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代中国人文精神大讨论之反思

1990年代初以来发生于中国的人文精神大讨论，是中国知识分子操起自己独有的话语权力介入生活的一种努力。这场讨论发端于上海学术界，继而波及整个知识界，被公认为l990年代中国最为热点的思想话题。这是一个与人类长期相伴的世界性话题，它所提出和涉及的问题肯定还要在很长的时间里困扰着人们，人们不可能放弃对这些问题的思考。l990年代中国人文精神大讨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社会世俗化、责任感萎缩；二是l990年代以来知识界、学术界格外沉闷，人文科学研究不景气；三是文学失血走向平庸，现实关怀和终极关怀意识丧失。这些问题引起了一些知识者的忧虑，发起和参与90年代以来人文精神问题大讨论的学者、作家，所理解和主张的人文精神，虽然不完全相同，但以人为本，对人的关注、关怀、对社会承担责任等这些观念是相同的。这次人文精神大讨论，正是当代一批知识分子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表现出来的一种忧国忧民和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情怀，尽管其中一些具体观点仍可再讨论，但这种情怀总是难能可贵的，它本身就是一种人文精神。这场人文精神大讨论涉及的问题是多方面的，这些问题和针对这些问题的讨论，都值得再思考。例如，关于人文精神与知识分子问题，表明了知识分子「自审」、「自省」的意识和「自救」的愿望，也说明中国知识分子人格悲剧的某些原因，对重建知识分子的人格是有积极意义的。关于人文精神与文学的世俗化问题，人文精神固然强调理想、超验价值、终极关怀，但并不无视一些与人的生存息息相关的东西，也不无视人对感性幸福的追求。关于人文精神与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并非绝对与人文精神相对立，市场经济讲自由竞争，正是对个体价值的尊重，对人的创造力的尊重；市场经济讲平等交换，有利于消解人身依附关系，有利于民主的发展，等等，这都蕴含着某种人文精神。
　
Ⅰ.引言
当社会生活发生某种激变或偏颇的时候，总有些知识分子不甘寂寞，他们往往要操起自己独有的话语权力介入生活。1990年代初以来发生于中国学术界、思想界、文艺界的人文精神大讨论就是一个典型例证。这场讨论发端于上海学术界，继而波及整个知识界，先后掀起几次高潮，影响深广，被公认为l990年代中国最为热点的思想话题。虽然现在有所降温，但肯定不会结束。因为在我看来，这是一个与人类长期相伴的世界性话题，它所提出和涉及的问题肯定还要在很长的时间里困扰着人们，人们不可能放弃对这些问题的思考；自然，人们也必然要对以往的思考进行反思。反思，

永远是思想进程的一个重要环节。
　
Ⅱ.中国人文精神大讨论的基本诉求
引发1990年代中国人文精神大讨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社会世俗化，商品化加深，物欲主义盛行，社会道德滑坡，社会责任感萎缩；二是1990年代以来知识界、学术界格外沉闷，人文科学研究不景气；三是文学失血走向平庸，现实关怀和终极关怀意识丧失。这些问题引起了一些知识者的忧虑，他们深感作为人，社会所应具有的高尚精神的人文精神失落了。于是，一场呼唤人文精神的大讨论也开始在知识界酝酿起来了。
