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货币史研究

清朝货币史研究

张世福张莉红译述

中国货币和物价史的调查研究，能够帮助我们了解某一宏观领域或整个帝国的经济运行。在前近代的社会里，它们经济的货币化已经到了相当可观的程度，就象中国清朝前期（1644-1800年）那样，货币的供需情况，能够对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清朝前期，因为货币政策及其有关理论的目的主要在于减轻现行的或即将来临的货币危机，所以这些政策及其理论与其说是综合的理论典范，倒不如说是设想出的因地因时的防范措施。

到目前为止，大多数有关清朝前期货币史的研究集中在白银问题以及白银供给情况对社会和经济的影响这些议题上①。这是有充分道理的。因为在中国清朝前期和中期的复本位的货币制度中，白银是最重要的金属货币。鉴于白银主要用于政府财政和纳税的过程中，实际上也用于商业的批发贸易中，因此，其价值的波动能对经济产生相当大的影响。特别是白银的增值和接踵而至的价格方面的通货紧缩的结果（至少在用白银支付的那些方面的价格），这就导致了企业的破产，导致了农民租税负担的加重，同时给清朝社会几乎所有的阶层都带来了消极的结果。这样的紧缩局面第一次在1656-1680年前后出现了，这就成了众所周知的“康熙年间的萧条”②。从19世纪20年代到19世纪50年代的道光萧条则更为严重，它也正好成了爆发清帝国与太平天国之间毁灭性内战（1850-1864年）③的主要原因之一。

学者们对第二种交易媒介铜钱则有点不大注意，可能认为虽然铜钱价值的波动会产生有害的结果，但是它们好像并不严重，而且只是对社会的某些阶层产生影响，并不对整个社会及其经济的各个领域产生影响。实际清政府的中央货币政策重点是集中在铜钱上，而很少涉及白银，这种情况至少在19世纪20年代以前是这样的。其原因一方面，普遍认为白银在货币制度中的重要性没有铜钱大，另一方面，在一些领域内，存在着国家与商人之间有利可图的合作关系，国家让白银的供应权全部掌握在私营商人和行会的手中，而只处理铜钱方面的问题。这被认为是清朝经济制度中普通安排的一部分④。况且，注重铜钱问题除了维持在铜钱铸造方面的垄断权的思想原因以外，直到18世纪末期办铜的困难，也是重要的原因。鉴于研究档案资料的工作刚刚开始，因此几乎不可能对铜和铜钱的统计资料作出最终的、总体的测定。本文将着重介绍1644-1800年期间的货币制度及其波动情况，这些波动引起的货币泛滥，对付这些波动而采取的官方防范措施，清政府铸造铜钱在思想方面、财政方面、经济方面和社会方面的重要性。

货币制度及其波动

清代前期的货币制度可以称之为平行本位的复本位制。银两和铜钱都有自己的本位，存在着不同的流通领域。银两主要只用于批发交易和大量的薪俸支付，而铜钱则主要用于零售市场及日常工价的支付。由于有地方性和时间性的不同铜和银的使用在一些领域内确实有重迭的情况。应该注意的是，铜钱是有自己本位的坚挺货币而不是银两的辅币。因此在两种货币之间的侵入是比较有限的，所以清代的复本位制不能够发展到跟许多西方国家黄金单本位制类似的白银单本位制。

在中国的制度中，白银以锭形的银两进行流通，同时以重量和纯度为基础，存在着大量的计算单位⑤。

在这两种货币之间，就得有一种得到认可的兑换比率。然而，我们必须分清两种兑换率：官方确定的兑换比率和市场的兑换比率。在几乎所有的政府部门的交易中，官方兑换率很长时间都固定在库平银1两:1000个标准铜钱（制钱）。使这种兑换率维持下去是政府的主要目的之一。

与官方比率相反，市场兑换率作为对货币变化情况的反映，经常在波动。因此，使研究者知道各种货币在货币制度中的地位，这种市场比率都是一种有价值的标志。例如，有时铜钱价值的高昂，可能反映了流通中铜钱短缺，市场急需铜钱，或是银两供应过多等。

图1描绘出银两与铜钱之间市场兑换率的长期趋势⑥。这是以直隶省的北京和宁津的例证为基础的。横线描绘官方的兑换率。在市场兑换率的曲线和官方兑换率的横线之间的主要交叉点上，我们可以把清代前期货币史划分为若干时期。清代前期和中期市场高兑换率的三个主要时期，即从1644-1680年，从

1691-1715年，以及最后从1786年直到19世纪中叶；两个市场低兑换率的时期，从1680-1691年，特别是从1715-1786年。

这里我只能肤浅地分析各个时期波动产生的具体原因。除1680年至1691年这段时期外，从1644年到1715年，市场兑换率高于官方兑换率的原因。是由于明、清过渡时期战事纷纷，社会经济受到了损害，因此对铜钱货币的需求非常小，又铜的供应相对说来比较容易，清代初期，大量的废铜和明朝废钱用来铸造清朝制钱还是有用的。并且在1685年至1715年间，中国钱局广泛利用丰富的日本铜料。

18世纪，由于人口的增加、和平环境下社会和经济的繁荣发展，对铜钱需求也相应增加。此后，又由于1715年日本铜矿产量降低，限制红铜的出口，这些因素导致了红铜的缺乏（铜荒）。同时，中国出现了明显的对外交易顺差，这意味着使市场兑换率下降的白银大量流入国内。由于云南铜矿生产直到18世纪30年代前都没有大幅度提高，所以，中国钱局和私人市场对铜的需求经过了较长时间才得到满足。1786年左右是转折的时点。当时的市场兑换率再一次达到了1:1000左右。从18世纪20年代起，由于鸦片输入量的增加导致白银的逐渐外流，以及大量铜伪币的出现，这时，云南铜矿的红铜产量还相对过剩，这就激化了后来的铜钱贬值。过分贬值的铜钱和高昂的银价以及它们对社会经济危机产生的后果，诸如通货紧缩、货币市场的缩小、破产和租税负担的增加等等情况，是众所周知的，也是太平天国起义爆发的主要原因之一。

根据有限的可靠资料判断，似乎大多数省份和广大地区展示出了相似的长期发展情况，虽然确实有一些例外，但是大多数其它地区的资料显然是与北京和宁津市场兑换率密切相关的（见图2为一例证）。例如高度商业化的长江下游地区。西南则是明显的例外。在云南，铜钱的价值稳定地处于低水准，这是由于云南铜矿丰富的红铜供应造成的。然而，对毗邻省份的市场兑换率却毫无影响。因此，暂时的结论是：在大多数范围宽广的地区，或至少在大多数范围宽广地区的中心市场兑换率的长期发展趋势都是绐终如一的。这种始终如一的情况表明了一个国家货币市场的出现。可能人们会问：至少根据市场兑换率的资料，把云南和贵州置于同样的范围广大地区这一类型加以分析是否有道理。但是，我们不得不期待有关兑换率和价格方面的进一步的资料，以便继续说明这个问题。

图11620-1857年中国北方市场兑换率铜钱（千枚）白银（两）

图21644-1850年，市场兑换率和价格指数1682=100

图31644-1804年，中央、省和云南的造币厂兑换量（百万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