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鹿原中的传统文化

《白鹿原》作为清末民初至解放前夕中国历史的见证,可以视为民族历史发展的一个缩影。以政治文化角度看,其社会结构有以田福贤、岳维山为代表的国民党反动势力,以鹿兆鹏、白灵为代表的共产党革命力量,以鹿兆谦(黑娃) 、大姆指为代表的农民土匪武装。以民间文化角度看,有以白嘉轩、鹿子霖为代表的宗法家族团体,以朱先生为代表的白鹿原的精神领袖。阶级矛盾、家族纷争、利欲情欲的角逐,相互融汇交织,构成白鹿原半个多世纪的“民族秘史”。与它之前的历史题材小说相比，在叙事上有其独特之处。论对文化的反思，作者真切而细腻地展现了以儒家为主的传统文化对白鹿原人的影响: 从日常生活到人生信念, 从思维方式到处事原则无不打上深深的旧的文化的烙印。

表现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与弘扬。

传统文化是民族之魂。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为了生存和发展的需要,根据历史所提供的条件,创造、改造、传承下来的物质成果和精神成果的总和。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宝藏,不同时代的人们,可以根据社会实践的需要、时代发展的要求,从中发现新的意义、做出新的阐释、添加新的成份。

宗法观念是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的宗法制度沉积于民间构成的稳定的社会心理结构。其主要内涵是以儒家伦理道德为内核的行为规范。可以说,这是中国古代社会的文明禁忌。其不仅在长期的民族文化生活中起到稳定社会秩序的巨大作用,而且久而久之对社会心理也产

生一种威压与禁锢。小说虽然客观地展示出这一观念的文化意义,但实际上的民族秘史除依循于这一观念之外,现实状况仍不由自主地流露出对于“客观”的反讽。朱先生以《乡约》呈给白嘉轩,与鹿子霖一起带乡民诵读,是期待一种稳定安宁的生存平衡。朱先生、徐先生及白嘉轩等人的这一善良愿望,每每在严峻的现实面前碰壁。平衡是暂时的,这一文化环境中所固有的阶级矛盾、政治冲突并非能由“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的《乡约》的实施而避免。阶级利益之间的争斗也非“能御童仆”的宽仁忍耐所能消弥的。白灵、鹿兆鹏等人的革命意愿也非“能敬长上”的约束所能放弃的。白嘉轩隐瞒动机,对冷先生不讲诚信,迁坟换地;鹿子霖霸占小娥,当许多有姿色女人子女的“干大”,似乎都在嘲笑乡约的堂皇存在。尤其是在阶级斗争刀光剑影血雨腥风的搏斗中更显出《乡约》的苍白与虚伪。宗法观念随封建制度的灭亡,其稳定的作用也就愈来愈弱。（对封建社会宗法观念的揭露）

虽然白嘉轩作为一家之长、一族之长,自身有着许多传统美德和优良品质,有着巨大的人格魅力,但是,他为了维护他所顶礼膜拜的封建传统文化精神,又不惜充当了恶人的角色。他不准黑娃、小娥进祠堂,逼迫他们搬到村外的破窑中;他下令杖责小娥;又是他狠心不再承认投奔革命的爱女白灵⋯⋯这些都使我们看到了他铁石心肠的残酷一面,同时,封建道德精神中宗法观念的凶残暴虐也在这里体现得酣畅淋漓。（对封建社会宗法观念的揭露）作者主要通过对鹿子霖政治追求的描写,表现出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官本位思想的批判。按照道德主义观点,政治的本质就是道德,政治是道德在政治生活中的体现。在《白鹿原》中鹿马勺的思想是:“无论你将来成龙或是成虫,无论是居官还是为民,无论你是做庄稼还是经商以至学艺,只要居于人下就不可避免要受制于人,就要受欺,你必须忍受,哪怕是辱践也要忍受;但是,你如果只是忍受而不思报复永远忍受下去,那你注定是个没出息的软蛋狗熊窝囊废;你在心里忍着,又必须在心里记着,有朝一日一定要跷到他头上,让他也尝尝辱践的味道。”总结起来就是“以德报德,以怨报怨”,而白家老二与他的不同却是“以德报怨”。他们这两位先人的处世哲学也正是以后鹿子霖与白嘉轩所信奉的根本理念。鹿马勺唯一遗憾的是尽管他可以出入官府和上流社会的各种场合,但他只能在灶锅前舞蹈。所以他一直希望他的子孙能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上流社会坐一把椅子占一个席位。要说白家与鹿家最根本的区别笔者以为还是对待当官的不同态度:白家信奉的是“耕读持家”,远离官场,但鹿家却崇尚官场,认为当官才是真正的荣