l993年，《上海文学》第6期发表了华东师范大学王晓明等的《旷野上的废墟一一文学与人文精神危机》一文，直接针对文坛现状发难，认为当前文学已出现危机，它「不仅标志着公众文化素养的下降，更标志着整整几代人文精神素质的持续恶化，文学危机实际上暴露了当代中国人文精神的危机」。文章认为，当前文学危机的表现有两种：一是媚俗，一是自娱。文学没有自己的信仰，一旦外在的权威瓦解了，只有靠取悦于公众来糊口，这便是媚俗方式。要不就是逃回家里去，自己打拳健身，这就是自娱。王朔属于前一种，其特点是用「调侃」的方式取消生存的任何严肃性，取消生命的批判意识，用废墟嘲笑废墟，以一时的快意迎合大众的看客心理。张艺谋属于后一种，他的「玩」文学不过是一种逃离真实的生命体验的方式，他从寻根出发反叛历史，最后又重新回归黑暗的历史怀抱；他在表现陈腐肮脏的东西时并没有多少批判意识，「这是人文精神的全面丧失」。张艺谋的《红高粱》、《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不过是「欲望三部曲」（接受暴力、乱伦、投身礼教而获满足）。
文章在分析了以王朔、张艺谋作品及「新写实主义」对现实的平静冷漠的叙述态度等为代表的文学危机之后断言：这一切都反映了当代人精神信仰的破碎，反映了时代人文精神的日见萎缩，进之，文章提出了作家的「灵魂救赎」和文化人的自身反省问题，呼吁回到人文精神上来，呼唤新的人文精神的诞生。
人文精神的大讨论由此揭开了序幕。接着，1994年《读书》第3—8期连续发表文章，展开了对人文精神的广泛深入讨论；《东方》杂志进而扩展到关于知识分子应坚守何种价值体系的争鸣，把人文精神的讨论与知识分子问题的思考融合起来，讨论随之深化。一些学者提出，讨论这些问题必须与对近两百年的中国文学史、思想史、文化史中知识分子的精神历程进行回顾、分析结合起来，要与对现实进行批评研究结合起来，目的是，通过这些研究，重

建人文精神，承担起知识分子的文化责任与道德责任。
大体说来，讨论展开以后，有过三次高潮：第一次高潮是1994年上半年，《读书》杂志发表了一系列文章，主要有《人文精神：是否可能与如何可能》（张汝伦、王晓明、朱学勤、陈思和）、《人文精神寻踪》（高瑞泉、袁进、张汝伦、李天纲）、《道统、学统与政统》（诈纪霖、陈思和、蔡翔、郜元宝），《我们需要怎样的人文精神》（吴炫、王干、费振钟、王彬彬），《危机？进步？》（曲卫国）。另外，《上海文学》发表了《选择的自由与文化态势》（白桦等），《东方》发表了《人文精神偶感》（王蒙）、《人文关怀：一种知识与叙事》（王晓明）等等，颇有声势。第三次高潮是1994年下半年，《文汇报》以「人文精神与文人操守」为题，发表了张承志、张炜的文章《诗人，你为甚么不愤怒》和徐中玉、张汝伦的文章。后又发表了陈村、王彬彬、张炜、南帆的文章，许多作家、学者、理论家都参与了讨论。第三次高潮是1995年以后，《作家报》、《光明日报》分别以专版持续发表关于人文精神的争鸣文章。目前讨论仍在继续。
这场讨论虽然从文学危机开始，但后来几乎涉及各种社会问题，所以其影响的广度是不言而喻的。当然，讨论的中心还是人文精神本身与知识分子问题，后者是前者的逻辑结果，是关于人文精神的讨论在思想层面上深化的体现。
　
Ⅲ.人文精神的迷思：以人为本
怎样认识和评价发生于1990年代初以来这场人文精神大讨论？
这里首先必须解决的问题是：何为人文精神？怎样评价这场讨论的发起人所倡导的人文精神？虽然大讨论并非从概念开始，但后来引发出对人文精神的不同理解和争鸣，它关系到如何评价这场讨论的意义问题，所以这里有必要先从人文精神这一概念说起。
「人文精神」作为一个外来词，与「人文科学」、「人本主义」、「人道主义」都是同一个词。因此，有人把它们当作一回事，其实不然。
「人文精神」不等于人文科学。人文科学本指「人文学科」，其概念产生于15世纪，专指以希腊文、拉丁文为基础的某些学科，如修辞学、逻辑学等，以区别于大学中传统的神学、法学科目，正如《不列颠百科全书》所释：「一般认为人文学科构成一种独特的知识，即关于人类价值和精神表现的人文主义的学科。」人文精神不是一种学科，而是一种思想倾向、一种「主义」。它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因而也称作人本主义。人本主义思想早在古希腊已存在，文艺复兴时期才形成一种思潮；18、19世纪的历史学家始用「人文主义」这一术语概括文艺复

