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外语专业学生思辨能力的思辨

2015年第1期重庆三峡学院学报No.1.2015第31卷（155期）JOURNAL OF CHONGQING THREE GORGES UNIVERSITY V ol.31 No.155关于外语专业学生思辨能力的思辨罗玉交（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外国语学院，广东中山 528402）摘要：自从黄源深1998年提出外语专业学生存在“思辨缺席症”后，外语界一直对外语专业学生的思辨能力诟病颇多，似乎形成一种共识：外语专业学生思辨能力较差，这种现象值得反思和谨慎断言。

通过对中国知网的研究现状的数据分析得出结果：由于众多的研究成果均出自外语学界，就使得外语专业学生的思辨能力现状得到了格外的关注，把本来可能属于所有大学生共有的现象归结到了外语专业学生身上；有关研究结果也证明外语学生的思辨能力并不弱于（甚至优于）其他文科专业的学生。

但这并不能说明外语专业学生的思辨能力不存在任何问题，思想意识重视不够和教育功利主义是影响他们思辨能力培养的至关重要的因素。

关键词：思辨能力；思辨缺席；反思；影响因素中图分类号：G7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8135（2015）01-0149-06DOI:10.13743/ki.issn.1009-8135.2015.01.035一、“思辨缺席”的提出黄源深教授于1998年根据外语专业学生所表现出的一些现象，如他们“到论争需要说理的时候，写文章需要论述的时候，听讲座需要发问的时候，脑子里常常会一片空白，觉得无话可说；或者朦朦胧胧似有想法，却一片混沌，不知从何说起”，认为有这些表现的学生患有“思辨缺席症”，因为他们“缺乏分析、综合、判断、推理、思考、辨析能力”。

此提法在外语学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许多学者纷纷针对外语专业学生的思辨能力或批判性思维问题进行探讨，如：高一虹[1]认为思辨能力的缺失是外语学习木桶的“短板”；《入世与外语专业教育》课题组[2]指出：我国的外语专业长期以来不重视人才的思维能力培养，与其他文科专业相比，外语专业毕业生在逻辑思维和条理性方面表现较差，缺乏较强的分析、综合、判断、推理、思考和辨析能力，显现出令人担忧的“思辨缺席症”和智性不足。

黄源深[3]2010年再次谈到“思辨缺席”问题，指出“‘思辨缺席’的痼疾不除，外语学生难有出头之日”，并进一步描述了思辨能力薄弱的外语学生走上工作岗位后的主要表现：“在工作中缺乏分析综合的能力，很少有自己的想法，很难有创新意识，出不了创造性的成果”。

胡文仲、孙有中[4]也意识到：外语专业毕业生人文基础很差，批判性思维能力很弱。

总之，很多专家学者表现出了对外语专业学生的思辨能力的关注和担忧，他们对外语专业学生的思辨能力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探讨和总结，也得出了一些让人警醒的结论：外语专业学生患有“思辨缺席症”，存在思辨能力缺失这块“短板”，与其他文科专业相比，外语专业毕业生显现出思辨能力较差和智性不足，等等。

二、思辨能力的概念及其原则既然那么多的研究结果都表明外语专业学生思辨能力偏弱，我们不妨先厘清思辨能力（或批判性思维）收稿日期：2014-09-03作者简介：罗玉交（1969-），男，湖南耒阳人，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讲师，硕士，主要研究英语教学、跨文化交际。

基金项目：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资助科研项目（JY201442）阶段性成果罗玉交：关于外语专业学生思辨能力的思辨的概念。

恩尼斯[5]认为思辨能力是个体对做什么和相信什么做出合理决策的能力。

加利福尼亚思辨能力测验（CCTST）把它定义为一种有目的性的，对产生知识的过程、理论、方法、背景、证据、评价知识的标准等正确与否做出自我调节以及判断的思维过程[6]。

黄华新和蹼方平[7]认为是一种个性化的思维，它的基础是怀疑、观察和实验。

面对思维定势敢于反向思维，具有这种思维品质的人，不易受他人的暗示，敢于向传统沿说挑战。

何云峰认为批判性思维是一个主动思考的过程，因为真正有创造力的主体绝不能被动地接受来自环境的刺激，对别人的观点不加批判地悉数照收[8]。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思辨能力强调对现成的观点不要盲目接受，不要墨守陈规。

思辨能力的主要原则，从杜威[9]首次提出思辨能力概念开始，就是大胆质疑、谨慎断言。

杜威的思辨能力（他称为“反思性思维”）就是在对科学假说进行主动、持续和细致的理性探究之前，先不要决定是接受还是反对—延迟判断。

也就是说，对某个观点、假说、论证等，思辨的起始态度是谨慎，而不是立即赞成或反对[10]。

当然，这里所提的谨慎是一种质疑的态度，它是中性的，意味着不轻易接受他人的观点，既不轻易肯定也不轻易否定，先不急于做决定。

另外，质疑不是判断，而是提问，是对观念的理由和根据提问，而不是对该观念的否定判断。

因此，笔者以下要提出的谨慎质疑的问题，不是要判断“思辨缺席”论断的对错，而是希冀通过主动、持续和细致的探究，对当前一些关于外语专业思辨能力研究的现状进行一点理性的反思。

三、对思辨能力研究现状的分析与反思基于此，我们不妨也运用思辨能力的原则对上述论断提出以下思考：（1）按照杜威的观点，我们是否应该对外语专业学生思辨能力偏弱的假说“谨慎断言”或者对这个假说“进行主动、持续和细致的理性探究之前，先不要决定是接受还是反对”？（2）我们对外语专业学生思辨能力偏弱的批评是否有信度和效度的实证数据来支撑？是否使用了思辨能力量具对外语专业和其他文科学生进行了对比测试？（3）如果这个假说成立，是否还有其他方面的因素制约着外语专业学生思辨能力的发展？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首先要对目前有关外语专业学生思辨能力的研究情况了解清楚，利用中国知网等相关数据资源，对这些研究情况进行数据分析和推理。

