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身份判决既判力的主观范围扩张

论身份判决既判力的主观范围扩张
[摘要]既判力的相对性决定其效力只能在对立的双方当事人之间产生,对没有得到程序保障的案外第三人不产生效力,可是如果将判决的相对性原理适用于有关人的身份判决则将产生诸多问题,不利于当事人权益的维护和社会的稳定。

为了维护身份关系的稳定,宜将既判力主观范围扩张至第三人,但此扩张存在例外,应加以甄别。

[关键词]身份判决;既判力;主观范围;扩张
“判决效力(既判力)的主观范围,即有关判决的效力对谁发生作用的问题。

”一般而言,既判力的主观范围应限定在诉讼双方当事人,原则上不应将既判力的范围扩张至没有参加诉讼的案外人。

既判力的对象是基于原告的主张所确定的诉讼标的,在受辩论主义和处分主义支配的民事诉讼程序中,当事人获得充分的诉讼权利进行诉讼活动,应对其提供的诉讼材料所形成的判决结果负责。

换言之,既判力原则上只能在对立的双方当事人之间产生,对没有得到程序保障的案外第三人不产生效力,这就是既判力的相对性。

可是如果将判决的相对性原理适用于有关人的身份判决,判决结果就可能会出现三种情况:第一,未参加诉讼的第三人对判决可以进行异议之诉。

但是,对具有绝对效力的身份关系之诉进行异议之诉实无太大的现实意义;第二,身份关系诉讼因对方的不同而全然不同;第三,第三人就身份关系可以提起既判力相对性的妨诉抗辩。

这就使身份关系处于一种未知或待定的状态,显然不利于公益和社会的稳定,因此将身份判决既判力的主观范围向第三人扩张就尤为必要。

1 身份判决向第三人扩张的依据
身份判决为何会发生判决效力扩张呢?根据何在?这是我们探讨此问题的“瓶颈”。

要解答这一问题,只能从身份诉讼中所施行的特别诉讼法则和价值目标中去寻找答案。

首先,身份关系诉讼是以身份法律关系为诉讼标的,与以财产关系为诉讼标的的一般民事诉讼在适用诉讼法理和审判模式上均存有较大不同。

由于诉讼当事人对身份关系不能进行自由处分,因此辩论主义和处分主义受到严格限制。

其次,为了追求实体真实,广泛地适用职权探知主义。

在身份关系诉讼中,法官不完全受当事人提出的证据所约束,可以斟酌当事人未提出的证据来认定案件事实。

再次,仅仅靠职权探知主义,还不能够完全实现实体真实的价值目标,因而一些国家特别是大陆法系的部分国家规定,准许检察官参与身份关系诉讼。

检察官参与,既可以以当事人的身份参与诉讼,也可以以诉讼参与人的身份列席诉讼裁判,并陈述意见以及提出相关事实主张和证据方法。

最后,正因为是以人身关系为诉讼标
的,为了保持身份关系的高度稳定,需要将判决效力扩张于当事人之外的第三人,以维持社会关系的正常运行。

基于上述特别诉讼法则的适用和检察官参与等措施的施行,为身份关系诉讼判决效力的扩张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也是既判力扩张根据之所在。

尽管在我国的身份关系诉讼中,没有检察官参与的规定,但是对于事关人身关系的案件,职权主义探知的色彩较浓,而且规定了法定调解的程序等一系列诉讼法则,也是为了避免未参加诉讼程序的第三人利益遭受侵害。

2 身份判决既判力主观范围扩张的具体规定
如上述,虽然民事判决既判力具有很强的相对性,而在特定条件下,由于案外人与本案诉讼标的存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若这种关系不加以确定,对权利的稳定无疑是有害的。

