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民生思想的立论基础

2011年3月宁夏社会科学No．2．Mar．2011第2期（总第165期）Social Sciences in Ningxia Gen．No．165

儒家民生思想的立论基础

程潮

（广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广东广州510006）

摘要：传统儒家不仅对民生问题给予了高度的关注，而是还为解决民生问题寻找理论根据。其一，“人为天生”是儒家民生思想的宗教基础。既然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是天所生，统治者就应念同胞之情而关注民生。其二，“德合天地”是儒家民生思想的道德基础。儒家基于“天人合一”的观念要求人们秉承和效法天地“生生”之德，作出有利于民生的事情。其三，“民为邦本”是儒家民生思想的政治基础。儒家总是把“民”作为被统治者来看待，同时又基于“民为邦本”的观念要求统治者把解决民生问题作为维护其统治的政治基础。

关键词：儒家；民生思想；立论基础

中图分类号：B22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0292（2011）02－0116－04

所谓民生，是指人民的生计、生活。而在儒家的“民生”话语中，究竟什么是“民”呢？根据冯天瑜、万齐洲二人对历代解读的总结，“民”最初特指那些懵懂、糊涂、不明事理的“人”，春秋战国时期指“奴隶阶级”，后来指与“君主、群臣百官”相对应的人群［1］387－388。无论作怎样解读，“民”总是以被统治者的身份出现的，他们在解决生计问题时总是受到外部力量的制约。或者说，民生问题不是由民“自解决”，而总是“被解决”。在“被解决”的前提下，儒家对民生问题的关注点，一是为解决民生问题寻找充足的根据，二是为民生寻找兴利去害的出路。在这里，“解决民生问题的根据”问题，亦即儒家民生思想的立论基础问题。本文拟在哲学的层面上，从宗教、道德、政治三个领域就这一问题展开系统的探索。

一、“人为天生”是儒家民生思想的宗教基础

宗教的核心是对神的信仰。而在中华民族从蒙昧到文明、从父系氏族社会到奴隶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原始社会的“多神教”变成了奴隶社会的“一神教”，这个“一神”被统治阶级称之为“天”。不过，统治阶级对“天人关系”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从“天人相隔”到“天人合一”的过程。“天人相隔”是从传说中的“五帝”到殷代灭亡时期宗教观念的基本特点［2］50。在传说的“五帝”那里，“天”是被作为空间概念使用的，“神”在“天”中。如《尚书·吕刑》和《国语·楚语下》的“绝地天通”之说，将“天”和“地”分别作为“神”（又称“上帝”）和“民”居住的地方。而“绝地天通”的根本目的就在于阻断地上之“民”与天上之“神”的交往，使“君”成为与“神”沟通的唯一人选，这就为尔后的统治者制造君权神授说提供了可能。进入夏、商王朝，统治者不再视“天”为一个空间概念，而是将它变成了一个与“神”同体的概念，一个“上帝”的代名词，并将自己的权力看作是“神”所赐予的。此时的“天人相隔”仅仅是将“天”与“民”隔开，却将“君”视为与“天”联系的唯一通道。然而夏、商统治者在为获取了与天沟通的唯一资格而狂欢之时，却将“人事”抛之脑后。特别是商纣荒淫无度，而置百姓的死活于不顾。当周文王的反叛已经敲响了商王朝的丧钟时，商纣仍然痴迷于“我生不有命在天”［3］177的幻想，结果失去了天命而灭亡。周人已经意识到“天命”与“君德”、“民心”的内在关联性，于是改变了历代“天人相隔”的观念，确立了“天人合一”的理念。而在周人“天人合一”的理念中，“最高统治者（王）和至上神（天）攀上了‘血缘’亲属关系”［2］54。西周统治者把获得帝位的人称为“天”之“元子”（即嫡长子），但“天”的“元子”是可以更换的。商纣丧德失民，结果“皇天上帝，改厥元子”；

收稿日期：2010－12－03

作者简介：程潮（1963－），男，安徽枞阳人，广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哲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文化与现代化。

基金项目：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一五”规划2008年度项目“哲学视野下的中国古代民生思想研究”（项目编号为：08C－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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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成王年少就成为“元子”，乃是其“讠咸（和）于小民”［3］212的结果。先秦人将最高统治者均称为“天子”，但“天子”的原意就是指“天的元子”。

“人为天生”本来意味着“君”与“民”皆为“天”所生，皆可称为“天之子”。然而在儒家那里，“君为天生”与“民为天生”有着不同的意义。“君为天生”意味着“君”有着与“民”殊异的神圣地位，“天之子”只能用在“君”身上。所以《白虎通德论》说：“王者，父天母地，为天之子也”［4］6；耶律楚材对成吉思汗说：“陛下天之元子，天下之人皆陛下之子”［5］2300。当然，“天子”的神圣地位又必须依靠百姓的拥护来维持，而要赢得百姓的拥护就必须关注民生。所以，舜对禹说：“慎乃有位，敬修其可愿，四海困穷，天禄永终”［3］136。君主只有解决了民生问题，才能保住“天禄”。“民为天生”意味着“君”必须爱民，关心百姓的生活。所以鲁恭上疏汉和帝说：“万民者，天之所生。天爱其所生，犹父母爱其子。一物有不得其所者，则天气为之舛错，况于人乎？故爱人者，必有天报。”［6］876而在爱民的事业中，特别是要把解决弱势群体的生计问题放在优先地位。《尚书》就提出了“不虐无告，不废困穷”［3］134的思想。《礼记》将“孤、独、矜、寡”四者称为“穷而无告”的“天民”［3］1347。丘浚认为，天下之民固皆天所生，之所以将鳏寡孤独者称为“天民”，是因为他们“力不足以养其身，言不足以达其情”，“生于天而不能全天之生，尤天之所愍念”。故人君必须加惠于此四类穷人，“以补助天之所不逮”［7］301。

