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平偏好理论综述

公平偏好理论综述摘要：行为与实验经济学家对自利假设的质疑促进了社会偏好理论的发展，基于理性假设的公平偏好、互利偏好、社会公平偏好理论将心理学和社会学一起纳入效用函数，从而对“自利”的经济人假设做出修正。

国内外学者纷纷以博弈论为分析工具，以不同的效用函数为表现形式，以总结一个简约的、定量的并能精确预测的理论模型为目的，在前人基础上不断推陈出新。

本文以公平偏好理论模型为起点，分析了基于结果公平的FS模型的参数取值问题，梳理了公平偏好理论的延续发展过程，阐述了社会偏好理论逐步走向综合的趋势。

最后总结了公平偏好理论对我国宏观经济环境与微观企业发展的作用。

关键字：公平偏好、FS模型、效用函数一、引言早期古典经济学家的理论都建立在自利假设之上，认为人只会做出让自己利益最大化的选择。

197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西蒙修正了这一假设，提出了“有限理性”概念，认为人是介于完全理性与非理性之间的“有限理性”状态，这一修正为西方行为与实验经济学家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考方向，开始不断探求界限内的个人行为决策的新驱动力。

实验经济学家结合心理学，将人的自利、公平、利他等心理分解，通过博弈实验中简单有说服力的实验结果对自利假设的系统结构提出质疑。

响应者在最后通牒博弈（Guth 等.，1982）中的拒绝正的物质收益，公共品博弈实验中自觉投资行为（Marwell and Ames等，1979）和惩罚行为（Fehr等，2000），独裁实验（Forsythe等，1994）中的给予行为，礼物交换博弈（Fehr等，1996）中的互惠行为等著名的博弈都反应了一个结论：人具有社会偏好。

社会偏好结论建立在自利偏好之上，但并未否定自利假设，它认为人们不仅仅自利，在关注自身物质利益的同时仍关注他人的物质利益。

社会偏好包括公平偏好、互惠偏好、社会福利偏好等，在博弈实验中，公平偏好尤其引人关注，许多行为经济学家以此为出发点得到新的理论。

公平偏好分为动机公平和结果公平①，Rabin（1993）被公认为第一个正式提出动机公平的心理博弈模型，Fehr 和Schimidt（1999）指出了该模型中完美融合了心理学基础的优点，批评了该模型的人数限制问题（双人模型）。

有鉴于此，Dufwenberg和Kirchsteiger（2004）对该模型进行了拓展，将Rabin的分析框架延伸到了扩展博弈中。

早期Loewenstein（1989）、Bolton（1991）等都在结果公平方面做出了先导性的贡献，Fehr 和Schimidt（1999）以及Bolton和Ockenfels（2000）分别提出了FS模型与ERC模型，标志着基于注重结果公平的公平偏好模型的成熟。

在①公平偏好又称为不公平厌恶（Fehr 和Schmidt，1999），注重结果公平在国内相关文献中也有的描述为“差异厌恶偏好”（陈叶烽，2008），注重动机公平也可称为“互惠偏好”和“对等意图”（阮青松，2005）。

此基础之上，也有不少学者Charness和Rabin（2002）、Falk和Fischbacher（2006）等将动机与结果公平结合提出了综合模型，关于公平偏好的研究正沿着这条轨迹逐步发展开来。

本文力求深入探讨公平偏好理论的发展与应用，第二部分检验了著名的最后通牒博弈实验及其修正实验中出现的自利假设无法解释的公平偏好现象。

第三、四部分以FS模型为基础，指出该模型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后续理论的延展与缺陷。

最后一部分总结了公平偏好理论对我国宏观经济环境与微观企业发展的作用。

二、对公平偏好的博弈实验检验通过实验以及现实生活的检验，自利假设逐渐无法站稳脚跟，越来越多的行为与实验经济学家意识到纯自利假设存在严重的缺陷，它无法解释个人表现出来的公平、互惠等行为，包括著名的博弈实验中的最后通牒实验（ultimatum game）、独裁者实验（dictator game）、信任博弈实验（trust game）、礼物互换博弈实验（gift change game）等实验中个人行为决策。

由于本人精力与篇幅有限，本文仅介绍经典的最后通牒博弈及其相关演变模型（表1）。

最后通牒博弈由Guth（1982）最先设计，由此证明了自利假设的不足。

标准的最后通牒博弈中，提议者制定一个分配方案，将物质财富S分配给响应者，响应者可以选择接受获得S，提议者获得1S-；或者放弃，双方收益均为0。

按照自利假设，响应者不会拒绝任何一个0S≥的分配方案。

许多学者研究了最后通牒（Thaler1988；Guth1995；Camerer 和Thaler1995等），发现结果并未像自利假设的预测一样。

提议者分配的份额虽没有超过0.5，但平均分配额已达到0.4～0.5，分配份额低于0.2，被响应者拒绝的概率高达0.4～0.6。

由于响应者拒绝正分配可能出于两个原因：一、提议者恶意②分配，二、结果分配不公。

为了区分行为决策的驱动因素，Blount（1955）、Bolton 和Zwick（1995）、Nelson （2000）等分别修改了最后通牒的模型，不管是否由第三方分配方案还是免惩罚最后通牒博弈，都表明了动机公平对个人行为决策的重要影响作用。

