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中管与理

管理中管与理、知与行关系的思考孙根年（陕西师范大学教授）字面上讲，管理就是“管”得有“理”。

这包括了2个方面的问题：一个是“管”的问题，另一个是“理”的问题；就“管”的内涵来说，包括了“管”什么和由谁去“管”；就“理”的问题来说，包含着管理的依据、管理的方式方法及管理的效果如何等。

其实，任何管理不仅有其认识论的问题，更重要的还是其实践论问题，即如何制定管理的措施和方案，并将这些付诸于实践并取得实际效果，这又涉及到管理中“知”与“行”的问题。

如果在这些基本概念上还不能达成共识，任何管理不仅“管”不好，形成所谓的无“理”管理；而且还会出现只有“管”的设想，缺乏“管”的实践和执行力，形成无实际效果的“口头”管理。

一、管理之中的“管”所谓“管”，涉及到管理的“对象”和执行的“主体”，即“管”什么和由谁去“管”。

是管人、管物、还是管事，孙根年在《事、物、人三理和谐与复杂问题研究》中说，大千世界纷繁复杂，追根溯源抽象概括，不外乎是由“事、物、人”三要素组成；物有物理，人有人理，事有事理，只有掌握了事、物、人各自的规律和道理，才能实施科学的管理。

然而，事、物、人是相互联系的，“事”由“人”做，“物”由人“理”，人处于现代社会的中心，“理”物、“做”事、“待”人是人的基本职能。

由此看来，管理的中心是管人，管“人”的生产、生活、工作、学习，管“人”如何与资源、环境、生态打交道，管“人”如何组织起来，进行工业生产、农业生产、交通运输、商业贸易、旅游开发等；管“人”如何组织起来，遵守法纪、维护社会稳定，发展科学技术、繁荣社会文化，团结协作生产、促进经济发展。

即通过管“人”，达到管“物”、做“事”、理“财”；通过管“人”，达到开发利用资源、保护生态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通过管人，达到发现市场、寻找机遇、发展经济；通过管人，达到遵守纪律、维护社会公平、实现社会的高效运行与和谐发展。

其实，现代社会中的“人”并不是孤立的，而是被组织起来划分为若干的组织，并与事、物联系起来组成各种系统。

前者如家庭、企业、单位、社区、省市、国家、全球，后者如农业、工业、交通、商业、旅游等，因此，管理中“管”的对象，不外乎就是各种组织和系统，由此生产了众多的管理学分支，以组成管理“丛林”。

前者有家政管理、企业管理、区域管理、国家管理、全球管理，后者有工业管理、农业管理、交通管理、商业管理、旅游管理等，这是以管理的对象为依据进行划分的。

至于由谁去“管”，自然就是各组织和各系统内，手中握有大权的“管理者”，而组织（或系统）内的其他“群众”，自然是被管理的对象；至于，组织以外的其他任何人，既不属于该组织，手中更没有发号司令的“权力”，自然就无权“管理”了。

因此，管理学是研究“ 管理者”如何“管理”的科学，然而，存在的问题是：研究“管理”的人并不一定有权“管理”，执行“管理”人并不一定懂得“管理”，于是，就出现了“管理学”与“管理者”的分离，前者被称为管理学家（者），后者被称为管理者。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管理的范式也发生的相应的改变，在家庭、企业和组织内部，是维系集权独裁式的管理，还是分权互动式的管理，那种方式更高效更合理正在发生着变化，科学管理、民主管理成为社会管理的主流。

由于“管理学”与“管理者”的分离，不同国家、社会、企业的管理模式和效果差异很大。

西方社会早期的某些企业，“管理学”与“管理者”合而为一，管理的理论产生于管理的实践，管理的理论应用于管理的实践，促进了管理科学和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

在现代中国社会的经济生活之中，“管理学”和“管理者”往往处于分离状态，系统运行的“失误”就在所难免了，这样的案例常是俯首可掂。

明明是正确的政策和方案，或不被“管理者”认识，或有违“管理者”的意愿和利益，往往在实践中被“管理者”否定，不能顺利付诸实践；明明是错误的政策方案，遭到“科学”的否定和“民主”的反对，往往却能被管理者“集中”，成为企业和组织运行的方案，结果使企业蒙受巨大的损失。

近年来“中国式管理”多有讨论，强调“以人为本”和“人性化”管理，强调“人与人”和谐和“人与地”的和谐，这本来是十分正确的。

但在某些“管理者”的认识中却出现了偏差，其中的“人”变成了管理者“个人”。

中国封建社会历史悠久，传统劣根性的习俗难以短期消除，“朕即天下”、“制度是狗”、“万人臣服”，便是这类问题产生的直接根源。

因此，“管理者”董管理，“管理学”为“管理者”出谋划策，是社会高效运行的基本要求。

二、管理之中的“理”对于管理之中的“理”，得从两个方面说起：一则是学理上的“理”，二则是实践中的“ 理”。

当掌握了管理之“理”，在实践中促使两者统一，成为有“理”管理；反之，在实践中两者对立，形成所谓无“理” 管理。

在学科定位上，管理之“理”至少包括了如下四个方面：一是管理的依据。

事、物、人各不相同，运动变化所遵循的规律也大相径庭，家庭、企业、社会组织层次有别，其组织目标和职责各异；农业、工业、商业、交通、旅游生产方式各异，利用的资源和生产的产品各异，管理的理论依据自然会有较大的差异；二是管理的方法。

管理方法涉及到许多问题，如何组织企业的资源，怎样形成企业的能力，如何发现市场机会，规划企业的战略目标，组织企业的内部流程等。

西方管理科学，在这方面开发了许多技术方法，如SWOT模型、BBC模型、平衡计分卡、战略地图等，有的抽象上升了管理理论；有的是借鉴运筹学的模型与方法，如线性规划、目标规划、动态规划、层次分析、冲突分析、决策论、博弈论、对策论等，成为管理工程的主要内容。

