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分析中的女性主义

精神分析中的女性主义
从临床心理学意义上说，精神分析是一种独特的增强性的心理治疗形式，它可以加速个人的发展，使他们从生活中的不满意或者痛苦中解脱出来。

在追求这一目标的过程中，需要患者与精神分析学家紧密配合，认真关注过往与现在、身与心以及幻想的与实际的个人体验、人际关系体验之间的相互作用，这是一种深层的，能够启动一个人转变过程的解释说明。

而从哲学意义上说，精神分析则不仅是一种身体理论和把握人们精神世界的方法，也是一种人类体验自身和心灵，以及周围世界的方式，“精神分析思想有助于把不同领域的体验联结在一起：过去与现在、清醒与睡眠、思维与情感，人际事件与最隐私的幻想。

"精神分析也提供了一种语言，用以描述精神的结构和灵魂的深度，以及主体、身份、性别、自我和道德观的形成与发展过程。

而"当代精神分析文献和当前分析性实践中主要关心的内容—主观性的性质、个人意义和创造力的产生、主体在文化、语言和历史背景中的存在，实际上都是我们时代最重要的关心内容。

"因而，当女性主义浪潮带来当代哲学思维的革命时，必须深入到精神分析领域研究“性别差异"，发展女性主义精神分析学。

当代女性主义精神分析学已经超越批评弗洛伊德等人“解剖及命运"的阶段，而更多地从学理上以这一理论为基础探讨性别差异、女性的主体地位、性别身份，女性的欲望和心理发展、母婴关系等问题，从意识和潜意识的关系中，从现实和理想之间说明女性的心灵体验，以女性为主体阐述“性别差异"话语，从人的自我和道德的动态发展中解释和追求性别平等的目标，探讨女性|人类的心灵与社会发展之间的互动。

一、“双刃剑”效应
"性别差异"一直是精神分析理论关注的问题。

因而，精神分析理论似乎不分学科地成为女性主义理论研究的一个出发点。

伊丽格瑞认为，在哲学话语中性别歧视的首要工具是精神分析。

事实上，几乎所有的女性主义学派都试图从不同角度对精神分析学传统提出批评，而女性主义精神分析学的探索也多半是从弗洛伊德的理论出发的。

从精神分析学来说，性别差异主要指男女之间性别身份上的差异，性别身份来源于人们潜意识中对于自我的选择，这一身份定位的过程是自我决定采取男性或者女性生存方式的过程。

由于男女对于性别身份的选择是不断变动的，性别差异也是动态的。

而且，这种状态的出现实际上并非取决于个体的主观选择，而是取决于性别的生存方式，即每一性别都存在于一定的社会、文化和历史之中。

因而研究性别差异的目的主要在于研究女性自我和主体形成的过程；研究性、性别和性别身份在这一过程中的功能和作用；研究主体和话语之间的关系；主体与社会、文化和历史之间的关系，以及主体与自然之间的关系。

弗洛伊德试图从性与潜意识入手研究性别差异，说明女性自我和主体形成的过程，他以潜意识为场所解释性别差异和性，而其中的关键环节是俄狄浦斯情结和阉割情结。

1990年，弗洛伊德在《梦的解析》一书中首次提出“俄狄甫斯情结"的概念，用它来解释人的主体和欲望，后来这一概念成为精神分析的基石。

1905年，弗洛伊德在《性学三论》中又提出“阉
割情结"和“阳具嫉妒"两个概念，认为无论男孩还是女孩，最初都会以为对方拥有阳具，但女孩的阳具却被阉割了，这就导致男孩产生害怕被阉割的恐惧。

然而当许多男孩后来知道女孩原本就没有阳具时，并会对女性产生一种鄙视。

相反，当女孩发现自己的性器官不同于男孩时，便会形成嫉妒心理。

他认为两性都围绕着阉割情结形成性别，而阳具是一种标志，男孩，的“阉割恐惧"，女孩的“阳具嫉妒"，以及由此产生的对于阳具和孩子的欲望，使儿童拥有了性别差异，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各自的自我和主体。

