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及其负面影响

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及其负面影响作者：韩召颖王石山来源：《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2年第24期摘要出于对自身优势的过分自信和未来前景的焦虑，奥巴马政府的亚太“再平衡”战略正在成为一种过度反应，这种过度反应有着夸大中美权力转移所带来危险的倾向。

美国不肯承认中国在亚太地区应有的安全需求和影响力，直接或间接地鼓动其亚太盟友挑战中国，试探中国捍卫自身利益的决心。

中美要走向新型大国关系的轨道，双方首先需要防止中美关系因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而溢出“非敌非友”的框架。

关键词亚太“再平衡”战略中美关系新型大国关系防御性现实主义【作者简介】韩召颖，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系主任、教授、博导。

研究方向：美国外交政策、中美关系、国际安全、国际关系理论等。

主要著作：《美国政治与对外政策》、《输出美国：美国新闻署与美国公众外交》、《遏制民族主义》（译著）等。

王石山，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一种过度反应2011年11月，美国总统奥巴马在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非正式首脑会议上正式提出了亚太“再平衡”战略。

战略要点包括：在亚太地区日益成为世界财富与权力中心的背景下，将美国军事、政治和外交资源的分配向该地区倾斜，强化与亚太盟国、伙伴国的关系，将南亚次大陆纳入亚太战略范围，并开始接触缅甸、柬埔寨等非伙伴国；通过参与主导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TPP），介入亚太经济的一体化进程；增强美军在亚太的超级优势，并制定以威慑和击败中国的“反介入”实力为主要目标的新军事战略；其最终目标是强化美国的亚太“领导”地位，实现亚太地区内部的“再平衡”。

①这意味着，该战略实施的主要目的是限制中国不断增长的影响力。

但是，该战略由于低估了中美都握有之于对方的不对称优势这一事实，而正在冒过度反应的危险：由于过分自信和过分焦虑而过度使用自身的优势，从而增加了双方非必要冲突的可能。

②中美双方的不对称优势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美国拥有更强大的实力，因此，相对于中国，美国有更大的选择自由，更倾向于压制对方。

但是，在中美潜在的冲突议题（尤其是台湾问题、美国盟国与中国的领土争端）中，中国比美国拥有更重要的实质性利益，因此，相对于美国，无疑显示出更强的决心。

第二，由于地理临近性是决定威胁认知的主要因素，③亚太各国对中美各自的吸引力和强制力的敏感度不同。

在同等条件下，相对于中国，美国对亚太国家吸引力更大；而相对于美国，中国如果使用强制力，亚太国家的敏感度会更高：因为与中国这样一个临近且强大的国家敌对，将从根本上恶化该国的安全状况。

因此，中国若想使用吸引力以获得亚太国家的友好态度，就需要付出比美国更高昂的代价。

换句话说，在亚太地区争夺友好国家方面，中国更可能处于弱势地位。

但是，如果不追求同亚太国家的友好关系，那么中国使用强制力所带来的损害性后果将会更加显著。

也就是说，与中国不存在实质性利益冲突的亚太国家，它们应采取的政策是首先避免与中国敌对。

这意味着，在同等条件下，相对于美国，中国拥有对亚太国家使用强制力的优势。

更重要的是，像所有守成大国与崛起大国的关系一样，中美两国在时间上所拥有的优势不对称：当下对美国有利，未来对中国有利。

目前，中国存在被美国遏制乃至预防性打击的担忧，而美国则担忧在中美发生权力转移之后失去在亚太的“领导”地位。

但是，由于中国也是一个核大国（尽管还没有与美国确立相互确保摧毁的战略稳定），美国对华的预防性打击几乎不可行；而遏制政策本身不能阻止以内生性为主的中国国力增长。

因此，美国的担忧可能比中国更加显著和急切。

这样，为了弥补在时间上的劣势，美国比中国更有可能过早地利用实力和吸引力优势，进而导致过度反应：首先，过分相信凭借实力优势可以压制中国在与他国领土和海洋权益争端中的决心；其次，过分地利用中国的弱点，运用吸引力争夺亚太国家的“友谊”，不再承认中国在东亚大陆的正当安全需求和影响力，乃至在涉华的领土争端中，对其盟国做出不实的承诺；再次，急切地运用当下的实力优势压缩中国的回旋空间，以取得未来对华的议价优势。

可是这样做的危险在于，如果奥巴马政府无力执行一项在本质上反华的政策，而他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却给了中国及其他亚太国家这样的印象，那么，奥巴马政府必须反思，这种机会主义和因焦虑而行动的短视行为，是否有利于美国的根本利益，是否有利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前景。

如果美国无力预防性打击中国或不能扼杀（尽管可能延缓）中国实力增长的趋势，那么美国必须审慎考虑其亚太战略究竟是为了防止出现一个与自身匹敌的大国，还是防止出现一个与自身敌对的大国。

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对中国核心利益的不智干涉和过度反应，正在引起中国民间社会的极度不满，从而增加了中国政府使用决心优势和强制力优势的可能——尽管中国这样做，可能不及美国所拥有的优势，并且还可能伤及中国未来的时间优势。

但是，如果美国的过度反应导致中国的核心利益遭受不可逆的损失以及丧失大国在其周边应有的影响力，那么美国必须考虑这种行动的后果：它可能会消解中国精英与民众对建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信心，④进而引起双方的过度反应。

正是因为如此，即使美国学者也批评奥巴马的亚太“再平衡”战略是“不必要的”。

⑤进攻性战略误用于防御主导的世界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不仅是不必要的，而且是错误的。

