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权力与国家_读书报告

从研究方法看《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

○李克军（文法学院行政管理111 学号06）

【摘要】本书是以乡村的文化网络为基本结构并考察其功能力，作者主要利用日本南蛮铁道株式会社调查部编撰的《中国惯例调查报告》、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所做的社会调查材料，以及中外学者已有的研究成果，通过细致的个案研究，向我们展示了1900——1942年间华北农村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一般状况。

【关键词】权力的文化网络国家政权建设华北农村掠夺型经纪村界

【作者】杜赞奇（Prasenjit Duara)，早年就学于印度，后赴美国术学，师从著名汉学大师孔飞力，现任美国芝加哥大学历史学系及东亚语言文明系教授。其《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曾先后荣获1989年度的“亚洲研究学会列文森奖”。其第二本专著《从民族国家中拯救历史：质疑现代中国叙事》，中文译本已于2003年面世。其最新著作《主权与真实性：满洲国与东亚现代进程》，也已于近日出版。

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农村，国家竭尽全力企图加深并加强其对乡村社会的控制。国家政权的扩张对华北农村社会权力结构的影响，从西方入侵的时势中不断延伸入中国的乡村基层。冷水沟、石门镇、吴店、侯家营、后夏寨、寺北柴这六个乡村的典型事例阐述“权力的文化网络”①和“国家的政权建设”②。

社会学和历史学之间存在着多样联系，在对乡村进行研究工作时，必然要把社会学和历史学沟通在一起。明确研究的方向，杜赞奇在书中对农村的种种变化围绕“权力的文化网络”这一中心概念为目标，对流个农村中的民俗与民族、宗族都做了深入的探讨。分析历史变迁对社会农村的影响时，作者引入了不同的理论，他同时接受了斯科特和波普金的理论②，在研究中寻找华北农村自身发展的规律。

时间是明确的。作者选取的是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乡村，她在研究中缩小了时间范围，更能深入的了解农村的现实状况。不同的时期，华北农村的权力结构会发生些许变化，特别是农村的经济发展为代表的改革。农村的政治选举往往是族中的

①权力的文化网络：乡村生活中权力关系的各个方面是如何影响乡村公共权力施展的。

②国家政权建设：国家证券的官僚化、渗透花、分化以及对下层的巩固控制。

②书中第221页说明。

精英外加富裕的经济条件才能获胜。族中的选举，首先是以考虑族中的成员利益为前提，维护同族的利益不受损，这个前提是在大范围的活动下进行。其次，这些族中的人物们才会衡量多方利弊。农村会产生一个婚姻圈③，在圈内的联姻都以这个范围为准。村庄的婚娶不是从集市圈之外的村庄迎娶新娘。通过一定的地域限制乡村的向外发展，而以小农经济为主的那个年代，又完全满足了这个条件。

现实中的事物都有二重性④。但是，它不宜于作科学的、规律性理解的原因。“文化网络”

⑤将中国社会特有的文化体系联系在一起。清末乡村的经纪统治中，捉奸延伸出“国家经纪”⑥，这种营利性经纪与保护型经纪⑦相区别。农业经济在当时仍然占据了主导地位，尽管由于西方入侵带来了商品经济的繁荣，但在本质上仍然没有打破传统经济的束缚。国家由于内忧外患，疲于应付，巨大的财政负担从上直接压到了人民的头上而在乡村中，赋税征收和官员贪污侵吞了大量老百姓的民脂民膏。由于体制的限制，造成了各种弊端只是乡村的权力结构不断的变化。

官僚机构的改革没有根本上起到保护作用，对下层的控制却在不断增加。地方在重组和扩大的时候，上层和下层的联系更加紧密，由此而来的问题也突出了。地方有地方的政策，征收赋税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处于保护型经纪的考虑，上层的政策会比较宽松。在掠夺型的经纪中，农村基层完全成了剥削的对象，穷者越穷，富者越富。战争时代，摊款不断，物资缺乏，农民背负着沉重的负担，而且不可能得到监督。

我们从局部到整体来看，农村具有浓厚的乡土性。通常为我们认为的农民显得有些“愚钝”，但这种乡村的纯朴性却能生出大智慧。农村的有着自己看不见的体系，在华北农村里，具有不同形式的血缘宗族。村里的政治结构就是围绕宗族而来的，通常主事的人是具有宗族地位和经济实力的同村人，而不同血缘的人却得不到相同的待遇，宗族的农村远离了城市⑧。

宗教在农村的影响很深，比如“关帝”和“玉帝”⑨这两个神话人物。老百姓认为农村中的众多东西是有神明赐予的。宗教在乡村分为四类⑩：第一种是本村的自愿

③婚姻圈：一个内生的社会区域，人们往往从初级市场圈内寻娶媳妇，村庄进行联姻。

④本书第220页说明。

⑤本书第5页说明。

⑥国家经纪：国家通过双重经纪来征收赋税并实现其主要的统治职能。又称为营利型经纪。

⑦与营利型经纪相区别。

⑧本书第11页说明。

⑨书中的村庄信奉的神化人物。

组织，顺义县河南村是典型；第二种是超出村界11的自愿组织，像“朝山会”就是这一类型；第三种是以村为单位的非自愿性组织，这种组织最大的特点就是包括了所有的本村人;第四种是超村界的非自愿性组织，它的中心位于村外，但全村作为一个整体加入。这四种组织构成了乡村的宗教文化网络结构，连接了许多地域和民众。农村的政权虽然得到了加强，但是这种宗教文化还是无法控制这种外部力量相连的宗教势力。当这种宗教文化形成一股势力时，会影响到农村的政权，宗教更能取得民众的信任，从而让宗教领袖在农村中得到更高的地位。

乡村共同体12从经济利益的角度来看，农村划定村界，稳定税源，可能会加强村落内部的保护型经纪关系，但由于村里的文化特性，村里的领袖也很难说服村外人缴纳税款。村民依然会按照习惯法来决定事项，文化网络中的各种关系仍然比较稳定。

纵观社会与历史的发展轨迹，乡村权力结构在中国社会的20世纪上半叶变动的极为剧烈。但是，乡村文化在经历巨大的历史变革时仍能保持自己的认同方式，日久天长，深深植入了村民的内心之中，变成了理所当然。在理论科学的基础上来看它具有了一种我们看不见的规则，联系着不同的文化网络，组成一个庞大的体系网，构成了一个世界一种文化。

结束

相关参考文献

《中国农村惯例》（日文），1981年，6卷，东京。

杜赞奇（Duara,Prasenjit.1983）:《华北乡村社会中的权力，1900—1940》，哈佛大学博士论文。

⑩本书第94页把乡村的宗教分为四类。

11村界：在一定范围的村庄所具有的影响力构成的社会区域。

12乡村共同体：一个整体组织从全体居民的利益出发，通过沿用下来的村规民约构成的习惯法约束共同体成员的行为，调节成员之间的争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