当儒家赋予“天”以人格神的形象时，“人为天生”就成了一个宗教哲学的命题。那么上帝之“天”与现实之“人”之间到底是怎样的亲缘关系呢？董仲舒指出：“为生不能为人，为人者天也。人之人本于天，天亦人之曾祖父也。此人之所以乃上类天也。”［8］64若按这一逻辑，君与民都是“天”之“子”，为何又称“天”为人的“曾祖父”呢？又为何强调“天子号天之子也”［8］83？所以，在张载那里以“民胞物与”说来圆润“人为天生”的问题。他指出：“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长其长；慈孤弱，所以幼其幼。圣其合德，贤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残疾、惸独鳏寡，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于时保之，子之翼也；乐且不忧，纯乎孝者也。”［9］62既然君与民都是天地的儿子，彼此之间是同胞兄弟的关系，那么基于同胞的情怀对于弱势群体生计的关心和帮助，乃是上至君主下至百姓应尽的责任。

二、“德合天地”是儒家民生思想的道德基础

“德合天地”在《易传》中称“与天地合其德”［3］17，指人之德与天地之德相合。“合”有自然和人为之分：自然之“合”强调人之德是对天地之德的秉承；人为之“合”强调人之德是对天地之德的效法。追求“德合天地”的境界，正是重视民生的道德依据。

儒家将“天”（包括“地”）作为宇宙的主宰，而把“生”或“生生”作为天地的大德。《易传》言“天地之大德曰生”［3］86，“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3］78，已明确将“生生”作为宇宙之大德。后世儒家将“生”作为“天”之“仁”的表现。董仲舒说：“仁之美者在于天。天，仁也。天覆育万物，既化而生之，有养而成之。事功无已，终而复始，凡举归之以奉人。”［8］67天之“仁”在于生养万物，以为人类造福。周敦颐说：“天以阳生万物，以阴成万物。生，仁也；成，义也。”［10］16天之“生”本身即是“仁”的体现。张载说：“天地之心惟是生物，天地之大德曰生也。”［9］113“生物”是天地的唯一用心，也是天地大德的表现。李昴英说：“天地之大德生而已，所以无终穷，生意不息而已。”［11］129天地“生”之大德造就了生生不息、生意盎然的世界。王阳明说：“仁是造化生生不息之理，虽弥漫周遍，无处不是……所以生生不息。”［12］83宇宙生生不息之“理”就是“仁”。儒家普遍认同“生”或“生生”是天地之大德，是天地之仁的表现，不过有的视“生”本身为仁，有的视“生生”之“理”为仁。

“仁”不仅是宇宙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也是人之为人的本质之所在，所以孔子说：“仁者人也。”［3］1629孔子还以“爱人”释“仁”，而在“爱人”的情感中就包含了对民生的关怀。所以邢昺疏解说：“爱人者，言泛爱济众是仁道也。”［3］2504而孔子的“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3］2479之说，更是后人引为帮助他人、解决民生问题的道德依据。孟子以“不忍人之心”说“仁”，劝诫统治者“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3］2690－2691，通过“制民之产”，使百姓“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3］2671。

儒家基于“天人合一”的观念，将人道与天道、天地大德与人类道德统一起来，要求人们效法和秉承天地“生生”之德，作出有利于民生的事情。

一方面，人应效法“天道”来关心民生。在“德合天地”的人格追求中，先秦儒家比较注重人道效法天道。《易传》云：“天生神物，圣人则之。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3］82所谓“则”、“效”、“象”，都有“效法”的意思。《易传》所言“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财”［3］86之说，实际上就是要圣人效法天地生养万物之“大德”，通过散财来生养万民以赢得民心，彰显“仁”的美德。董仲舒说：“天者群物之祖也，故遍覆包函而无所殊，建日月风雨以和之，经阴阳寒暑以成之。故圣人法天而立道，亦溥爱而亡私，布德施仁以厚之，设谊立礼以导之。”［13］558这里将“天”作为人间道德的样板。“天”之大德在于覆盖包函万物而不偏私，造作日月风雨来调和万物，通过阴阳寒暑来成长万物。君主应以“天”为榜样，博爱无私，布施恩德和仁爱以厚待人民。这种从“人道效法天道”、“人德合乎天德”的观点出发，要求统治者以天地“生生”、“好生”之德为榜样来关心民生，改善民生的道德要求，在儒家学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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