耀。后来的很多事实都证明了这一点。鹿子霖与白嘉轩搭手修建祠堂,创立学堂,修补堡子围墙,他以为结果只是增加了族长白嘉轩的功德,而他自己什么也得不到,所以他心里是不平衡的。当他出任白鹿镇第一保障所乡约的时候,他想起了老太爷鹿马勺,当三声铳响之后,他想老太爷在天之灵该得到慰藉了。后来他的大儿子鹿兆鹏做了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国共合作失败之后共产党遭到血腥镇压,他也因此报复了农协时的共党分子,但随着共产党的再次发展,县上的人对他不大信任了,他当时就感到很不安,于是就进城找到在部队里当连长的二儿子鹿兆海,结果鹿兆海请他的团长开着汽车挎着枪向岳维山示威,之后用汽车把鹿子霖送到白鹿镇保障所。有了二儿子在背后撑腰,他就更加威风,更加不可一世了,到处吃喝,到处认干儿子。后来他的儿子鹿兆海死了,他被抓起来关了一年零八个月,在监狱里他像是把什么都看开想开了,但出来轻闲了没几天又跑到保障所去了,但田福贤并没有给他官职,而是充分的授权(当然是有奉禄的) ,开始他对没有官职是很不适应的,后来他就尝到甜头了,认为自己是一个“钦差大臣”,关键是不用对县上的人负责任,在那些保长面前他就是“太上皇”了。他依然威风,依然觉得荣耀,在他看来,掌握权力就代表着胜利。难怪他的亲家冷先生也说:“他的官瘾比烟瘾还大。”官本位作为一种意识和价值取向,是指以官为本,以仕途为个人事业的选择导向,目的是为了做官和升官,把做官、升官看作人生最高价值追求,同时又用做官来评判人生价值的大小。在封建社会,当官就能封妻荫子、光宗耀祖,可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对处于社会底层的人们来说,要想摆脱贫困、丢弃低下的社会地位,除了入仕,别无它途。官本位意识是封建官僚制度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并维护和服务于官僚集权体制。然而,官本位这种思想意识已流毒千年,亦深深地植入鹿子霖的心中。（、对官本位思想的批判）

在孔子看来,社会关系的本质是人伦,即人与人的关系,就是人的道德关系。人类社会的政治现象不过是道德关系在政治领域的表现。而教育的主要内容也是教导学生如何进行道德修养,提高自己的道德水平,将来按照道德原则进行工作,即学习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如张锡勤等主编的《中国伦理思想通史》就说:“中华民族在4000 年有文字可考的历史中形成了足可引以自豪的优秀文化传统。传统思想文化的重心,是伦理道德的学说。传统思想文化的突出特点和优点之一就是它的道德精神。故我国素以礼义之邦著称于世。”几千年的漫长时间里把道德看作文化的核心,这在世界上是少有的,确实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特点。“仁义”在他的一生中,着重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在为人方面,他可以做到以德报怨,始终认为人学好了,就应该被容得下。黑娃嫌他的腰挺得太硬太直,叫人打断,他没有大悲。黑娃被抓,他却积极去营救,不能不说就算是木头人,也会感动地流泪,这从后来黑娃跪倒在他脚下认错得到验证。大儿子白孝文堕落,他事后弄清是鹿子霖捣的鬼,他不说什么。鹿子霖入狱,他没有大喜,在鹿贺氏来托情之前,他早已对二儿子交待过,去县上找他哥,让二儿子把鹿子霖救出狱。白嘉轩就是这样,不仅仅是家风因素,绝大部分得益于朱先生的言传身教。其次在处事方面,李寡妇两头卖地,引起白家鹿家群殴。冷先生及时赶来,才制止事态扩大,可并没消解他的仇气,直到朱先生给他留言四句:“倚势侍强压对方,打斗诉讼两败伤;为富思仁兼重义,谦让一步宽十丈。”他才正式开始他仁义的一生。白鹿村也凭借这件事的解决获得“仁义庄”的美称,县令古德茂甚至亲自送上一块刻有“仁义白鹿村”的石碑,让其立在祠堂院子里,永训后人。祠堂最终成就了他在村民心中的仁义形象,成为一位当之无愧的族长。修复祠堂和兴办学堂,连朱先生都感动得热泪盈眶,大赞此举是无量功德的善事,村民的表达方式是把一条红绸披到他肩上。随后修补破残围墙以抵御白狼的动议,一提出就得到大家的响应。接着先后扶持两个儿子主持隆重的祭奠仪式和补续宗谱的举措,很大程度上给村民们带来一丝精神慰藉,帮助他们走出大瘟疫的阴影。而贯彻镶在祠堂正门两边的《乡约》过程中,他更是遵循儒家传统要求,只要违背它,不管是谁,都得受到严惩,儿子白孝文被鞭打就是最好例子,且处罚更苛刻。因为他不能容忍未来的族长都会做下如此龌龊事。、（对“仁义”道德精神的弘扬）

通过对书中一些人物奋斗过程的刻画,表现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中刚健自强的精神。《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