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福柯的“人之死”

建立图表、秩序，就是让自身透明，就是让物显现、集中和联结。

在这种语言秩序中，“人”及其本性难以占据一席之地，它排斥人和主体，人在古典的知识图表中并没有找到一个主体的位置。

人的秘密和真理在表征的秩序、表格中被忽略，在词与物的连接中，根本不需人这个楔子。

但现在，符号对世界的表征出了问题，世界不再由符号来表征，来展示，来标记，相反，它成为一个有待发掘的秘密。

这个世界秘密怎样敞开?此时，人开始认知世界了，世界的秘密不是由符号而是由人来揭示，因此，人既是知识的客体，又是认知主体，既是学科捕捉的对象，又是学科得以奠定的基础。

生物学、语文学和政治经济学正是以人的秘密为基础来展开它的学科构想的，人出现在现代思想中，它的事实，它的秘密，它的真理出现在现代思想中，由此人的科学出现了。

而这正是知识序列的一个重大事件，是19世纪现代知识型的产物。

然而，知识的实证性预告了人的限度，人受劳动、生命、语言的控制，他的具体存在的确定性只有在它们中才能被发现。

人是有限的，身体的空间是有限的，欲望的豁口是有限的，语言的时间也是有限的。

人被它们所界定，所指明，被生物学(身体)、经济学 (欲望)、语文学(语言)所界定和指明，“然而还有其他更典型的限制：在某种意义上，这种限制不表现为从外部强加于人的论断(因为他有一个本质或一段历史)，而表现为这样一个基本的限度：它仅仅依据自身的存在事实”(注：The Order of Things,p.315.) 。

在福柯的考古学层面上，现代人只有作为一种限度构型才是可能的，“现代文化能够思考人只是因为它在自我的基础上思考有限”(注：Ibid.,p.318.)。

这里的人，在对其限度的分析中，存在着三种二重性。

首先是经验-超验的二重性。

经验-超验二重性的构成是现代性开始的标志。

这种经验-超验分析有两种：一种是对身体空间内部的分析，它研究知觉、感官机制、运动神经等这些知识的可能性条件，这些认识的生理学-解剖学条件。

它们形成于身体的结构内部，它们决定着知识的经验内容的诸种形式。

这些是知识的认识论基础，它表明了认知的独特性质，独特的生理-结构性质。

另一种是对人的历史领域的分析，这种分析试图表明知识的历史、社会、经济条件。

它也表明人的认知总是在历史中形成，在人与人的关系中形成，在社会语境中形成。

这两种经验分析，也即是两种限度分析。

就前者而言，身体经验分析为一种超验美学服务，就后者而言，历史经验分析是为一种超验辩证法服务。

也即是说，经验性的限度分析为超验性诉求提供了条件，有限的人可以产生无限的可能性的知识。

人的另一种二重性是“我思”(Cogito)和“无思”(Unthought)。

对于福柯来说，“人不能在‘我思’的直接而自主的透明性中确立自身；另一方面，人也不能居住在客观呆滞的决不会产生自我意识的事物之中”(注：Ibid.,p.322.)。

人实际上是这两者的结合。

人的维度，人作为知识型中的一种构型，从自我意识延伸到无意识，从透明部分延伸到隐秘部分，从外部延伸到内部。

“我思”不是真理的突然发现，它更像是一个重新开始的无止境的任务，“我思”无法穷尽人的秘密，无法穷尽“无思”的领域，即无意识领域。

因而19世纪的思想家，都开拓了“无思”领域：在黑格尔那里，它是自在，在叔本华那里，它是无意识，在马克思那里，它是异化的人；这些隐秘的无思领域，正是知识的隐晦地带，阴影成分，无形机制。

