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末年西方近代体育的引进

兰台世界2012·7月下旬

YISHIWEIJIAN

一、西方近代体育引进的深度思考

19世纪中叶，帝国主义列强通过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闭关锁国的大门，使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伴随着列强的凶蛮强夺，近代西方的政治理念、科学技术和文化教育也随之涌入国内，引起了一些先进和敏锐的中国人的关注和重视，因而产生了一个向西方学习的趋向和潮流，特别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原先保守的封建势力中出现了所谓的“洋务派”，他们发起了“洋务运动”，追求“师夷之长技以自强”的改良主义，借“西法”图“自强”，大力兴办军事工业和新式军队，聘请洋人教官担任指导，选派留学生出国深造，以应付日益尖锐的国内外矛盾，挽救濒临垂危的封建主义制度。在这个过程中，也形成了西方近代体育在中国的引进和传播。比如，在编练新式军队和创办军事学堂的过程中，洋务派主导引进了诸如英国兵操、德国兵操等体育运动项目，以提高士兵的体格素质和作战能力。

到了19世纪80年代之后，清廷政府中又出现了资产阶级维新派，他们以“救亡图存”为目标，发起了轰轰烈烈的“戊戌变法”运动，将西方的进化论观点作为思想武器，倡导包括体育运动在内的教育教学革新，为近代西方体育在中国的引进和传播大大扫清了思想障碍。此外，随着中国国门的洞开，还出现了一些由西方人直接在中国土地上开办的教会学校和基督教青年会。作为帝国主义最初对中国实行文化侵略的产物，这些教会学校和基督教青年会本应遭到民族主义当权者强烈的反对和质疑，是不应该在中国大地上享有生存空间的，但是，由于当时国弱民贫的历史状态，只能任其开办和传教，不过这却使它们间接成为西方近代体育运动输入中国的一个特殊门户，当时，一些较为正规的田径运动和球类比赛首先就是在这些学校中开展起来的[1]802。

因此，从西方近代体育思想叩开中国清末时期大门的那个时刻起，一些有识和进步人士就开始悉心思考如何积极探索和有效吸收西方近代体育的思想精华和成功做法。无论是洋务派倡导的“新教育”下创办的带有体育训练特点的军事学堂，还是维新派大声疾呼的“新改良”下设立的带有体育教学特点的新式学校，中国引进西方近代体育的做法由此进入到一个迫切而艰难的探索过程，充满了痛苦与欢乐、悲伤与笑语。

二、西方近代体育引进的主要模式

清朝末年，在引进西方近代体育过程中，主要包括编练新军引进西方军操、建立军事学堂训练兵操、派出留学生海外学习、改革学制增加体育课程、创办杂志传播体育理论等几种主要模式。

1.编练新军引进西方军操。自19世纪60年代起，洋务派开始编练“新军”，这其中包括曾国藩的湘军和李鸿章的淮军等，他们聘请洋人担任教练，训练士兵如何使用“洋枪”和“洋炮”以及如何练习“洋操”。这些洋人教练们传授给湘军和淮军等的“洋操”尽管种类多样，但主要还是以英国军操为主的，比如整齐列队、目标刺杀、战阵演练和战术配合等。这些军操训练活动迅速提高了清末军队的战斗力，使他们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等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甲午战争之后，清政府又令张之洞、袁世凯等重新组织政府武装，聘请了来春石泰等德国教练训练“自强新军”和“新建陆军”等新式军队，并以德国兵操为主要训练内容，其中就包括单双杠、木马等器械类体操，强化了这些

军队的战斗力。

2.建立军事学堂训练兵操。为了培养新式军队人才，洋务派创办了一些军事学堂，其中较为知名的包括1866年开办的福建船政学堂、1880年开办的北洋水师学堂、1885年开办的天津武备学堂、1887年开办的广东水师学堂等。这些军事学堂聘请欧洲和日本教官，加强学员的作战训练技能，设置了许多近代体育的课程[2]63。比如北洋水师学堂当时开设的体育课程种类繁多，内容丰富，包括了击剑、刺棍、拳击等搏击项目，哑铃、跳高、跳远、跨栏等田径项目以及足球、游泳等健身项目。又如天津海关道盛宣怀创办的北洋西学学堂聘请了英国