笔者在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以“思辨能力”为关键词查询1998年至2014年的核心期刊发表的论文，得到89个结果，其中探讨英语教学中思辨能力培养或外语类专业思辨能力研究有关的论文多达45篇，占51%；专门研究外语专业学生的思辨能力培养的达20篇，占22%。

而关于其它某个特定专业的思辨能力研究的论文基本上没有，只有关于护理专业思辨能力培养的2篇。

笔者再以“批判性思维”为关键词查询1998—2014年核心期刊的研究情况，得到613个结果，其中与外语专业有关的论文只有28篇，其它大部分的论文都是从宏观理论方面来探讨批判性思维的培养，而专门针对某个专业的批判性思维培养的论文几乎找不到，也只有关于护理专业的零星几篇。

这说明关于思辨能力研究，外语专业的研究者和其它研究者存在较大的差异。

外语专业的研究者已经从宏观理论方面过渡到了具体的实践研究，他们结合了外语专业的学科特点，开始使用有关思辨能力量具对学生的思辨能力现状进行测量，而其他学科的研究大多在作纵深的理论探索或是以整个大学生群体为研究对象，提出一些思辨能力培养的宏观建议，而像外语界学者这样把一个特定专业学生群体的思辨能力作为研究对象的情况还非常稀少。

这样就使得外语专业学生的思辨能力现状得到了学界的格外关注和担忧，很可能把本来属于所有大学生共有的现象归结到了外语专业学生身上。

从上面的数据可以看出，外语专业的学者大多把“critical thinking”译为“思辨能力”，而其他业界研究者则还大多沿用这个概念最初进入中国的译法，即“批判性思维”，这两个译名之差本身已说明外语专业的研究者更具求真、开放和反思的思辨精神和态度，他们认为“批判性思维”歪曲了原意，存在一定的误导成分，因为“critical”源于希腊语的两个词根“kritikos”（有眼力的判断）和“kriterion”（标准），其涵义是“运用恰当的评价标准，进行有意识的思考，并最终做出有理据的判断”。

[11]文秋芳[12]曾把critical thinking译为“高层次思维能力”，但并没有得到广泛的认可，因为这种译法容易引起过于宽泛的解释。

经过外语学界的讨论，最后确定译为“思辨能力”，原因是“思辨能力”的译法更能够反映我国高等教育的培养目标，它涵盖了大学生应当具备的抽象思维能力、逻辑思维能力、重庆三峡学院学报有效推理能力以及论据评价能力。

这一译名的出台，本身就是一个典型的思辨过程，因为他们“运用了恰当的评价标准，进行了有意识的思考，并最终做出了有理据的判断”。

这一译法迅速得到外语学界的认同，但其他业界的学者暂时还没有广泛采用这一说法。

笔者再通过中国期刊网（CNKI）查询，发现首次提出外语专业学生存在“思辨缺席症”的黄源深教授的论文《思辨缺席》被引用的次数多达210次，居于所有有关思辨能力研究的论文（270篇）之首。

笔者还发现这210篇引证文献几乎都对外语学生患有“思辨缺席症”持肯定态度，并且绝大多数文献都是把黄源深的观点当作自己研究的缘起或当作支撑证据。

这种现象本身是否说明我们的研究者们没有把思辨能力当作一种个性化的思维，也没有把怀疑、观察和实验当作思辨能力的基础？笔者还通过中国知网（CNKI），以“思辨能力”和“英语专业”作为主题词，检索了1998—2014年核心期刊所刊发的研究成果，得到20个结果，其中属于宏观理论方面的研究论文7篇，占35%，包括英语专业学生思辨能力培养的理论框架研究、思辨能力量具研究、课程改革与教师发展研究等；探讨某门专业课程教学中培养思辨能力的9篇，占45%；所有这些研究都基于接受外语专业学生“思辨缺席”假说的基础上进行的。

而通过实证研究探讨外语专业思辨能力状况的只有文秋芳一人。

文秋芳和她的研究小组得出的结论是：（1）英语专业学生总体思辨水平显著高于其他专业的文科学生；（2）英语专业学生一至三年级的思辨水平均高于其他文科学生；（3）两组学生一至三年级思辨能力内部的变化均达到显著水平，但英语专业学生三年内的变化幅度明显小于其他文科学生，属小幅量变，未出现质变的关键期，而其他文科学生的变化幅度较大，2～3年级为质变关键期[13]。

这一结论有力地回应了之前一边倒的英语专业学生“思辨缺席”的批评之声。

笔者认为，文秋芳的结论具有更高的可信度。

因为：（1）文秋芳所使用的思辨倾向量具是在美国“德尔斐”项目组的CCTDI和彭美慈等人修订的CCTDI-CV的基础上，通过两次大规模的测试和修订编制成的，其“量表的总体及单个维度的信度指标都符合统计要求，可以用于我国大学生思辨倾向的测量”[14]；（2）该研究规模大，受试人数多达2 318名，来自11所高校的14个文科专业，这样所取得的数据更加具有代表性、客观性和科学性；（3）其他研究者大多是根据自己多年的英语教学经验，通过学生在考试、英语口语表达或英语作文等方面的表现来判定学生的思辨能力，主观成分和印象成分较重。

这和使用母语进行思辨的其他文科专业的学生并不存在多少可比性。

因此，任文指出，文秋芳等的研究结果在一定程度上证伪了“外语专业学生思辨能力缺席”的论断[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