能(text function)。诺德认为发送者的信息的获得有两个途径：文本背景和文本自身。比如可以通过文章中出现的地点提示或是方言信息推断文本发送者的所处位置、人际关系以及社会地位等情况。发送者的意图关注点是发送者，是其想通过文本达到的某种目的和想法，对于译者来说，发送者的目的可以决定文本的结构、文本的内容和形式，是译者选择翻译策略和翻译信息的关键指导。在功能翻译理论中，文本接受者向来拥有着至关重要的地位。他的社会角色和阅读期待决定了文本翻译的目的和侧重点，诺德将其区分为源语文本读者和目标语文本读者、固定读者和随机读者。前者含义顾名思义，后者中的固定读者是指发送人要传递的对象，而随机读者是指偶然接触到发送者发送信息的人或者潜在读者。媒介可以帮助译者了解发送者意图、交际动机以及目标读者群，由于媒介种类会因为交际双方的年龄差异、文化或社会因素产生不同，所以从媒介中还能推导出文本的产生地点和时间。所以媒介具有很强的文化和社会性。交际场所不仅反应了不同地理环境下不同的语言变体，而且还体现了文本所处的文化政治状况。比如英式英语和美式英语之分，政治自由度与话语权限之分，译者只有很好的了解文本所处的交际场所，才能运用更符合文本接受者习惯的语言和国家背景进行翻译工作。交际时间是理解文本历史背景的重要前提，时间的变化会影响到文本功能的发挥和变化。比如《格列佛游记》在创作之初是以揭露英国

现实为目的，随着时间的变更，译文在中国成为了儿童读本，以为儿童展现奇幻的冒险之旅为主要目的。

与文本自身有关的一些因素，诺德则将它们称之为“文内因素”，包括主题（subject matter）、内容（content）、前提（presupposition）、构成（composition）、非语言因素（non-verbal elements）、词汇（lexis）、句子结构（sentence structure）和超音段特征（suprasegmental features）。其中主题起着根本性的作用，源语文本主题的变化会引起目标语文本主题的转变，其中一些主题还隐藏着文化背景供译者参考，同时为译者翻译所需进行的准备工作指明方向。大部分的主题可以在标题中之间获得，如若找不到相关信息，可以通过提炼文本的关键信息来概括归纳主题。非语言因素包括插图、照片、徽标等。非语言因素与语言因素同属于文化范畴。在分析源语文本时，译者首先要找出哪些非语言因素需要在译文中保留，哪些需要根据目标语文化而进行改动。词汇特点在诺德的文本分析法中占有重要地位。词汇的选择受文本主题和内容影响，不同主题不同词汇的使用频率就有所不同，一类词汇会频繁出现。除此之外，文本中出现的关键词通常情况下都可以组成一个完整的语义链条，并贯穿文章始终，不仅是文本主题的重述，也是文章内容的高度概括。文本分析中还涉及的句子结构，它包括复杂程度、主句与从句的分布、句子的长度等特征，既包括了具有特定句子结构的普通文本，也包括了为了对读者产生某种特殊影响而特意选择的句子结构文本。在分析文本的长句，句子的衔接方式，主句与从句的分布的基础上，译者可以得知文本中信息是如何安排的，文本内容是融化展开的，对句型结构分析以得出文本的功能特点。

文外因素的八个因素互相影响，不可分割，某个要素的线索和信息可以从其他要素的线索和信息中导出。例如文本接受者的教育背景、所处文化社会环境可以从交际场所、媒介和交际动机中提取，也可以从其他因素中间接获得，还可以推断文本功能。对于文内因素，也同样是这种密切相关的关系网络。例如，主题决定内容、词汇，同时也受词汇、前提、超音段特征、句子结构等因素的影响，内容影响词汇，反过来又受词汇、句子结构和超音段特征等要素的影响。除此之外，文外因素和文内因素之间也相互牵连，互相影响。文本分析模式可以看成是一个以各个要素为基础的复杂的网络系统结构，每个因素都相互影响，对最终的源语文本分析结果起到作用。译者必须在翻译时对源语文本做详尽的分析，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