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的现实主义精神对后世影响

《诗经》中的现实主义精神对后世影响在华夏文明灿烂的诗河里，有一个最重要的源头——《诗经》，它所展现的现实主义精神光芒在后世文学创作和文化历程中有着重要影响和深远意义，在中国文学史上永放光芒。孔子曾对《诗经》多次做出很高评价，“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何为！”由此可见《诗经》的现实意义中的实用功利性。“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这是孔子关于诗的社会作用作出的比较系统的理论表达，以及指出的诗的政治功利性。我们这里表述的现实主义精神，不仅仅是指《诗经》的政治教化和社会功利性，还指《诗经》直面现实的艺术特色和《诗经》中表现的情感抒发。它对后世政治、文学创作、社会生活等方面的影响深远而重大。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原名《诗》，或称“诗三百”，全书主要收集了西周初至春秋中叶五百多年间的作品。最后编订成书，大约在公元前六世纪。《诗经》产生的地域，约相当于今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山东及湖北北部一带。作者包括了从贵族到平民的社会各个阶层人士。时代如此之长，地域如此之广，作者如此复杂，显然是经过有目的的搜集整理才成书的。《诗经》的编集，在先秦古籍中没有明确记载，但历史上有著名的“献诗”、“采诗”、“删诗”之说。《国语·周语上》说：“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汉书·艺文志》中也有采诗之说；“故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证也。”

由此可见，《诗经》的形成是有统治阶级的大规模参与的，这当中也必然有一定的政治功利性。在对巫史文化的改造完成以后，统治阶级创造了旨在维护宗法社会秩序和强化宗法观念的正统诗歌，即《诗经》中的祭颂诗和怨刺诗。祭颂诗是配合祭祀祖先、耕种藉田、丰收后的报祭礼，对先王列祖、社稷自然表示崇高敬意，并祈求保佑的诗歌。在这类诗中，统治阶级往往把现实政治的需要托之祖先和神的旨意，通过塑造古典膜拜，达到控制现实的目的。而怨刺诗无论赞颂还是刺怨，都建筑在宗法伦理原则的基石之上。中国很早便有“诗言志”的传统，在诗中加入个人政治情感而间接影响政治的苗头便由此出现，后世一些政治讽咏诗多少都有其影响的痕迹在里面。从两汉乐府诗歌，到汉代的《古诗十九首》，到司马迁的《史记》，到唐初陈子昂的诗歌革新运动，到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杜甫，再到白居易的新乐府运动······无一不是《诗经》现实主义精神的继承和发展。

《诗经》面对现实，在一些反映婚姻爱情生活的诗作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这类诗在《诗经》中占有很大比重，不仅数量多，而且内容十分丰富。既有反映男女相慕相恋、相思相爱的的情诗，如《周南·关雎》中写男子对女子的爱慕，以一种大胆浪漫的形式表现出来，贴近现实，抒发心中的喜爱之情；又有反映婚嫁场面、家庭生活的诗，如《周南·桃夭》中对将出嫁女子的祝福，“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周南·汝坟》中妻子对远征丈夫的思念和丈夫归家后的欣喜，寥寥几句便将现实生活的场景和心理刻画的栩栩如生。“遵彼汝坟，伐其条枚，未见君子，惄如调饥。遵彼汝坟，伐其

条肄，既见君子，不我遐弃。鲂鱼赬尾，王室如毁。虽则如毁，父母孔迩。”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思无邪说的就是纯正，因为纯正，才铸就了《诗经》爱情题材的核心：自由和专一。而这散发着自由和专一的爱情信仰，在几千年后的历史中依然经久不衰，闪耀着人性的光芒。

《诗经》中的自由之爱远远胜过现代人的情爱。一方面，从社会环境来看，先秦时代，男女在恋爱、婚姻方面有一定程度的自由，特别是下层社会，男女恋爱和婚姻自由的程度就更大一些。在一定的季节和场合，少男少女可以公开聚集、自寻佳偶。另一方面，《诗经》中的爱情往往是简单的、真挚的。纯粹的爱，没有任何杂质，也没有功利，爱就是爱，爱我所爱，无怨无悔。那时的人不会考虑什么地位、名分、金钱或者社会舆论的谴责等等。虽然他们懂得要遵循礼教大防，但为了得到真爱，他们可以不顾“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勇敢的拒绝无理的要求，反抗强制的安排，去和自己的爱人私会见面，甚至会结伴私奔，去追求属于他们自己的真正的幸福!“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这千古传诵的佳句，早已成为少男少女第一次对爱情的懵懂体会。“一日不见，如三秋兮”，是恋爱人的典型心态。“所谓伊人，在水一方”，含蓄地表达了古人对于某种可望而不可及的理想的追求。而“淡彼两髦，实为我特，之死矢靡它”则生动地展现了一名坚贞不屈的女子誓死捍卫自己爱情的决心。“虽速我狱，亦不女从”，则是一位女性对逼她从婚的贵人的斩钉截铁的答复。古时的社会生活在《诗经》里缓缓展开如一副活色生香的画卷，自由奔放开明的风俗气

息扑面而来，这种从细微处观察生活，描写生活，抒发情感的写法在后世得到广泛的应用，其中的追求自由，奔放热情的诗句更是得到广泛摘取和流传，在后世文学中随处可见这样的诗句。“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棱，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汉乐府诗中的这首诗写一个女子指天发誓，要与情人终身相守的决心。用五种反常的自然现象作假设，表明自己爱一个人至死不渝的决心，爱之深厚浓烈，让人为之震撼，这与《诗经》中的爱情观和描写手法是不谋而合的。三国时期曹操的诗歌不仅在形式上借鉴《诗经》四言形式和比兴用法，化句为用，如《短歌行》中“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便引用了《诗经·郑风·子衿》，曹操的四言在汉末诗坛上令人耳目一新，除了因为其内容上的深刻新警，还因为其体现了《诗经》直面现实的创作精神的体现。如《观沧海》：“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到了唐朝，诗歌发展到了顶峰，《诗经》的现实主义精神对唐代诗歌的影响更是表现在多个方面，其诗被称为“诗史”的大诗人杜甫便以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描绘了大唐帝国由盛到衰的历史真实写照，“三吏”、“三别”深刻表现了下层贫苦劳动人民的生活，而田园诗歌、边塞诗、讽刺诗等也无一不受《诗经》现实主义创作手法的影响。到了现在社会，《诗经》的影响力依然在文学创作方面发挥着作用。金庸是大家熟知的文学大家，他自幼饱读中国传统古典诗词，创作也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