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的_辩说_论述及其精神性意涵

收稿日期：2012－07－25

作者简介：张清江(1986－)，男，山东枣庄人，中山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广州，

510275。荀子的“辩说”论述及其精神性意涵

张清江

摘

要：通过解读荀子的“辩说”论述可以发现，其经验性格的背后蕴涵着深刻的精神性、宗教性

情感。在儒家信仰受到激烈挑战的时代，荀子特别提出“君子必辩”的要求，不是为了为自己的行为辩护，而是要儒家士人担负起弘道的使命，并将之作为修身进路，在辩说中进行精神修炼，完善儒家人格。

关键词：荀子;辩说;君子必辩;修身中图分类号：B22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7387(2013)01－0123－07

荀子与孟子同为孔子殁后的先秦大儒，不过，荀子思想特重现实，强调外在的礼，与孟子“反求诸己”的理路颇为不同。一般认为，荀子学说的品格，在于讲求现实和经验。陈登元说，“荀子之真精神，

以吾观之，即在切实二字上也。”［1］

冯友兰先生以孟子为儒家的“理想主义流派”，荀

子则为“现实主义流派”。［2］

徐复观先生说的更清

楚：“欲了解荀子的思想，须先了解其经验的性格。即是他一切的论据，

皆立足于感官所能经验得到的范围之内。为感官经验所不及的，便不寄予信任。”［3］

荀子认定天人分途，天乃是“非道德的自然之天”

，所以徐复观先生说，“由周初所孕育的人文精神，到了荀子而完全成熟。由周初所开始的从原始宗教中的解放，至此而彻底完成。”［4］

不过，荀学的经验性格并不能说明荀子是个完全现实主义的人。要理解一个人的情感，并不能以他学问的品格为唯一依据，一个虔诚的宗教徒可能写出非常经验主义的著作，同样，思想极为理性的人，

也可能怀有深厚的“宗教性”情感。本文试图发掘荀子经验性格背后的“宗教性”情感，文章的切入点，是荀子对于辩说的论述。不过需要说明，本文的“辩说”主要涉及荀子

对为何要辩说、应当如何辩说的现实教导，而较少涉及《荀子》一书本身的辩说意味。两者的差别在于，

前者只是后者中的一个具体问题，后者可以涉及荀子思想的方方面面。

一、孔孟思想中的言说与论辩

语言在人类社会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赋予声音和符号以意义，是人与人之间能够交流的前提。不过，交流的完成，可能需要更多的东西，因为按照社会心理学家的看法，交流时的“姿态”

和言说的“态度”更加重要。［5］

古人对言说的看

法，既型塑着传统的思维模式，也受制于传统的思维方式。因而，要理解荀子的辩说思想，首先需要将其放入传统儒家的思想背景中。

撇开对著述的书面言说不谈（因为这种言说可以看作日常语言行为的延伸），可以说，孔子对人在日常行为中应当如何说话非常重视。在《论语》中，孔子反复提到对“言”的要求，基本是教导人要对说话采取审慎的态度，因为这是君子的重要标准：“子贡问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后从之”（《论语·为政》）；“子曰，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论语·里仁》）；“子曰，君子耻其言而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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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行”（《论语·宪问》）。这都是说，在说话的时候，不要讲自己没法做到的话，要重视行动多于

重视言语。［6］

而且，言语也是“仁者”的特征

：“仁者其言也讱

”（《论语·颜渊》）。朱熹注曰，“讱，忍也，难也。仁者心存而不放，故其言若有所忍而不易发，盖其德之一端也。”［7］

巧言则可能乱德，

故而很少能称为仁，“巧言令色，鲜矣仁”（《论语·学而》），并为孔子所耻。孔子对弟子的教导，要求他们要“谨而信”

（《论语·学而》）。杨树达先生指出，“谨从言堇声者，盖谓寡言也”

，［8］

因而，“谨而信”便是要“寡言”。孔子欣赏的，是“夫人不言，言必有中”（《论语·先进》）。不过，“言必信，行必果”（《论语·子路》）并非较高的德性要求，而是“硁硁然小人哉”，是对一般人的普遍要求。此外，言语还跟政治密切相关，突出表现在“正名”的思想上：名不正则言不顺，“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论语·子路》）可见，言语作为孔门四科之一，虽然在地位上比不上德行，却是孔子日常教导关注的最普遍话题。

当然，在《论语》中，子贡向孔子的发问很多，而子贡能言善辩，孔子要经常特别提醒他注意语言的限度，这可能是《论语》中比较多讲到言语的原因之一。但孔子对如何说话的这种教导，肯定具有普遍性。因为说话是最经常的日常行为，它既是日常交流、达到相互理解的最重要手段，也是理解别人的重要途径（《论语·尧曰》：“不知言，无以知人”）。同时，言语行为也是展现君子人格的最重要途径之一。君子人格的最重要表现，在于其日常行为合乎礼仪的规范。因而，“非礼勿言”是为仁的重要条目（《论语·颜渊》）。对此，孔子有非常具体的教导：“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

亦不失言”（《卫灵公》）；“侍于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谓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谓之隐；未见颜色而言，谓之瞽”（《论语·季氏》）。这都说明，言与不言，要视具体的情境要求，做出符合礼仪规范的行为。在这方面，孔子的典范形

象非常明显

。《乡党》中对孔子日常言行的记载，生动表现了其如何合乎礼仪的说话，从而表现出自身的人格力量。要获得这种力量，当然是通过不断的学习和修养：言词是具体礼仪的基本组成部分，“不仅动作技能需要学习，而且正确地使用语言也要学习”。［9］

因而，学习如何说话，本身就是礼的要求。

总的来说，孔子对如何言说的教导，不仅包括对说话的要求（“言必信”），而且包括具体如何提高说话能力（“不学诗，无以言”）。孔子更用现实的典范，诠释着应当如何遵照礼的要求去说话。概括来说，孔子的教导是要求慎言、少言，而且要合乎礼的要求。可以说，

在孔子那里，如何说话本身，不仅是普通的日常交际行为，而且是实践礼的具体方式。君子要在这个过程中不断修炼，

使自己的言语行为达到礼的要求，而君子人格也正体现在能够得体的言说中。这是一种实践智慧。

《论语》中没有出现“辩”字，这跟《论语》的论说方式有关。在《论语》中，孔子处于“师”的地位，出于对孔子的崇信，提问者是在“求教”，因而，孔子的话便类似一种宣谕，并不需要彼此的辩难，甚至不需要对说法的证明。［10］

因而，我们很难确切知道孔子对于辩的态度。不过，从《论语》中至少可以推测在有论辩的可能时孔子的态度。首先是孔门言志的时候，子路率先应答，而夫子哂之，原因是“为国以礼，其言不让”（《论语·先进》），可见孔子强调与人言要谦虚礼让，如此自不会强调与人争辩。不过，要注意这种语境是孔门道德共同体的内部，对于持不同政见的人，孔子仍然会有辩的冲动：

楚狂接舆歌而过孔子曰

:“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孔子下，欲与之言。趋而辟之，不得与之言

。(《论语·微子》)听到别人非议自己的价值立场，孔子的“欲与之言”（注意“欲”的主动意涵）自然是要为自己辩解。这种辩更多的有一种卫道的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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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1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