所以法律应规定在适当的情况下扩大既判力的约束范围。

在特定情况下若限制既判力扩张至第三人,民事诉讼程序法所追求的合理高效解决纠纷的目标就难以兑现,为此各国立法中均就既判力的相对性做了例外规定。

2.1 国外的相关规定(身份判决的效力扩张)
由于身份关系的特殊性,一些大陆法系国家均对该类诉讼的判决对世效力进行了特别规定。

法国民法第311条9项规定,“亲子关系的判决得以对抗当事人以外的第三人”。

这一规定表明人事诉讼判决具有绝对效力。

日本人事诉讼程序第18条规定,就婚姻无效或撤销、离婚或撤销之诉做出的判决对第三人亦发生效力。

德国ZPO第640条之8规定,“判决在当事人生存时确定的,该判决为一切人并对一切人均生效力”。

所谓“为一切人并对一切人”是指判决对一切人(包括对其有利和对其不利的人)均发生效力,即判决的效力及于一切第三人,它是德国民诉法第325条关于判决既判力的主观范围规定的扩大规定。

我国台湾地区民诉法第382条第1款规定,就婚姻无效、撤销婚姻或确认婚姻成立或不成立之诉所为之判决,对于第三人亦有效力。

与普通民事诉讼判决的相对性形成截然不同的特点,这是由于身份关系为一种特别的法律关系,其性质不适用相对确定的法则。

因此,判决结果对诉讼当事人之外的第三人也应产生同一效力。

2.2 身份判决效力及于第三人的内容
身份关系判决效力及于案外第三人,那么具体是哪些效力可扩张至第三人呢?就这一问题,学者之间的观点并不统一。

[ZW(]历来的学说普遍认为,形成判决当然及于第三人,因此,法律上不需要对此加以特别规定。

日本人事诉讼程序法第18条特别认可了确认判决的对世效力。

松岗义正:《人事诉讼手殻法》,第244、297页,大森洪太:《人事诉讼手殻法》,第105页,而山田正三先生认为,形成判决拥有形成力和既判力,形成力应当然地及于一般第三人,只不过在这种情形下,应将第三人分为与诉讼当事人拥有同一形成权的第三人和除此之外的其他第三人,既判力向前者扩张。

而兼子一教授对形成判决形成力当然地及于第三人的理论进行了
批判,他认为,有直接利害关系得其他适格者只要不受既判力的约束,可以就诉讼结果提出异议。

[ZW)]离婚诉讼和解除收养关系诉讼除诉讼当事人之外没有其他适格主体存在,尽管不会发生既判力向第三人扩张的问题,但离婚判决结果,第三人必须知晓判决事实和承认其效果。

相反,同为形成之诉的子女认领无效诉讼、亲子关系存否确认诉讼、婚姻撤销之诉中,一般来说,原告适格者人数众多,适格者其中之一提起诉讼,判决做出后,其他适格者又提起诉讼,在后诉判决中,完全有可能出现与前诉判决相异的内容。

即便前诉判决为原告胜诉的形成判决,也同样可能出现差异。

如果其他适格当事人不提起诉讼,从前的身份关系得以继续维持原状,即便提起诉讼,只要前诉判决不产生既判力,判决结果出现差异也是顺理成章的事。

就这一问题,日本及我国台湾地区的学者大都认为,“判决的形成力应当然地及于第三人”。

本来,法律关系及其变动并不妨碍其相对性,其他形成权人或诉讼适格者不受前诉判决既判力约束时,是否行使自己的权利系其自由决断的事项。

为了防止其他适格者的提诉而出现不同判决情况的发生,判决既判力应向他人扩张。

在形成判决中,基于既判力的扩张,形成力及于第三人。

身份关系诉讼判决既判力主观范围的扩张,也意味着形成判决的形成力主观范围的扩张。

不管是原告胜诉还是败诉(驳回请求)判决,这一扩张都仅限于本案判决。

但是,就这一问题,虽然有学者主张不应该包含请求驳回判决,而笔者认为,为了使身份关系得到统一的确定,原告败诉判决也不应例外。

2.3 身份之诉中各类具体诉讼的判决扩张
2.3.1 婚姻关系案件中既判力主观范围之扩张
婚姻关系案件事关社会公益,且采用职权探知主义,人民法院就此类案件所作出的判决,存有扩张其既判力主观范围的必要,以免法院就同一婚姻关系所为的判决,对于甲有效而对乙无效之不良后果的出现。