独裁者实验也是最后通牒的一个变形，取消了响应者拒绝收益的权利，一旦独裁者决定分配的利益为S，那么他们的分配结果立即决定为（S，1S-）。

按照自利假设，独裁者不会分配给响应者任何利益。

然而，Forsythe(1988)、Camerer 和Thaler(1995)、Andreoni和Miller(1993)等对独裁博弈进行了反复验证，发现只有20%的独裁者采取自利分配，60%以上的独裁者选择S取0～50%。

唯一能够解释这一现象的理论便是公平偏好，独裁者的给予行为能够降低由内疚带来的负效应，只有分配掉一定的利益才能达到相对分配公平，降低不公带来的愧疚感。

②Rabin（1993）将心理学中的意图分为“善意”和“恶意”，指出公平偏好中人们总倾向于“以善报善，以恶惩恶”，对于动机不纯的提议者，响应者愿意牺牲自身利益惩罚他们，对于偏好公平的提议者，响应者会牺牲自身利益来回报他们，牺牲的自身利益越小，动力越大。

表1 最后通牒的其他相关修正模型对照实验名称实验描述 结果 结论第三方分配博弈实验Blount （1955） 提议者与响应者之间的分配方案由第三方（如法院或者规章制度等）来决定第三方分配方案会降低响应者的拒绝率。

人们不仅偏好公平，更关注参与者的动机是否公平。

删减版最后通牒实验 Nelson （2000）提议者对20美金额分配权限受到限制，最多只能给予响应者4美金的筹码。

与标准博弈实验中提议者的分配权力不受限制相比，删减版最后通牒对于分配结果为（16，4）的方案，由17接受上升到42人（共44人参与实验）。

备选方案选择实验Falk 等（2003） 提议者选择（8，2）的方案，并将（5，5）、（2，8）、（10，0）作为备选方案。

不同的备选方案中，（8，2）的分配具有不同的心理学意图。

不同的备选方案，响应者的拒绝率显著不同，最自利的备选方案（10，0）只有10%的响应者选择拒绝，提议者预测备选方案为（5，5）时会遭到拒绝，因此只有1/3的提议者仍提出（8，2）的原分配。

免惩罚博弈博弈实验 Bolton 和 Zwick （1995） 实验免除了响应者对提议者的惩罚权利，即便提议者“恶意”分配。

响应者只能选择接受与否。

响应者接受任何的分配，无一拒绝。

因此，在标准最后通牒博弈中，响应者的拒绝行为是对“恶意”分配的提议者的一种惩罚措施。

三、基于结果公平的FS 模型西方经济学家一开始研究社会偏好各模型的目的在于检验经济人假设存在的悖论，先导性的思路对后人形成了一条鲜明的思路，通过不同的效用函数形式，加入心理学中的各种社会偏好，以博弈论作为研究工具，逐渐发展出了一系列体系完善的理论模型。

在公平偏好基于结果公平的效用模型中，Fehr 和Schmidt （1999）在其QJE ③论文中提出的FS 模型最为经典，它具有一维性，结构简单，便于分析，只存在唯一的均衡解，且能很好的反应实验中出现的厌恶不公平的行③ 杂志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的缩写，FS 模型中的效用函数最早起源于Gary Bolton （1991），实验参与者i 的效用函数为12()(,...)i i n U x U x x x ，代表参与者i 的效用函数不仅仅与自身收益有关，同时也与其他n-1个参与者的收益相关。

为。

FS 模型具有实际意义和易驾驭性，其效用函数为：其中，i α——劣势不公厌恶系数，参与者i 比其他人的收益少时的妒忌指数。

i β——优势不公厌恶系数，参与者i 比其他人的收益多时的内疚指数。

且，01i β≤<，i i βα≤。

特别的，0i i αβ==，表示参与者i 没有任何偏好，即不会因为收益少于他人产生妒忌，也不会因为收益多于他人而不安。

上式中第一项i x 代表参与者i 的物质收益，第二项代表优势不公带来的负效用，第三项代表劣势不公带来的负效用。

与FS 模型相似，Bolton 和Ockenfels （2000）提出的ERC 模型④采用非线性形式，摒弃个人之间的物质利益的比较，而是将个人收益与平均收益对比。

他们认为，个人不仅仅为绝对收益所激励，更倾向于受相对收益影响。

该模型在FS 模型的基础之上加以改进，其实际与FS 模型有异曲同工之处，此处不多做阐述。

四、FS 模型引起的争议与理论模型的演变尽管FS 模型的提出引起广泛经济学家的高度重视⑤， 但是由表1我们就能看出，许多博弈实验研究中，将结果与动机因素进行分解后，更倾向于得出动机对个人行为决策的重大影响，而在结果公平上的解释力不足。

FS 模型建立在结果公平之上，忽略了动机对行为决策的影响。

Fehr 和Schmidt （2003）指出劣势不公系数i α的预测是通过参与者在最后通牒博弈中的最低拒绝额计算而得来，也就是说响应者拒绝提议者的分配方案得到的效用为0，根据公式得到(,1)(1)0i i u s s s s s α-=---=，得到/(12)i S S α=-。

而优势不公厌恶系数无法在博弈实验中对应具体的效用值，只能通过i α的分布以及最后通牒博弈中的最优均衡解来预算i β的分布。

但是，这种估算只能得到一个分布，而不是一个具体的数值。

较有趣的是，Binmore 和 Shaked （2009）以FS 为分析案例，细数了Fehr 和Schmidt （1999）以及后期相关的文献⑥中的模型缺陷。

其中，有关优势不公厌④ Equity ，Reciprocity 和competition 的简称，即平等、互惠、竞争模型，简称ERC 模型或者BO 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