因而，“阉割情结"在性别、自我和主体形成中的作用。

弗洛伊德强调自己并不感兴趣描述女性是什么，因为这是一个很难完成的任务，他只是关心女性如何才能成为女人，获得自己主体地位的问题。

然而尽管弗洛伊德对于性别差异提出许多设想，但他自己也承认“有一个重要问题尚未被解答，纵然我研究女性的灵魂，达30年之久，我仍然无法回答，这问题便是：女性究竟想要什么？"的问题，因而，女性的心理对他来说一直是一片黑暗的大陆。

拉康承担起重新提炼和解释弗洛伊德女性心理学理论的任务。

在20世纪70年代，他集中探讨了女性的性问题，其目的在于对任何以性面目出现的确定性、权威性提出质疑。

他从弗洛伊德关于性别差异的理论中觉察出一种内在逻辑，并试图通过现代语言学对它进行阐述。

他的理论深受结构主义的影响而结构主义旨在揭示对象和关系系统的秩序特征，分析其表现方式和结构，“研究结构的人把现存事实拿来，打碎，再重新组合在一起"。

拉康精神分析的特色是“以结构主义哲学为基础，以语言为工具来解析潜意识"，认为“语言结构是潜意识内在结构的外化"，而“潜意识就是被内在地结构化的一种语言"。

拉康借用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的符号学解释潜意识功能，从符号学角度阐释菲勒斯的地位，说明女性及其性概念，他认为两性都需要菲勒斯来进入他者的领地，但方式有所不同。

“他者"在这里可以有两种理解-作为由类似语言规则来规定的社会符号系统;作为心理结构，这种社会他者的代表内化在潜意识结构之中。

拉康以菲勒斯置换弗洛伊德的阳具概念，解释性别差异，弗洛伊德的阳具概念，解释性别差异，认为弗洛伊德的“俄狄浦斯情结"仅仅是在符号结构中才具有意义，把弗洛伊德对主体与性别形成过程的解释从生理欲求上升到社会文化结构，这是拉康对弗洛伊德理论的发展。

总起来说，拉康对于性别差异的讨论对于女性主义精神分析学的发展意义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其一：他以菲勒斯来置换弗洛伊德的阳具概念来解释性别差异，无疑削弱了弗洛伊德仅仅突出阳具作用的父权制观念；其二，他以语言符号系统作为社会的先在结构，这就表明弗洛伊德的“俄狄浦斯情结"仅仅是在符号结构中才具有意义，而不是存在于现实关系中的生理欲望，在说明主体和性别形成的过程中便把弗洛伊德的理论从生理需求上升到社会文化意义的结构；其三，他转变了理解和再现父权制的基础，强调并不是男性导致了女性的被压迫境遇，这一状况是由社会经济和语言结构即他者所导致的；其四，他强调了在父权制体系中，女性在语言和符号中的缺席，或者在潜意识中没有能指的状况是对所在社会和文化的客观反映，女性问题准确地说是构成她的符号表达问题，追根究底，明星问题是一个社会问题，虽然拉抗没有直接批评，这种稍微现实和符号体系，但无疑是女性主义精神分析学家得到了有益的启示。

伊丽莎白·格罗滋认为：“弗洛伊德的工作可分为两大主题：性和潜意识。

拉康则在这一基础上注入一种符号学的洞察力。

他对于潜意识、性、欲望和身份证明的理解暗示着这些都是生产意义和越轨的场所。

潜意识被建构成‘像一种语言'的东西，因为它由两个具有语言功能的支柱来支撑：比喻|节略和换喻|替换。

性驱动力则是具有文化意义的系统及其再现的结果。

这正如我们所欲望的对象并不能让自己感到满足一样，只是因为它们意味着某种东西才拥有价值和意义。

"格罗兹的这一解释不仅概括出了弗洛伊德与拉康理论的差异，也强调了拉康工作的意义，即从文化、社会和语言来说明潜意识和性驱动力，阐释主体和性别差异，这就为女性主义精神分析学理论敞开了进一步探索的理论空间。

女性主义学者对弗洛伊德等人的精神分析学大都采取谨慎的态度，有批评也有汲取，例如简·盖洛普看到：“尽管精神分析学很可能与从维多利亚时代以来的性压抑中获得解放相联系，它同时又难免成为压制妇女的另一个化身，因为它要求妇女回到适合于她们的位置上去，并为妇女安然地待在那个位置上提供自我调节的方法。