相比较而言，西方管理科学多强调理性和定量，中国管理科学多强调人性和定性。

三是管理的方式。

这里涉及到体制问题、组织问题、规模问题、布局问题。

就体制问题而言，有国有制、集体制、股份制和个体经营，既需要从外部环境分析入手，更需要从企业的内部分析，组合各类资源以形成合力。

四是管理的效果。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管理效果的好坏要通过科学的评价去认识，企业发展要在分析优势、认清劣势，发现机遇、迎接挑战中前进，如何兼顾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需要从多个维度出发进行分析与评价。

然而，在具体的管理实践中，对于管的“理”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诠释，这正所谓：“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这种“理”有时是开诚布公的，既能说又能做；有时是背后“暗箱”操作，这个“理”只能做不能说；有时又言行不一，只说不做；有的时候不说不做，但心中有数，待机而发。

这样看来，学理上的“理”似乎都是有意识理性思考的结果，但实际上更多地受到人们内心深处某种不由自主的潜意识影响。

每人有自己的道“理”，这本不是一件坏事，只要广开言路，就可以活跃思想。

但要防止的是由此产生的“无理管理”，即为个人目的刻意编造出某种不成“理”的理由，如布什为发动伊拉克战争，编造出“萨达姆拥有大规模杀伤武器，并与基地组织有联系”的“理由”。

正如本杰明•富兰克林在其《自传》中所说：“做一个有理性的生物’是这样的方便，他自己想干什么事，总会找出或制造理由去干的。

”就组织的运作而言，这里的关键在于“公理”，即最后的决策要达成“共识”，实际行动必须步调一致，否则各拉各的车，各行各的道，很难形成合力！对于管理中“理”的认识，往往会因人而异，是否意味着管理就是无“理”可依？答案既是肯定的又是否定的。

我们说“管”无常法，是指并不存在普遍性的规则和通用性结论，这主要是由于管理所涉及的人、事、物都是有其个性和特色，需根据具体情况决定具体方法，难有普适的做法。

说“管” 理有法，是由于任何组织和系统管理的切入点是人，都是通过对“人”的管理而达到对系统的管理，通过“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把握住人性也就把握住了本质。

依此而论，有“理”可依的管理是符合人性的管理，无“理”可依的管理是违背人性的管理，管理的逻辑起点应是人性的假设。

然而，人性的本质是什么，这在中国和西方有很大的争议，黎红雷先生在《人性假设与人类社会的管理之道》中，先后探讨了“政治人”假设、“经济人”假设、“文化人”假设与社会管理的方法。

因此，在不同时期和不同的国家，自然就有不同的管理方式，形成不同的管理学派。

三、管理中的“事-物-人”三理和谐管理之“理”涉及待人、接物、处事三个方面。

一般情况下，“待人”之“理”涉及到心理学和社会学，需要考虑“人情”、“人性”和“人文关怀”，应该说既是一门科学，也是一门艺术。

如果在共事中能够相互理解并使身心愉悦，既能享受工作成果，也能享受工作过程，就达到了“安人”的境界；所以，待人之“理”以人为本，符合世俗的道德规范，可作为“安人”的伦理和价值准则。

接物之“理”涉及到科学技术，需考虑“客观性”和“可能性”，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违背自然之“理”，才能提高做事的可能性和可行性；任情返道，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或违背自然规律，必将遭致严重的失败。

文革十年、四害横行、人妖颠倒，骡子生马，亩产上万，毁林开荒、毁草开荒，干了不少违反自然规律的事情。

处事之“理”涉及到经济学和运筹学，需要权衡“利弊得失”，力争“多快好省”。

常言道：人是理性的经济动物，“两利相较取其大，两害相较取其小，利弊相较、趋利避弊”，权衡利弊得失，才能取得较好的效益；又曰：“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凡是预则立、不预则毁”，“运筹惟屋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准确的预测评价，科学的规划决策，才能使企业经营立于不败之地。

如果说科学、人文、理事三者，分别强调的是求真、求善、求美的精神，分别关注的是客观自然、主观感受和主客关系。

那么，可以认为，管理之“理”在于真、善、美的统一，将科学所揭示的客观规律和“可能性”，人文所揭示的发展需求和“必要性”结合起来，在“理事”过程加以“运筹惟屋、统筹规划”，力争实现多快好省的多重目标。

如果说，科学“求真”是“由知，而信、而行”，人文“求善”是“由信，而知、而行”，则理事“求美”则是“由行，而知，而信”或者“由行，而信、而知”。

那么，可以认为管理之“理”在于“知、信、行”的协同。

本文提出的这种观点，不同于刘玉奇先生提出的“情-理-法”三位一体的管理模式，其分析的思路更为广阔、境界更为高远。

现代社会的发展，已进入“求全责备”的时代，企业的发展不仅要考虑经济效益，还必须考虑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以天然气基汽油的开发来说，不仅要求其有较高的燃烧值和能源效率，还需要具有生产成本低和市场竞争力强，同时，还必须在保护生态环境上具有超过现有汽油产品的优势，这就是所谓天然气基汽油产品的“能源-经济-环境(3E)评价”。

如何促进企业与社会、生态的协调发展，实现人类共同进化和可持续发展，成为运筹惟屋、权衡利弊得失的基本要求，任何工程项目的管理亦应如此。

从动态发展过程来看，管理之“理”是在人际、企业、组织、社会甚至国家之间，通过长期冲突碰撞、妥协谦让、协调合作中逐渐形成并发展演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