人丁家立作为总教习，传授西方近代体育课程，课程内容包括体操、步伐、赛跑、爬绳等。1899年，基督教青年会还发起组织了天津首次校际体育竞赛，时称“学堂联合运动会”，运动会由北洋大学堂主办，特别邀请了北洋水师学堂、天津武备学堂和天津电报学堂等参加，盛况空前。

3.派出留学生到海外学习。为了培养军事教官和工业人才，洋务派曾选派了几批青少年前往欧美和日本等国留学，这些留学生回国之后，为国内带回了许多西方近代体育的一些训练和健身项目，推进了西方近代体育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比如最早与棒球运动结缘的就是清末留美生、后期中国著名的铁路工程师詹天佑。1873年，詹天佑在美国耶鲁大学留学期间，非常热爱棒球运动，他与其他中国留学生共同组织了一支名为“中华棒球队”的业余训练队，经常进行专门训练和参加校内比赛，他在回国后将棒球运动带回祖国，1907年，以此为基础，举行了中国国内最早的一次棒球比赛。其他的诸如排球、篮球、网球、乒乓球等球类运动项目以及赛跑、跳远、跳高、跳栏等田径项目也在回国留学生的着力引进和积极参与下逐步在中国国内得到快速发展。

4.改革学制增加体育课程。1904年1月，清政府发布了由张百熙、荣禄、张之洞等以日本学制为蓝本拟订的《奏定学堂章程》，将体育课正式纳入学生的课程范畴之内。《奏定学堂章程》有效借鉴了西方近代体育的许多先进思想，对于体育课程科目、体育锻炼时间等都作了比较详细的规定。比如“体操”就是学堂当中非常重要的体育科目之一，其“中学堂”体操要旨规定：“中学堂体操课宜讲实用，其普通体操先教以准备法、矫正法、徒手哑铃等体操，再进则教以球杆、棍棒

鸦片战争之后，洋务运动和维新运动风起云涌，众多有识之士在“师夷之长技以自强”和“救亡图存”的改良主义下，对

中国引进西方近代体育进行了思考，形成了变革的几种主要模式，这对后期中国体育的快速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清末西方体育清朝末年西方近代体育的引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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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赵明

摘要关键词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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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体操。”对于体操教师，则要求其“务使规律肃静、体势态齐、意气充实，运动灵活。”此外还明确规定了中学堂各年级的体操课程时间须为两个小时。清末实施的学制改革，对于西方近代体育课程在中国学校教育中的发展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5.创办杂志传播体育理论。1909年4月，《体育界》创刊于上海的中国体操学校，这是中国近代最早的一份体育杂志，其创办者徐一冰以顽强的探索精神，向逐步觉醒的中国民众引进和传播着西方近代体育的理论与方法，大声疾呼那些“头重若斗”、“面如死灰”、“心悸亢进”和“头眩目晕”的教育界人士应将体育置于与德育和智育平等的

地位上而“不稍偏废”[3]118。《体育界》以论文、问答、漫画、批评、杂录等

方式介绍了关于体育训练、体育教育、生理卫生等多个方面的丰富内容，表达了渴望近代中国日渐强壮的高大理想，为国人树立了一个新锐明亮的体育发展模板。

三、西方近代体育引进的深远影响

清朝末年，随着西方近代体育逐步传入中国，极大地推动了体育

运动在各个方面的发展，引进西方军操的训练活动使得清末新军的作战能力得到部分加强；建立西式军事学堂训练兵操的体育活动为清廷政府培养了大批专业军事人才；外派留学生学习西方先进经验的举措客观上推动了体育项目在中国的介绍和传播；改革学制在学校教育中增加体育课程的做法奠定了学校体育活动的根本基础；创办杂志传播西方近代体育思想与理论的做法开辟了一条提升中国体育水平的新途径。这些方面的探索构成了中国体育发展史上一个重要里程碑，不但极大地丰富了中国体育的早期内容，而且极大地促进了中国体育的变革更新。尽管清朝末年在西方近代体育的引进过程中，还存在着照搬照抄国外情形等这样或那样的缺陷和不足，但是从总体上看，这段时期进行的艰辛探索对于推动后期中国体育发展的历程还是成就斐然的。

参考文献

[1]董艳国.我国近代学校体育的兴起[J ].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05（6）.[2]赵岳峰,郑志林.清末的体育会[J ].浙江体育科学,2000（4）.