兴以人为本的思想倾向。所以，人文精神即人文主义或人本主义的实质内容应以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倾向为依据。那么，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精神实质内容是甚么？概而言之，就是高扬人性反对神性，以人道反对神道；肯定人的世俗幸福反对禁欲主义，并以理性作为基础。后来17、l8世纪的启蒙运动倡导的人文主义继承了文艺复兴的传统；l9世纪出现了各种人道主义，主要也是发扬文艺复兴人文主义的人性论、人类的爱等思想，但另一方面也与宗教相结合；到了现代，西方人文主义思想一方面坚持以人为本，另一方面又崇尚非理性。可见，人文主义在各个历史时期是有所不同的，但在强调「以人为本」强调人的价值，强调对人关怀等方面是相同的，换言之，这些方面是人文主义的基调，具有普遍性。今天我们所要倡导的人文精神当然既不是文艺复兴的，也不是17、18、19世纪或现代的西方人文主义，但在「以人为本」这一根本内容上却不能舍弃，否则就不能称作人文精神。总之，今天我们所倡导的人文精神，应该是一种以人为本，对人类命运、幸福与痛苦，对人的存在、价值与尊严的强烈关怀和承担责任的精神。
我以为，发起和参与l990年代以来人文精神问题大讨论的一批学者、作家，他们所理解和主张的人文精神，虽然不完全相同，如有的强调「终极关怀」（王晓明、张汝伦），有的强调「现实关注」（陈思和），有的强调「对人的存在的思考」、「对人的价值、人的生存意义的关注」（袁进），有的把人文精神理解为一种「入世态度」，一种「对世界对社会独特的理解方式和介入方式」（蔡翔），等等，但以人为本，对人的关注、关怀、对社会承担责任等这些观念是相通的。而这些观念，在任何时候都是应当倡导的，尤其当人们对社会、对人类变得漠不关心的时候，当我们的精神生产者在他们的作品中取消了任何对生活的严肃思考的时候，对于以这种观念为核心的人文精神的呼唤就显得更为必要，更有现实意义。这次人文精神大讨论，正是当代一批知识分子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表现出来的一种忧国忧民和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情怀，尽管其中一些具体观点仍可再讨论，但这种情怀总是难能可贵的，它本身就是一种人文精神。
　
Ⅳ.关于中国人文精神大讨论的再思考
l990年代初以来这场人文精神大讨论涉及的问题是多方面的，这些问题和针对这些问题的讨论，都值得再思考。
第一个问题：关于人文精神与知识分子
这场讨论的直接引发因素是文学的危机，而深层因素其实是知识分子的精神病态和自我拯救的问题。人文精神的失落其

实是知识分子本位的失落，主要是精神品格的失落和知识话语的失落。对此，朱学勤就指出：「人文精神讨论主要针对目前现实文化走向和知识分子的人格精神的病态，针对社会的令人忧虑的种种景观，如1980年代学风空虚，l990年代逃避现实」，所以，「人文精神危机说到底还是知识分子的危机」。
知识分子的危机，王晓明等在《旷野上的废墟》一文中已初步论及，并提出了作家的「灵魂救赎」问题，但未真正谈知识分子。其后，陈思和、王晓明、许纪霖、朱学勤等一系列文章展开了深入尖锐的分析。陈思和认为，人文精神本是「知识分子所学所用的根本之道」，「但现在的知识分子要么以学苏秦、张仪去做工具，要么把学术看作自我逃避的场所，这都不是人文精神」。王晓明指出：「人文学术也好，整个社会的精神生活也好，真正的危机都在知识分子遭受种种摧残之后的精神侏儒化和动物化，而人文精神的枯萎，终极关怀的泯灭，则是侏儒化和动物化的最深刻的表现」，「没有人文精神，不关怀人类的命运和终极，这叫甚么知识分子？」陈思和提出了知识分子的「岗位意识」问题，认为「岗位意识」不是退回书斋去做学问，那是人格上的萎缩，而应是「五四传统」留给我们的使命感和正义感。而现在的知识分子却不知道自己安心立命之处在哪里。他认为人文学者之为人文学者，不能没有社会关注。许纪霖从「道统」、「正统」和「学统」的关系上，指出知识分子应以「道」安心立命，但许多知识分子实际上放弃了「道」，放弃了赖以自我确认的那些神圣的使命，这是极为可悲的。朱学勤指出，知识分子应从「道」不从「势」，「道」一入「势」便大失其色，士一入仕，便失去独立人格。他主张知识分子应有自己的价值，独立于意识形态之外，对社会对时代对现实负起应承担的责任和光荣。
