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文明与传统文化

生态文明与传统文化

一、反思工业文明的得与失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在1949年出版的《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提出了一种叫“轴心期”的理论，被今天大多数人文学者所认同。雅斯贝尔斯发现了一种很奇怪的历史现象，即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期间，中国、印度和希腊这三个相互隔绝的地区同时涌现出众多思想家，各个文明的那些伟大的精神导师，如古希腊的诗人荷马、哲学家巴曼尼德、赫拉克利特、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古印度的释迦牟尼，中国的诸子百家，这些贤人们在这六百年期间如雨后春笋般，纷纷隆重登场。人类文明有文字记载的约有五六千年，放到这么漫长的历史中，这六百年恰如一道闪电划过夜空，但它却足以光照后人！他们规定了以后各自文明的发展方向，以后的发展只能在他们圈定的范围内细化发展，而再也不能有根本性的突破了！所以这六百年就被称为“人类文明的轴心期”，直至今日，人类每一次新飞跃都要回顾这一时期，从中汲取灵感与动力。

他们各自规定了一种什么方向呢？古希腊哲学重在求知，而中国诸子哲学则是在“礼崩乐坏”的历史条件下，重在寻求失去的“道”；印度哲学重在人的精神解脱。西方哲学的核心问题是对“真理是什么”加以追问，其思维模式建立在天

人二分、主客对立的基础上。如古希腊哲学家认为“哲学起源于对自然的惊异”、“哲学就是爱智慧”，我们可以说中国古代哲学是“智慧”，但不能说“爱智慧”，“爱”的背后有一种明确的主体自我意识。到了苏格拉底直接就提出：“知识就是美德”。在中国文化中，我们可以说善良是美德，节约是美德，但从来没有说探求知识和真理会成为美德。所以，古希腊哲学是西方自然科学的母体，经历了漫长的中世纪神学统治后，伴随着文艺复兴特别是自15世纪以来，在西方的哲学传统中发展出了现代科学和现代技术，西方人凭借着“知识就是力量”的信念，不仅征服了自然，也征服了东方世界。

如果把工业文明作为一个完整的模式来考虑的话，它是由两大理念来支撑的，其一是科学主义，其二是消费主义。它们构成了工业文明的左膀右臂：一方“研发”出文明成果，另一方则“消耗”掉文明成果，由此形成无尽的循环！所以，今天很多西方学者也从消费这个角度来反思工业文明。

如美国学者艾伦·杜宁在《多少算够：消费社会与地球的未来》一书中指出，在工业文明所造就的消费社会中，消费主义成了最深入人心的价值。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1、“不消费就衰退”成为首要的经济发展理念。在特殊时期（如战争、金融危机时期），消费甚至被渲染成一种刺激经济增长的“爱国责任”。2、消费成为重要的文化活动。用杜宁的话来说就是“购买货物已变成宗教仪式”。怎么理解呢？

今天的世界，节日的狂欢都是和购物联系在一起的，人们似乎只有通过消费和消费的数量才能体会到节日之乐，而早已忘却了先辈们那种自我劳作，自我欣赏，在敝帚自珍中精心营造的节日乐趣。其实神圣感从来都是来自于心灵的深度，而和肤浅的感官满足毫不相关！3、消费成为生活方式。今天，消费、购物不仅成为重要的消遣、娱乐方式，而且人们还以消费的数量、质量来衡量成功。人们的社会分层不是因为占有的财富不同，而最终是通过消费（碳排放量）体现出来的。尊重感和认同感往往通过消费来实现，消费的价值就等于自我的价值，如穿体面的衣服、开体面的车子，住体面的小区，仿佛都在说，“不错，我在那个团体中。”用杜宁的话来说，“消费就是这样一个踏轮，每个人都用谁在前面和谁在后面来判定他们自己的位置”。

透过纷繁复杂、令人眼花缭乱的消费，我们可以还原出以下两个最基本的事实：

一是消费的终极不是商品，不是“人造”产品，而是地球资源，所以我们要追问的是：“它是无尽的吗？”事实证明，消费是上瘾的，每一种奢侈品很快就变成是必需品，并且又要发现一个新的奢侈品。今天，朝鲜的年轻人把黑白电视换成彩色电视，和美国的年轻人把宝马换成是梅赛德斯，其实是同一个道理，同一种感受。社会发展就是追逐奢侈品，奢侈品变成必需品，几代以后，这个过程就能把富裕重新定义

为贫穷。买了，用过，扔掉，再买，这样一个无限升级的过程，使体面生活的定义标准无止境地向上移动，但却给环境造成了无尽的压力。

二是消费根源于人的需求和欲望，所以我们要追问的是：“多少算够呢？”事实同样证明，人类的需求和欲望实际上是

无限扩张的，消费最终将不能得到满足。高消费的社会，正如奢侈生活的个人一样，消费再多也不会止步，所以人们经常慨叹“钱多少都不够花”！更重要的是，超过一定界限以后，更多的消费并不等于更多的充实。生活在今天的我们比生活在上一个世纪的祖父们平均富裕数十倍，但我们并没有比他们幸福数十倍。我们能说比唐朝的人更幸福吗？心理学的研究表明，消费与个人幸福之间的关系是微乎其微的，较高收入的人较幸福的主要原因，是因为白领阶层的技巧性工作比蓝领阶层的机械性工作更有趣，享有更多的挑战性和创造性，比那些从事低级劳动的人得到更多的精神回报。所以被消费文化所蒙蔽，人们一直在徒劳地企图用物质的东西来满足不可缺少的心理和精神的需要。

西方环境思潮兴起四十年，人们的认识逐渐由表及里：开始时把环境问题当作是一个技术问题，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后来发现再好的技术修补也挡不住内源性的“糜烂”，于是就

上升为一个经济发展方式问题；后来发现环境问题“牵一发而动全身”，牵扯到各个群体利益、甚至各国之间不可调和的冲

突与矛盾，于是就上升为一个社会治理问题。这几年，环境问题尤其是气候变化问题迫在眉睫，很多人已清醒地意识到环境问题终究是一个文化问题、伦理问题。所以，西方学者也开始反思自己的文明，并从古老的东方文化智慧中寻求灵感，近些年美国学者陆续研究、出版了《儒学与生态文明》、《道教与生态文明》、《佛教与生态文明》等著作。

二、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的生态智慧

中西文明的真正相遇是19世纪中期的事，在此之前虽偶有交流，但基本上是“你追求你的真理，我追求我的道”，“你做你的自然征服者，我做我的谦谦君子”，互不干涉。但伴随着西方的殖民扩张，他们不可避免地相遇了，于是就出现了“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的无奈！在屈辱的历史进程中，中国的知识分子意识到，必须也把自己变得虎背熊腰，武装到牙齿，才能与西方抗衡。于是反思中西方文明的关系问题，一直是近代以来他们思考的一个主题。从严复、梁启超，到梁漱溟、贺麟、鲁迅、胡适、冯友兰等，个个都是学贯中西的大家，在那样一个背景下他们所思考的远比我们今天要深刻得多。

以梁漱溟为例，他对中西文化的思考对我们今天仍然具有启发意义。他认为人生有三种问题，第一种问题是自己能够说了算，自己能够解决。所以应该持一种积极向前要求、努力奋斗的态度。第二种问题是自己说了不算，解决与否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