[3]毛坚,田瑞峰.清末体育的发展与演变[J ].南京体育学院学报(社科)，

2004（2）.★作者简介：赵明，陕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体育部副教授。

版权，是指个人或法人对其精神产品的某些专有权利，它包括精神权利和经济权利。书籍的制作、传播在中国有几千年的历史，文人们很早就有将自己的文学作品当作一种经济专有物的观念。遗憾的是，中国古代的版权意识，发展缓慢，一直没有形成现代意义上的版权法。纵观中国版权发展历史，中国古代的版权意识滥觞于唐五代，发展于两宋，成熟于明清。至于它的完善与最终上升为法律，则是近代的事情了。

一、版权意识产生的背景

版权意识产生的背景是雕版印刷术的发明，以及由此带来的出版事业的兴盛和图书市场的繁荣。

雕版印刷术发明之前，社会还没有形成完善的出版事业，文人们著书立说主要是为了宣扬自己的学说，图书的流通主要靠手工抄写，费时费力，而且这也几乎是当时文化传播的唯一方式。手工抄写的图书主要是为了个人需要，即便可以作为商品出售，但是由于所抄之书也包含了抄写者自己的劳动，仍不能等同于现代的侵权。雕版印刷术的发明使得图书的印刷变得非常便利，现代意义上的出版业由此出现，我国早在西汉后期就已经出现的图书市场日益繁荣。而版权在本质上是一个经济概念，图书市场的繁荣使得作者、出版者都有利可图，巨大经济利益的驱动、使得当事人越来越关心如何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如何防止别人私自删节、修改出版自己的作品以牟利，版权意识由此产生。复制侵权者轻易就可以将别人数十年的劳动成果，占为己有，这为侵权者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也敲响了版权保护的警钟！关于我国雕版印刷术的起源，历来众说纷纭，有汉代说、隋代说、唐代说、五代说，总的来看，雕版印刷术发明和使用的

历史演进过程是在唐代后期完成的。这也是我国的版权意识滥觞于五代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版权意识的产生

唐五代的图书版权保护的例子并不多见，但是我们依然可以从仅存的史料中管窥当时版权保护的情况。

从文献记载和传世实物看，在公元七至八世纪，即我国历史上昌盛的初唐到盛唐时期，随着印刷业的发展、印刷物的不断增多，人们的版权意识便开始出现。由于印卖书有利可图，擅自印制他人诗文的现象在当时就已经很普遍了，不仅白居易、元稹等名家，生活在晚唐的徐夤也记述有其作品被人盗印的情况。

中唐文宗大和九年（835）十二月东川节度使冯宿上奏曾提出关于禁断民间印历日的问题，奏疏云：“准敕禁断印历日版。剑南、两川、淮南道皆以版印历日鬻于市。每岁司天台未奏颁下新历，其印历已满

天下，有乖敬授之道。”[1]

这份奏疏得到唐文宗批示：敕诸道府不得私

置历日板。禁止民间私印历日，其主要原因是“有乘敬授之道”，不符合封建的等级规范，并非出于经济目的，但它已暗含保护版权的意

识，与现代版权保护中“版权所有，翻印必究”的惯例很相似。

这是世界上第一份关于出版物规定的文件，也是世界上最早的有关版权的文献记录。

三、版权意识的发展

宋代的雕版印刷事业是中国雕版印刷史上的黄金时代。在五代奠定的基础上，中央政府继续刻印图书，除国子监承刻之外，其他政府部门和地方官署都刻书、印书，全面开展了政府刻书事业。私家和坊间刻书也开始兴盛，并且形成了四川眉山、浙江杭州、福建建阳几

中国古代图书的版权意识出现很早，但由于各种原因，中国并没有形成现代意义上的版权法。本文详细论述了我国古

代版权意识的产生发展历程，分析探讨了中国古代版权意识的特征、目的及功效。

古代版权意识

浅论中国古代的版权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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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口师范学院中文系杨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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