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儒家“孝”观念

孝道的重建

——论儒家“孝”观念的生活情感本源

李龙

【摘要】“孝”乃儒家思想的核心观念之一。在孔孟那里，孝道的建构本是立足于作为本源的生活情感的。但经过轴心期大转型以后，孝道逐渐僵化为一种道德教条，而遗忘了生活情感这个大本本源，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在这个意义上，五四思想家对传统孝道的批判是有其合理性的。当下我们要重建孝道，绝不能仅仅将孝道理解为道德教条，而应该进一步追溯其本源，立足于儒家“孝”观念的生活情感本源来重建孝道。

【关键词】儒家孝道重建情感本源

众所周知，“孝”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核心内容之一。梁漱溟先生在其《中国文化要义》中引谢幼伟说：“中国文化在某一意义上，可谓为孝的文化。孝在中国文化上作用至大，地位至高，谈中国文化而忽视孝，即非于中国文化深有所知。”[1]也正因为如此，五四激进派的全盘反传统，批判所谓“封建礼教”，往往就是从“孝”入手的，如吴虞在其《说孝》一文中说道：传统的孝悌之道“就是教一般人恭恭顺顺的听他们一干在上的愚弄，不犯上作乱，把中国弄成一个‘制造顺民的大工厂’，孝字的大作用，便是如此”[2]。那么，我们应当如何看待吴虞等人对于传统孝道的批判？应当承认，事实上，这种批判并不是无缘无故的。缘由何在？就在：进入专制时代（观念史上的“后轴心期”）以来的两千年来，“孝”确实逐渐被凝固化、板结化了，成为了一种僵化的道德教条，诸如“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之类；而这种道德教条又被“制度化”，成为了专制社会的皇权、父权的附庸，乃至我们不得不承认，它确实曾经造成了许多“以理杀人”的悲剧。这也正是五四思想的合理之处；但也必须指出，假如按照五四激进派的全盘反传统的思想方式，连父母子女之间的那种本然的亲亲之情也不要了，那就当真沦为禽兽、甚至“禽兽不如”了。而不幸的是，这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为了我们今天的生活现实。因此，问题并不在于孝是否应当成为道德原则，而在于：孝成为道德原则是何以可能的？然而时

至今日，学者在谈到孝的时候，通常仍然仅仅把它理解为一种道德原则，而没有进一步追溯这种道德原则的生活情感本源。这种思维方式很容易陷入某种“原教旨主义”的困境。例如，我们固然应当重读《孝经》，然而这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孝经》其实是一套完整的关于“孝”的形上、形下的规范建构，这种建构所适应的是封建专制时代的生活方式；我们必须回到更本源处，回归作为大本大源的本真的生活情感，唯其如此，我们才有可能有效地切入我们当下的生活，在生活本源上重建“孝道”。

一、孝道的生活情感本源

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孝道从来是渊源于本真的生活情感的。“孝”的本义是子女善事父母，讲的就是子女对于父母的亲爱之情。古人对此讲得尤为清楚，兹举数例如下：

孝，善事父母者。从老省，从子，子承老也。（《说文解字》[3]）

善父母为孝。（《尔雅·释训》[4]）

孝，好也，爱好父母如所说（悦）好也。（《释名·释言语》[5]）

人人皆由父母所生，父母所养，孝的最初意义是非常自然、非常朴素的，纯然出于天性。“爱好父母”就充分表明“孝”乃是一种爱的情感——子女对于父母的亲爱之情——的显现。金文的“孝”字乃象一个长发的老人抚摸一个孩子的头，大抵是表示父子之间的亲爱关系。《毛诗·小雅·蓼莪》[6]曰：

蓼蓼者莪，匪我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劳。

蓼蓼者莪，匪我伊蔚。哀哀父母，生我劳瘁。

瓶之罄矣，维罍之耻。鲜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

无父何怙，无母何恃。出则衔恤，人则靡至。

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长我育我。

顾我复我，出入腹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

诗中所表现的朴素、自然的父（母）子（女）之情，正是“孝”这样一种本源的爱亲情感的显现。在这里，父（母）子（女）之情的流露乃是自然——自己如此的，完全与道德无涉。事实

上，“在本源处，情感本身和道德是毫无关系的，唯有在这种‘情’具体地如何实现、如何对象化的时候，才出现道德问题。”[7]今天的学者通常把儒家的“孝”把握为一种道德原则、道德要求，这其实是一种很形而下的理解，是没有从本源处来领悟“孝”。如上所说，本源性的“孝”作为一种爱亲情感，是与道德完全无关的，即“孝”首先不是一个道德问题，而是一种情感的显现。阳明在《传习录》中谈到：“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弟，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8]“自然知孝”就表明“孝”这样的爱亲情感是纯然天成，自己如此的，是先行于任何知识论、伦理学建构的。

儒家关于“孝道”的建构正是基于这样一种本源的生活情感和生活领悟。儒家孝道思想是从祀祖衍生而来。周初，郊天大祭，随着天命观念的转变，祭祀对象也有了改变，由形式上的祭天变成了实质上的祭祖。《孝经》曰：“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孝经·圣治章》[9]）事实上，周公的祭天已具有追怀功德、抱本返始的孝道观念。孔子上承周公的思想，面对当时礼坏乐崩的局面，提出了“仁”这一核心观念，以建立礼乐的内在精神，使礼乐之教从“典章”的外在形式转化为内在的“生命自觉”，从而为礼乐文化寻出了一个普遍的内在根据。孔子以“仁”为人之为人的最高准则，然而实践仁道，必须从孝悌做起。所以他教导学生做人的第一要事就是孝悌：“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10]）有子深悟孔子之道，认为孝悌乃实践仁道之根本，故曰：“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

“仁”乃孔子思想的核心观念，他以“爱人”释“仁”（《论语·颜渊》），表明了“仁”首先是意味着一种仁爱的情感。因此，作为仁爱之本的“孝”首先是一个情感的问题。孔子在谈到“三年之丧”时，就是立足于爱亲情感和生活领悟来解释“孝”的。据《论语》记载：

宰我问：“三年之丧，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旧谷既没，新谷既升，钻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乎稻，衣乎锦，于女安乎？”曰：“安。”“女安则为之！夫君子之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故不为也。今女安，则为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论语·阳货》）

子女对父母的“三年之爱”就是本源的爱亲情感的显现，即本源之“孝”。“三年”在孔子那里乃是源于一种生活领悟，即“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而非源于外在的伦理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