对“无思”的思考，即对一个隐秘的未知领域的思考，对人的异化的思考，对他者的思考，对知识中的沉默和喃喃低语的思考。

在现代知识型中，人无法摆脱“无思”，人和“无思”的关系是一种孪生关系。

自19世纪以来，人和“无思”默默地而又无需任何解释地相依为伴。

在现代思想中，人致力于弄清有关他的一切，他无法容忍在他的身上、在他的周围还有巨大的隐晦地带，因此，整个现代思想都浸透着思考“无思”的必要性。

对“无思”的思考，对隐晦的知识领地的思考。

导致的一个必然结果，是现代思想没有产生一种稳固而确切的效应，思考本身是探索的，是可能性的探究，它是尝试和含混式的，它处于探索过程之中。

思想在探究和改变所思对象之时，它自身也发生改变，因而，现代思想家对无思的探究同时也是对他自身的探究，是对他自身的改变，现代思想因而也只是一种行动，一种冒险，一种行为形式，一种探究过程，而不产生一种完全而圆满的结局。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福柯断言说：“现代思想，实际上从不能提出一种道德性，之所以如此，并非因为它是一种纯粹思考；相反，从一开始，在它自身的稠密性中，现代思想就是某种行为模式……甚至在描绘、暗示一个未来之前、在说出如何行动之前，甚至在告诫或仅仅听到警报之前，思想，在其存在的层面上，在其曙光中，它本身就是一种行为——一种危险的行为”(注：The Order of Things,p.328.)。

人的第三种二重性是“起源的退却和返回”。

这种二重性与人的起源有关。

人诞生于现代思想中，但他实际上和遥远的历史性相关，他的开端，生命的开端、劳动的开端、语言的开端早就在历史的模糊深处展开了，在一个遥远的地平线上展开了，但这不是具体的起源，“对人来说，起源决非开端，决非最终的要求都从那里累积起来的某种历史的黎明”(注：Ibid.,p.330.)。

在现代思想中，人并没有一个确切的起源，人是一个毫无起源的存在，与其说存在着这样一个起源，不如说存在着一个散布的来源，一个没有固定明确的诞生地的来源、没有同一性的来源、没有瞬间性时刻的来源。

人就是和这样的起源相分离，他的起源退隐了，这是一个没有起源的存在，是一个起源退却的存在。

但是，思想不甘心于这种起源的退却，它要和这样的起源思想相抗争，它想通过时间的重构找到起源的基础，它想让起源返回。

现代思想要思考人的起源，但从没有接近这个起源，“起源，成为思想仍旧在思考，并总要重新思考的东西，它总是在一个接近完成但又决不会完成的迫近中被许诺。

在此，起源就是正在返回的东西，就是思想正在向它接近的重复，是早已开始的东西的返回，是有史以来就在闪耀的光的靠近”(注：Ibid. ,p.322.)。

这，就是起源的无穷无尽的返回，它是因为起源退却后而不断出现的返回，是没有终点的返回。

起源的退却和返回，是人的最重要的经验，正是这一点，与人的限度、历史性相关，它是限度和历史性的更基本的层面，它将人投入到与时间的无尽的纠缠中。

福柯将现代思想对人的分析称作人类学(Anthropology)，人类学在现代思想中扮演着决定性的角色，这种人类学由康德开创，它的基本问题是“人是什么”，这个问题贯穿着19世纪的思想，它导致了经验与超验的困惑，导致了人类学的漫长沉睡和现代哲学的构型。

福柯对这种人类学表达了敌意和厌倦，他希望埋葬人学，为了从19世纪的人类学沉睡中唤醒思想，福柯诉之于尼采的努力：“通过一种哲学批判，根据某种形式的生物主义，尼采重新发现了人和上帝的相互归属之处，在此，上帝之死和人的消失是同义的，超人的许诺首当其冲地表明人的濒临之死。

据此，尼采将未来作为许诺和任务提供给我们，他标志着当代哲学能进行新的思考的起点，而且他无疑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继续引导着当代哲学的前行。