我认为，上述观点一方面表明了知识分子「自审」、「自省」的意识和「自救」的愿望，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中国知识分子人格悲剧的某些原因，这些论述对于唤醒知识分子的麻木心态，重建知识分子的人格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在一个实际利益的现实关怀远比「终极关怀」吸引人的时代，理想主义的东西究竟能被世俗社会接受到何种程度，这是不言而喻的。过于理想主义，也就更难免带有浓重的悲剧意味。
第二、关于人文精神与文学的世俗化
人文精神的倡导者在这场大讨论中明显表达了对社会生活和文学的世俗化的不满。甚么是世俗化？他们没有直接解释，但从其文章可以这样概括：指那种注重现实物质利益和现世享受，轻视超验价值和

理想、追求的精神倾向和生活方式。他们认为，19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生活和文学开始急速世俗化而与人文精神背道而驰。他们对王朔、张艺谋的批评就体现了这种不满。在他们看来，无论是王朔对崇高的嘲弄、对世俗的献媚，还是张艺谋的表现欲望，都是人文精神失落的体现，甚至是与人文精神的对立。
不可否认，l990年代以来，文学的世俗化是个不争的事实。说文学失血，平庸化，甚至商品化、市场化、痞子化等，都有相当的道理，称作一种危机，也可以认同。但是，文学的世俗化是否一定消极？一定与人文精神对立呢？这是一个值得推敲的问题。
在我看来，文学的世俗化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它一定程度上消解了精神的崇高性、神圣性，甚至导向商品化、市场化、痞子化、拜物化。对此，人文精神倡导者对其进行批判是正确的，必要的。倡导人文精神，实际上就是对这种消极面的对抗。但另一方面，世俗化也具有对旧道德、旧规范、旧价值以至政治的、文化的专制主义的解构作用。它对一切神圣化的解构，也使自己同时成为对政治权威、文化霸权的非神圣化方式，成为对意识形态垄断一切的消解方式。所以，我们不应一味拒斥文学的世俗化，对王朔的作品也要给予恰当的评价。王朔作品对旧世界的嘲弄是令人痛快的，对假崇高、假神圣的清算是有力度的。就此而言，王朔其实也在对抗世俗，甚至对抗庸俗。人文精神倡导者无视这一点，显然有失偏颇。如果把王朔作品称作世俗文学的话，那么，它也是一种对抗世俗的方式，即以世俗对抗世俗。这就是王朔的价值，不应一味否定。我们在批判世俗化文学的负面时，不应让自己走向贵族化。
有一点是人文精神倡导者不能忽视的，那就是，人文精神固然强调理想、超验价值、终极关怀，但并不无视一些与人的生存息息相关的东西，也不无视人对感性幸福的追求。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就包含着这样的内容：要求享受人世的欢乐，注重人的现世生活的意义，强调按照人的自然本性生活（所以要反对禁欲主义）等等。这也是一种世俗化。作为世俗的文化，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大众对于生活幸福本身的一种追求方式，这不仅不与人文精神对立，而且恰恰是人文主义所肯定的。对非神圣的欲望的高涨表示担忧是可以理解的，是理所当然的，但一旦反过来压制欲望的自然宣泄，反对文学对欲望的客观表现，同样是反人文精神的。张艺谋的所谓「欲望三部曲」，如果说《大红灯笼高高挂》是从反礼教到回归礼教的话，那么，难道《红高粱》、《菊豆》就仅仅表现暴力、乱伦吗？在我看来，

这三部作品也不同程度地蕴含着对于人性、人道的褒扬，恰恰具有某种人文精神，不应完全否定。
