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文明与传统文化

生态文明与传统文化
一、反思工业文明的得与失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在1949年出版的《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提出了一种叫“轴心期”的理论，被今天大多数人文学者所认同。

雅斯贝尔斯发现了一种很奇怪的历史现象，即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期间，中国、印度和希腊这三个相互隔绝的地区同时涌现出众多思想家，各个文明的那些伟大的精神导师，如古希腊的诗人荷马、哲学家巴曼尼德、赫拉克利特、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古印度的释迦牟尼，中国的诸子百家，这些贤人们在这六百年期间如雨后春笋般，纷纷隆重登场。

人类文明有文字记载的约有五六千年，放到这么漫长的历史中，这六百年恰如一道闪电划过夜空，但它却足以光照后人！他们规定了以后各自文明的发展方向，以后的发展只能在他们圈定的范围内细化发展，而再也不能有根本性的突破了！所以这六百年就被称为“人类文明的轴心期”，直至今日，人类每一次新飞跃都要回顾这一时期，从中汲取灵感与动力。

他们各自规定了一种什么方向呢？古希腊哲学重在求知，而中国诸子哲学则是在“礼崩乐坏”的历史条件下，重在寻求失去的“道”；印度哲学重在人的精神解脱。

西方哲学的核心问题是对“真理是什么”加以追问，其思维模式建立在天
人二分、主客对立的基础上。

如古希腊哲学家认为“哲学起源于对自然的惊异”、“哲学就是爱智慧”，我们可以说中国古代哲学是“智慧”，但不能说“爱智慧”，“爱”的背后有一种明确的主体自我意识。

到了苏格拉底直接就提出：“知识就是美德”。

在中国文化中，我们可以说善良是美德，节约是美德，但从来没有说探求知识和真理会成为美德。

所以，古希腊哲学是西方自然科学的母体，经历了漫长的中世纪神学统治后，伴随着文艺复兴特别是自15世纪以来，在西方的哲学传统中发展出了现代科学和现代技术，西方人凭借着“知识就是力量”的信念，不仅征服了自然，也征服了东方世界。

如果把工业文明作为一个完整的模式来考虑的话，它是由两大理念来支撑的，其一是科学主义，其二是消费主义。

它们构成了工业文明的左膀右臂：一方“研发”出文明成果，另一方则“消耗”掉文明成果，由此形成无尽的循环！所以，今天很多西方学者也从消费这个角度来反思工业文明。

如美国学者艾伦·杜宁在《多少算够：消费社会与地球的未来》一书中指出，在工业文明所造就的消费社会中，消费主义成了最深入人心的价值。

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1、“不消费就衰退”成为首要的经济发展理念。

在特殊时期（如战争、金融危机时期），消费甚至被渲染成一种刺激经济增长的“爱国责任”。

2、消费成为重要的文化活动。

用杜宁的话来说就是“购买货物已变成宗教仪式”。

怎么理解呢？
今天的世界，节日的狂欢都是和购物联系在一起的，人们似乎只有通过消费和消费的数量才能体会到节日之乐，而早已忘却了先辈们那种自我劳作，自我欣赏，在敝帚自珍中精心营造的节日乐趣。

其实神圣感从来都是来自于心灵的深度，而和肤浅的感官满足毫不相关！3、消费成为生活方式。

今天，消费、购物不仅成为重要的消遣、娱乐方式，而且人们还以消费的数量、质量来衡量成功。

人们的社会分层不是因为占有的财富不同，而最终是通过消费（碳排放量）体现出来的。

尊重感和认同感往往通过消费来实现，消费的价值就等于自我的价值，如穿体面的衣服、开体面的车子，住体面的小区，仿佛都在说，“不错，我在那个团体中。

”用杜宁的话来说，“消费就是这样一个踏轮，每个人都用谁在前面和谁在后面来判定他们自己的位置”。

透过纷繁复杂、令人眼花缭乱的消费，我们可以还原出以下两个最基本的事实：
一是消费的终极不是商品，不是“人造”产品，而是地球资源，所以我们要追问的是：“它是无尽的吗？”事实证明，消费是上瘾的，每一种奢侈品很快就变成是必需品，并且又要发现一个新的奢侈品。

今天，朝鲜的年轻人把黑白电视换成彩色电视，和美国的年轻人把宝马换成是梅赛德斯，其实是同一个道理，同一种感受。

社会发展就是追逐奢侈品，奢侈品变成必需品，几代以后，这个过程就能把富裕重新定义
为贫穷。

买了，用过，扔掉，再买，这样一个无限升级的过程，使体面生活的定义标准无止境地向上移动，但却给环境造成了无尽的压力。

二是消费根源于人的需求和欲望，所以我们要追问的是：“多少算够呢？”事实同样证明，人类的需求和欲望实际上是
无限扩张的，消费最终将不能得到满足。

高消费的社会，正如奢侈生活的个人一样，消费再多也不会止步，所以人们经常慨叹“钱多少都不够花”！更重要的是，超过一定界限以后，更多的消费并不等于更多的充实。

生活在今天的我们比生活在上一个世纪的祖父们平均富裕数十倍，但我们并没有比他们幸福数十倍。

我们能说比唐朝的人更幸福吗？心理学的研究表明，消费与个人幸福之间的关系是微乎其微的，较高收入的人较幸福的主要原因，是因为白领阶层的技巧性工作比蓝领阶层的机械性工作更有趣，享有更多的挑战性和创造性，比那些从事低级劳动的人得到更多的精神回报。