如果永恒回归的发现确乎是哲学的终结，那么，就人的终结而言，则是哲学开始的回归。

在今天，不可能不在人的消失所留下的虚空中思想，因为这个虚空并未建立一种匮乏，它也不构成一个应当填充的空间，它仅仅是一个敞开的空间，在这个空间内有可能再度思想。

”(注：Ibid.,p.342.)这样，人类学作为康德以来的基本哲学配置在尼采的手中就要坍毁了，作为知识的主体和客体的人要消失了，对人进行捕捉的，人在其中出没的现代知识型也行将就木。

福柯对贯穿于19世纪的现代思想敲响了丧钟：“对于所有那些希望谈论人，谈论他的统识和他的自由的人，对于所有那些仍旧自问人的本质的人，那些将人作为寻求真理的起点的人，将知识反溯至人自身的真理的人，那些没有人类学便拒绝形式化，没有解神秘化就拒绝神话的人，认为只有人在思考他才思考的人，对于所有盘旋缠绕的反思形式，我们的回答只能报以哲学的嘲笑——在某种程度上，即一种沉默的嘲笑。

”(注：Ibid.,pp.342～343.)值得注意的是，福柯在此谈论的人是概念的人，或者说是人的观念，是人类学的一个概念，是康德赋予哲学意义的人，是作为信念和知识型态的人，而不是具体的人。

人的终结或人的消失，是作为某种观念形态或知识形态的人的消失，是以人为中心的学科的消失，是以康德的人类学为基本配置的哲学的消失，最终，是19世纪以来的以人为中心的现代知识型的消失。

福柯将尼采作为这样的人之终结的起点，是因为尼采许诺的哲学前景是“超人”哲学，而“超人”正是对人和人性的克服，在尼采那里，超人将取代人。

超人的出现意味着人的消失。

同时，福柯还借助于尼采的“永恒回归”的观点，既然人在一个不久的过去就不存在，在文艺复兴时期，在古典时期，人并不存在，存在的只是世界，世界秩序，存在的只是人类，那么，在未来，在尼采所预示的将来，人不是依然要回归于那种不在和消失吗?在这一点上，人的消失是要再一次复现的。

福柯将上帝之死同人的消失视作是同义的。

他将杀死上帝的那个凶手视作最后一个人，这最后一个人正是在上帝死去的空间里安置他的语言，他的思想，他的笑声，正是在上帝之死里，他才言说、思考和存在，那么，既然上帝死去了，他的谋杀不也注定要死去吗?他的笑声和言说不也要死去吗?上帝死去了，他不能为人负责，而人只有为自己负责，为自己的有限性负责，正是在这种有限性中，人的死亡将不期而至。

“上帝之死不意味着人的出现而意味着人的消失；人和上帝有着奇特的亲缘关系，他们是双生兄弟同时又彼此为父子；上帝死了，人不可能不同时消亡，而只有丑陋的侏儒留在世上”(注：杜小真编：《福柯集》，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年版，第80页。

)。

上帝之死和人消失后，随之而来的是超人，是不再是“人”的超人，是反人类中心主义的超人。

尼采将现代知识型从人类学的沉睡中唤醒，正如康德将古典知识型从表征和秩序的沉睡中唤醒一样。

尼采许诺的超人哲学摧毁了康德的追问人的本质的人类学。

这种人类学是有始(康德)有终(尼采)的，因而作为一种知识和概念的“人”也是有始有终的，它不是一个永恒的存在，“对于人类知识而言，人既不是最古老的问题，也不是最恒常的问题。

如果在一个有限的地区内取一个相对短的时序，比如16世纪以来的欧洲文化，人们就可以肯定，人是这其中的一个晚近发明。

知识并非总是在黑暗中围绕着人及其秘密久久地寻觅。

实际上……只有始于一个半世纪之前而现在正趋于终结的一件事情，使人的形象得以出现……人的出现是知识的基本配置发生变化的结果。

正如我们的思想考古学轻易地表明的，人只是一个近期的发明，这一发明或许行将终结”(注：The Order of Things,pp.386～3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