根据一事不再理原则的要求,婚姻案件之判决效力应扩张及于第三人,杜绝重复诉讼的发生。

第三人违背此项规定另行起诉的,法庭应以其起诉欠缺理由而予以驳回。

在婚姻案件的判决中,属于形成判决的(如撤销婚姻及离婚之判决),足以发生消灭婚姻关系之效果,对第三人亦具有约束效力。

2.3.2 收养关系案件中既判力主观范围之扩张
在收养关系案件中,属于形成判决者,如撤销收养及终止收养关系之判决,足以产生消灭收养关系之效果,当然对第三人发生效力。

我国台湾地区“民诉法”第588条规定,法院就收养无效、撤销收养或确认收养关系成立或不成立之诉所为之判决,对于第三人亦有效力。

此项判决应包括原告胜诉及败诉之判决在内,其中原告受败诉判决者,均系确认判决之性质,第三人虽然未参见诉讼,亦受判决之约束。

终止收养关系之判决为形成之诉,当然对第三人发生效力;驳回终止收养关系请求之判决,仅在确认原告无终止收养关系请求权,与第三人不发生身份上及财产上之利害关系,故尚无对第三人发生效力之必要。

2.3.3 亲子关系案件中既判力主观范围之扩张
在亲子关系案件程序中,由于事关社会公益,法院就认领无效或撤销认领之诉所为之判决,无论原告胜诉判决还是败诉判决对第三人亦有约束力。

比如,法国民法第311条9项规定,“亲子关系的判决得以对抗当事人以外的第三人”。

3 身份判决主观范围扩张之例外
身份判决主观范围的扩张并非无限制地进行,日本、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人事诉讼法或民诉法就人事诉讼判决的对世效力进行了特别规定。

德国民诉法第640条之8规定,确认亲子关系存在的判决,对于主张自己有双亲关系的第三人,以参加诉讼为限发生效力。

日本旧人事诉讼法第18条第2款规定,以重婚为诉讼理由的婚姻撤销诉讼中,原告请求驳回判决对当事人前配偶而言,只有在该配偶参加诉讼的情形下,才对其发生效力。

我国台湾地区民事诉讼法第582条规定,以重婚为理由提起撤销婚姻之诉被驳回者,其判决对于当事人之前的配偶,以已参加诉讼者为限,没有参加诉讼的前配偶不受既判力约束。

以重婚为由提起撤销婚姻之诉中,前配偶未参加诉讼,便表明未给予其参与辩论之机会,若驳回原告诉讼请求判决对前配偶发生效力,就剥夺了其请求撤销婚姻之权利。

法律为此作出例外规定,旨在保护前配偶之利益。

但前配偶以外的第三人均受判决的约束。

由此看来,对身份关系诉讼判决的对世效力应当进行适当限制,以切实保护案外第三人的合法利益。

但是,如果对判决的对世效力进行限制,其结果就会导致重复起诉,出现不同的判决结果,从而给身份关系带来混乱,因此,如果要提出与前诉判决相抵触的主张,只能通过再审之诉的途径。

参考文献:
[1][日]三月章.日本民事诉讼法[M].汪一凡,译.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85:207.
[2]张卫平.诉讼构架与程式[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0:95-97.
[3]王亚新.社会变革中的民事诉讼[M].北京:法制出版社,2001.
[4]孙强.论民事判决既判力与再审程序的冲突与协调[J].法制与社会,2007(3):497-498.
[5]吴明童.既判力的界限研究[J].中国法学,2001(1):76-85.
[6]李杰.完善我国身份关系诉讼制度的构想[J].中国法学,1990(6):103-108.
[7]刘玉田.建立我国身份关系诉讼制度刍议[J].中央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1998(增刊):57-59.
[8]王颖.从民事诉讼的角度浅谈既判力理论[J].社会科学论坛,2007(9):38-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