在一个以防御为主导的世界中，对一个防御性国家实施一种进攻性战略，这会增加双方对抗的可能。

奥巴马的新亚太战略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对中美发生权力转移的担忧，害怕失去亚太领导权。

但是，这一担忧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其对历史上大国权力转移导致战争的机械反应，而非根据新情势做出的具体分析。

的确，权力对于国家安全和财富在历史上和当今时代都很重要。

但是，权力之于安全与财富的作用方式，在二战以后已经有了很大变化，当今国际社会已经因此发生了本质上的变革，以进攻为主导的世界已经转变成了以防御为主导的世界，通过征服和赤裸裸的暴力获得安全或财富的方式，既不再是合法的，也不再是很有效的。

⑥正是这一转变使得权力竞争本身不再是国际冲突的主因。

因此，在一个以防御为主导的世界里，权力竞争本身并不根植于实际的利益冲突，而是由于防御性现实主义国家对对方意图的不确定，导致彼此为了安全而进行权力竞争。

既然这种竞争并非基于具体的利益冲突，就应该是可以缓解的。

⑦同样，战后国际社会的另一个变化是战后国家财富增长模式的转变：国家财富越来越依赖于国家自身的人力、科技、良好制度对人潜能的激发以及和平贸易。

这削弱了大国之间为争夺经济势力范围而战的动机。

上述转变因核武器威慑力带来的防御优势而得到重要保障，尤其是在奥巴马政府已经默认确立中美之间的核战略稳定性符合其利益之后，⑧这种防御优势将因中国建立更可靠的第二次打击能力而更加稳固。

这些变化对于中美关系的重要性在于，为中美之间已经达成的文字层面的战略共识提供了基础并使其更加可信。

在2009年、2011年中美两个联合声明中，美国“欢迎一个强大、繁荣、成功、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的中国”；中国“欢迎美国作为一个亚太国家为本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作出努力”。

⑨这迥异于冷战时期美苏之间的公开敌对。

它不仅意味着纯粹的权力斗争绝非中美相处之道，同时也意味着中美双方已经朝避免“为权力而战”的方向迈进。

但是，事实上，奥巴马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却有可能背离这一方向。

首先，人为助推亚太国家之间的紧张，恶化了中美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国际政治氛围，尤其是非合作性地介入中国周边地区（比如警告柬埔寨勿靠近中国，有意或无意地纵容菲律宾和日本对中国的挑衅），增加了中国民众对美国的不满；其次，由于不愿对其战略目标——“领导地位”——作出明确的界定，美国倾向于夸大自身的利益和维护这种利益的决心，进而增大了中美潜在冲突的可能；再次，增兵亚太，推行极具进攻性的“联合作战介入”及“海空一体战”理念，⑩进一步加剧了中美常规军力的攻防失衡，从而不利于当今以防御为主导的国际社会的深入发展。

重回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轨道如果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依赖于得到双方认可的“非敌非友”关系的持续，那么，当务之急就是各方不要视对方为敌人，同时，也不要寄希望于对方像朋友一样行事。

这意味着要防止中美关系因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而溢出“非敌非友”特别是“非敌”的框架，就需要双方、特别是美国要避免因焦虑而过分使用相对优势，避免过度反应，并在此基础上尊重防御性现实主义世界的逻辑，执行一种迈向中美相互顺应的亚太政策。

确保稳定性信号的准确传输。

由于美国对华“接触—遏制”政策的两面性，美国对华政策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言行不一。

正如有的学者所说，美国对华的遏制政策所传递的信号往往更为明确，而接触政策所发出的信号则既不清晰也不够有力。

遏制信号常常压倒接触信号，使中国对美国的意图产生合理的怀疑。

无怪乎埃齐奥尼（Amitai Etzioni）认为，美国口头承诺与中国保持伙伴关系，但其行动却是遏制中国。

这使中国学者得出了中美关系是“假朋友”的结论。

另一方面，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中国一直坚持韬光养晦战略，在与他国的争端中主张搁置争议，并在一些争端中不惜暂时退让以平息事态，换取经济发展所必需的和平友好环境。

其结果是容易使外界产生一种预期：当他国挑起与中国的冲突时，中国会倾向于妥协。

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解释外国观察家对2010年以来中国过于“自信”（assertiveness）的抱怨。

这里的问题不在于指责这种抱怨的虚伪性，而在于导致这种预期的成因，即在韬光养晦的战略方针指导下，中国过于向他国传递“和平发展”的信号，而在无意中消解了自身权力的威慑性乃至惩罚性。

就中美关系而言，美国开始倾向于提高在亚太地区涉华争端中的要价。

比如在南海问题上，希拉里宣称美国在南海有重大的国家利益，并时常夸大美国对菲律宾的军事保证，从而使中美关系面临新的冲突升级的危险。

因此，如果说美国对华的信号传递充满了矛盾，并且遏制信号往往强于接触信号，致使中国倾向于作进一步的“最坏打算”的话，那么，中国的信号传递则倾向于鼓励美国提出更高的要价。

双方的信号传递都因增大误判的风险而无益于建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因此，除非美国决意遏制中国，美国就不应继续传递过于强硬的行动性信号；而中国则应该在传递自身友好意图的同时，加强传递捍卫自身利益决心的信号。

尤其是中美两国都有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共同利益，中国有节制地显示和使用实力，有助于威慑地区内的破坏稳定者，从而维持该地区的稳定。

美国应顺应中国合法且适度的安全需求。

即使美国学者也承认，中国周边的安全威胁，美国因素无处不在。

问题是，如果建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真的符合美国利益，那么美国就应该“慎待中国的权力与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