第三、关于人文精神与市场经济
一些学者认为，「人文精神的失落」是由于「市场经济社会重实利、重技术、重工具理性的偏向」引发的。他们自觉不自觉把市场经济当作人文精神的对立物。
对此，有必要作进一步的讨论。
的确，市场经济已经并正在迅猛冲击和改变着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中国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这是历史的进步。但是，市场经济也并不神圣，它始终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它推动了社会的进步，启动了经济发展的生命力，给历史带来了新的机遇；但另一方面，由于它的经济杠杆是功利利益，由于它确立了商品的地位和价值，从而使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充满功利意识和商品意识；当利益关系和商品价值被视为一切产品包括精神产品的衡量砝码时，金钱至上、享乐主义、拜物主义等便侵入文学肌体，于是，崇高被亵溃，神圣被解构，高雅屈从市俗，「大众化」异变为媚俗。这种现象的出现并不奇怪，当年马克思在描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时就告诫过人们，商品交换原则会产生拜物教，商品社会与某些艺术部门是敌对的。巴尔扎克在他的小说中也抨击了商业社会中的文学已失去了它往日的神圣光环，甚至成了可怜的娼妇。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自然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有所不同，但既然都是市场经济，就免不了市场经济固有的弊端，况且，中国当前的「市场」发育仍不健全，不可避免地会带来原始的贪欲、道德的失落，利己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恶性膨胀等，而这一切的确与人文精神相对立。
但是，仅仅这样看也是片面的。市场经济自由平等的交换原则、竞争原则也给文学艺术带来了从未有过的生机，它使文学艺术在题材上、形式上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多样化局面；传统文化模式、艺术的僵化教条正在瓦解、分化和重新组合，这是艺术的进步，是市场经济对艺术的积极影响。因此，中国的知识分子不应怀着一种恐惧、抵制的情绪去对待市场经济，应从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合理性上去理解现代社会的各个层面。既看到问题，又看到活力，要充分理解历史进程是个前进性与曲折性相统一的发展过程。只有这样，知识分子才能更好地为自己进行重新定位，既不应站到市场经济的对立面上，也不应站到由市场经济带来的大众文化的对立面上。
还必须指出的是，市场经济并非绝对与人文精神相对立。市场经济讲自由竞争，正是对个体价值的尊重，对人的创造力的尊重；市场经济讲平等交换，有利于消解人身依附关系，有利于民主的

发展，等等，这都蕴含着某种人文精神。所以，不能因为看到市场经济与人文精神的某些冲突而抹杀了它对助长人文精神的有利因素，更不能由此以人文对抗历史理性，发展市场经济正是一种历史理性的体现。
人文精神大讨论涉及的不止上述几个问题，比如，关于如何重建人文精神问题，重建何种人文精神问题，中国传统文化是否存在着人文精神问题，等等，都值得进一步寻思，限于篇幅，这就不一一发表意见了。
最后，我还想疾声呼吁：具有社会责任感的人文科学工作者、人文知识分子不应回避人类精神现象的研究，不应对作为与人类永恒相伴的世界性话题一一人文精神的寻思冷漠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