所以被消费文化所蒙蔽，人们一直在徒劳地企图用物质的东西来满足不可缺少的心理和精神的需要。

西方环境思潮兴起四十年，人们的认识逐渐由表及里：开始时把环境问题当作是一个技术问题，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后来发现再好的技术修补也挡不住内源性的“糜烂”，于是就
上升为一个经济发展方式问题；后来发现环境问题“牵一发而动全身”，牵扯到各个群体利益、甚至各国之间不可调和的冲
突与矛盾，于是就上升为一个社会治理问题。

这几年，环境问题尤其是气候变化问题迫在眉睫，很多人已清醒地意识到环境问题终究是一个文化问题、伦理问题。

所以，西方学者也开始反思自己的文明，并从古老的东方文化智慧中寻求灵感，近些年美国学者陆续研究、出版了《儒学与生态文明》、《道教与生态文明》、《佛教与生态文明》等著作。

二、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的生态智慧
中西文明的真正相遇是19世纪中期的事，在此之前虽偶有交流，但基本上是“你追求你的真理，我追求我的道”，“你做你的自然征服者，我做我的谦谦君子”，互不干涉。

但伴随着西方的殖民扩张，他们不可避免地相遇了，于是就出现了“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的无奈！在屈辱的历史进程中，中国的知识分子意识到，必须也把自己变得虎背熊腰，武装到牙齿，才能与西方抗衡。

于是反思中西方文明的关系问题，一直是近代以来他们思考的一个主题。

从严复、梁启超，到梁漱溟、贺麟、鲁迅、胡适、冯友兰等，个个都是学贯中西的大家，在那样一个背景下他们所思考的远比我们今天要深刻得多。

以梁漱溟为例，他对中西文化的思考对我们今天仍然具有启发意义。

他认为人生有三种问题，第一种问题是自己能够说了算，自己能够解决。

所以应该持一种积极向前要求、努力奋斗的态度。

第二种问题是自己说了不算，解决与否在
于他人。

比如他举例子说，要求别人不要恨我，即使我如何表白，他仍旧恨我，或者口口声说不恨而心里照旧，所以是不能由我做主的，因为我只能治服他的身体而不能治服他的“心”。

对这类问题应该持一种变换思路、调和、持中的态度。

第三种问题是人根本不能解决的，如活着总想长生不老，活着总想没有苦恼，让花儿不败，月儿不落等。

对这类问题只能是持“向后”的态度，即看透或消解掉它。

如人们经常说的，“参透生死”，“看破红尘”，“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即已经从根本上取消了这些问题。

面对人生的三种问题及三种解决态度，梁漱溟认为西方文化较好地解决了第一种问题，中国文化较好地解决了第二种问题，而印度文化较好地解决了第三种问题。

所以，最后他认为人类文明的发展也会依次经历这三种路径，认为中国文化比西洋文化要来得“高妙”，认定“世界未来的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

可以说持这种态度的不仅梁漱溟一人，作为当代最伟大的历史学家汤因比就认为中国文明将为未来世界转型和21世纪人类社会提供无尽的文化宝藏和思想资源。

哲学家罗素也认为，未来的世界在最困惑的时候将把希望寄托给中国。

那么，从生态文明来说，中国传统文化中到底有哪些思想可分享给世界呢？这里主要从儒家学说入手，在分析其基本精神的基础上揭示一下它们所蕴含的生态智慧。

与西方哲学建立在天人相分、主客对立基础上，强调认
识自然、征服自然不同，儒家哲学追求“天人合一”、“天人相通”，体现的是一种整体主义的思维方式。

它包括互逆的两个过程：
其一，是从“天”（自然）到“人”的生成过程。

什么是“天”？六经之首《周易》有两句话：“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谓易”。

“天”就是指一个以生生不息为目的的过程。

所以，当孔子的学生子贡一再追问“天是什么”的时候，孔子不耐烦地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意思是说，你不要喋喋不休地问了，天从来只做而不说，那就是使四季交替，万物生长。

那么，人作为万物中的一物，只能以天道为人道，所以《周易》又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君子处世，应像天一样，自我力求进步，永不停息。