"而美国女性主义学者朱丽叶·米切尔则明确赞成弗洛伊德和拉康的主要观点，并提出三点理由为其辩护：其一，精神分析的本质是理解男女如何把父权制的意识形态内在化，弗洛伊德不是在规定女性应该如何，而是在描述父权制文化对女性提出的要求，试图说明父权制的性别角色如何得到内化。

他实际上是一位科学家和观察者，而不是父权制的倡导者。

没有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性别角色以及它们的社会价值就不能够当作意识形态或者政治影响来看待，不能被当成权力关系的结果和复制来看待，对于弗洛伊德来说，如果精神分析学是菲勒斯中心的，那么是因为它所感知的人类社会秩序反映了个体人类主体以父权为中心的倾向。

"而“拉康关于弗洛伊德的重读似乎解释了为什么女性隐藏在历史中，为什么女性是不存在的。

"其二，女性主义不应当谴责菲勒斯中心主义，因为它把主体和性视为社会产物，而不是自然发展的结果。

菲勒斯实际上是一个中性概念？两性围绕着它被当作社会产物建构起来。

其三，精神分析学可以提供一种与性别斗争紧密联系的意识形态分析。

作为一种解释模式，精神分析具有政治和社会意义，而不仅仅是一种治疗技术。

米切尔有兴趣用精神分析解释父权制压迫结构如何在文化上得以不断复制的问题，而不想用它来解释性别歧视和不平等问题。

可以说，米切尔的这种立场在女性主义精神分析学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而这本身源于女性主义与精神分析学关系之间复杂的关系。

格罗兹认为，我们可以用“迷人的"一词解释这种关系，精神分析吸引女性的原因在于它可以提供一种说明，她是女性在父权制文化中的社会和精神状况，同时它也会让女性陷入男性规范的陷阱，因而，女性主义者应当能动地颠覆这一理论，利用它的一些方法理解女性是如何在文化中，并且通过文化来造就的。

归根结底，“精神分析对于女性主义的用处依旧是不清楚的，它是一把危险的‘双刃剑'，因为作为一种概念体系，它一方面要对父权制的膨胀负责，另一方面却可以毫不犹豫地与各种厌女症理论体系进行斗争"，正如格罗兹所言，女性主义精神分析学家完全可以利用这一精神分析工具来建构自己的理论，因为“精神分析女性主义视角的优势是有价值的。

在精神分析理论中，正如在精神分析人类学和人类学亲缘关系理论中一样明确地关注到性别和社会性别，这一直是理论与实践的核心内容与基础，即便并非从女性主义视角的探讨也是如此"。

二、驳“解剖即命运”
如前所述，精神分析是性别形而上学的一种重要形式，而俄狄浦斯情结则是精神分析理论的基础，旨在讨论父母与子女的地位，相信每一性别都与自身的形态相关，女孩由于缺少某种器官—阳具而必须通过两个指标来定义自身的性别和主体：身体的形态和与男性的关系。

此外，弗洛伊德还认为，在性别差异形成过程中父亲地位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他不仅拥有阳具，也是菲勒斯的象征。

尽管拉康对弗洛伊德的解读突出了语言和符号意义，强调菲勒斯是两性共同的能指，在面对阉割折磨时，每一性别都以自己的方式成为主体，但它最终还是恢复了弗洛伊德理论中的男性特权，因而，在弗洛伊德和拉康的理论中，女性被否定性地建构起来，因此，“我们必须把精神分析学置于厌女症的历史背景中，女性主义者能够策略性地颠覆和|或治理有用的东西，而不陷入到其本身很成问题的本体论、政治学和道德承诺中去"。

因而，女性主义在批评弗洛伊德和拉康的理论时，需要把握两个重要问题：对于“解剖及命运"和非勒斯中心主义的批评。

事实上，女性主义对前者的挑战至少始于20世纪30年代。

例如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曾研究了三个新几内亚社会，并得出结论说：每个社会在男女性别以及性观念方面都是不同的。