可见，在由天到人的理论推演过程中，儒家使用了整体主义同时也是自然主义的一种“类比”的思维方式。

这种整体的思维方式，使儒家对万物不是抱着一种分裂、宰治的态度，而是抱着一种审美的、同情的态度。

或以物达意，借一体之物表达一种思想意境，如宋儒周敦颐的“绿满窗前草不除”，认为“与自家意思一般”，以此可观天地生物气象。

如朱熹的《观书有感》：“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或托物言志，借一体之物表达一种人生志趣，如宋代大儒程颢的《春日偶成》：“云淡风清近午天，傍花随柳过前川。

时人不识予心乐，将谓偷闲学少年。

”哲学家借自
然之物来表达思想情怀，这是由中国传统思想的特点决定的。

其二，从“人”到“天”（自然）的修养过程。

儒家以“仁”为核，编织了一张层层扩展的伦理之网。

在这张网中，自己和他人以及自然万物成为一个整体。

人遵循着内心之“仁”不断
修养，就是孟子所说的“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的扩充过程。

对自然的感知与体爱成为人的道德修养的重要环节，所以孔子强调“钓而不纲，弋不射宿”，意即钓鱼时莫用网，避
免一网打尽，勿射杀熟睡中的鸟，避免不分老幼倾巢而亡。

这样的伦理意味在后来的民谚如“劝君莫打三春鸟，子在巢中待母归”中表现得更为直接。

宋明时期，儒者更强调如此发自于“心”的修养过程：天地本无“心”，圣人通过“为天地立心”，使人与天地通而为一，达到张载所说的“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天地境界；王阳明则更多地从人心体验的角度论述万物一体，“见孺子之入井会怵惕恻隐，见鸟兽之哀鸣觳觫会心生不忍，见草木之摧折会悯恤，见瓦石之毁坏会顾惜”，通过没有遮蔽的本心，自己与他人、鸟兽、草木、瓦石的一体性得到了“感同身受”般的呈现。

然而，儒家的整体性是内含秩
序的，“亲亲”、“仁民”、“爱物”是有等级差异的，这通常被称为爱有差等。

所以，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儒家既不同于“人为自然立法”的人类中心主义，也不同于一味拒斥人伦、文明的犬儒主义，因践行起来首先合乎情，所以才合乎理。

荀子是儒家思想中的异类，他的生态观也值得我们今天
珍视。

这个曾经三次担任齐国稷下学宫“祭酒”（学术掌门人）的儒生，却是一个在当代遭受最多曲解的思想家，而所有曲解都围绕着他提出的“人定胜天”思想。

在那个“与天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的时代，荀子作为伟大的唯物主义者被捧上了天。

而今天，随着环境问题、生态灾难的加重，又有人对荀子“人定胜天”的思想横加指责，说：“人如果能胜天，海啸、飓风、洪水、干旱来了，还怕什么？”还有人说：“什
么人定胜天！估计鲁迅的阿Q就是根据荀子原型创作的。

”
甚至还评价说“荀子是诸子百家中最不知道天高地厚的一个”，等等。

所以首先有必要给荀子的“人定胜天”平反、正名。

在
荀子那个年代，巫术、迷信盛行，人们不积极从事生产，却整天祈求天的赐福，想不劳而获。

所以荀子告诫人们，天有天的职分，人有人的职分，自然界的变化有自己的规律，不受人的意志支配。

如果人们加强生产，又节约开支，天不能使人贫穷；如果人们荒废了生产而又奢侈浪费，天也不能使人富裕。

所以要重视和相信自己的力量而不要企望“天命”，
这是“人定胜天”的本意。

荀子说：“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

争则乱，乱则穷。

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

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

”这段话的大意是：人生而有欲，欲望得不到满足，就会引起争斗，最后
陷入穷乱境地。

所以先王要制定礼义，以满足人们的欲望和要求，礼义就是为了使欲望和外物得以平衡才出现的。

荀子以人生有欲这一事实为出发点，指出礼（文化）的性质或作用是调节人的欲望，使人的欲望和物质供应达到平衡。

荀子的这一思想是弥足珍贵的，它和当代西方的生态伦理是暗合的：即一个量入为出的社会，应该是提取地球资源的利息而不是本金的社会。

通过文化教化，使个体生活和整体之间达到一种平衡，这就是儒家在“中庸”智慧上掌握的“度”。

“度”不仅是中国人的生活智慧，更应是中国生态智慧的凝练表达。

中国传统文化毕竟是农业文明的产物，我们对其生态思想并不是要做无尽的赞美，更不是要回到那个刀耕火种、面向黄土背朝天的时代。

正如鲁迅先生所指出的：“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

”同理，所谓“复古”也不会变成古人，正如西方人学习中国文化也不会变成中国人，更不会变成中国古人！人的文化创造力从来都是在留恋过去、着眼未来的“纠结”过程中完成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西方文化必将在生态文明的构建中有所汇通。

(来源:吉林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