“我丝毫不怀疑，我们所谓的先天性别气质只不过是人类气质的不同变异。

因此，无论哪种单一的性别或者男女不同的性别，均可以通过训练而使其成员变为在气质上大致相同的人。

"男女的性别特征是文化作用的结果，“性别之间标准化了的人格差异也是有文化‘监制'的。

每一代男性和女性都要在文化机制的作用下，适应他们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

文化是人为的，是人类一切创造的总和。

到了40年代，波伏瓦等人也通过对“女性永恒气质"吕“解剖及命运"，强调“女性不是生就的，而是造就的。

生理上、心理上或经济上的命运并不能决定人类女性在社会中出现；是作为整体的文明造就了这一介乎于男性与无性之间的，被描述为女性的生物"。

因此，不论是男性还是女性，都不是一个自然物种，而是一个历史概念。

人类永远处于不断变化的状态之中。

弗洛伊德设想女性自认为是残缺不全的男人，但实际上“弗洛伊德从未对妇女命运表示过多的关注，而只是将对男人命运的阐述稍加修正和改头换面，便成了对妇女命运的阐述"。

在精神分析领域，当代美国心理学家卡伦·霍妮也对“解剖及命运"的观点提出批评，在她看来，本质是在与环境相互作用的过程中产生的，并不是和自己沟通同来感知室内环境相互作用的过程中产生的，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精神分析的最终目的是解决幼年的神经质问题，这是治疗成功，神经质的核心。

她之后的一些女性主义精神分析家，伊利格瑞和克里斯蒂娃等人也对“解剖即命运"的理论提出批评，弗洛伊德强调女孩儿在解决俄狄浦斯情结时表现出三个特点：“正常的"被阉割的被动性、胆怯和男性气质。

而“伊丽格瑞在描述女性起源的方案时却试图给出一个超乎弗洛伊德限定的不同选择，为女性找到位置。

与克里斯蒂不同的是，她拒绝了父亲的名义，承担起精神错乱的风险，但是颠覆了女性被限于符号秩序（男性的，菲勒斯中心的）的命定论空间"。

格罗兹也曾把克里斯蒂娃、伊丽格瑞的理论与弗洛伊德和拉康的精神分析学进行比较，认为克里斯蒂娃与弗洛伊德、拉康精神分析学的差异体现在五个方面：其一，尽管在拉康理论中有一种概念空间可以解释具体的历史决定因素，但拉康本人却很少说明它，而是更喜欢一种专横的、普遍的形而上学风格。

而与之不同的是，克里斯蒂娃主张意义和主体特有的历史性和社会性，认为个体和能指实践的社会历史决定因素永远是本质性的。

其二，拉康过于专注于词语的语言而牺牲其他表达意义的方式。

但克里斯蒂娃认为音乐、绘画和电影等文化形式产生的前提条件也能够成为词语的前提条件。

如果想象具有视觉的秩序，它也同样也是由有声的结构，通过接触、品尝和味觉来组织的。

其三，拉康强调阉割导致了想象与符号之间的决裂，但克里斯蒂娃却提出一个“符号想象"范畴，认为它是先于俄狄浦斯出现。

其四，克里斯蒂娃的概念既非直接与拉康对立，也不是对拉康概念的发展，例如拉康假设在母亲照顾中形成爱的关系，以及菲勒斯与母亲潜意识的一体化，而克里斯蒂娃则把养育与想象的，以及最终为符号之爱区分开来。

其五，克里斯蒂娃的工作集中于前俄狄浦斯阶段、自恋、身份证明、母亲依赖以及身体快乐，这些都是被弗洛伊德和拉康所忽视的方向。

格罗兹也总结了伊丽格瑞与弗洛伊德和拉康的精神分析学的不同之处：其一，弗洛伊德和拉康基于统一性来探讨性别差异，把差异理解为二元区分中的对立，抑或单一术语中的出现或缺席，伊丽格瑞则提出一种没有确定术语的差异。

不是在与男性的关系中，通过把男性定义为A来把女性定义为一A，而是要寻午求一个完全不同的空间，把女性定义为B。

其二，伊丽格瑞指出弗洛伊德等人的精神分析学呈现的是一种男性的历史秩序和自以为是的真理，例如关于菲勒斯重要性和女性阉割必要性的主张否认了他者的存在，而这显然不是关于男女两性的真理。

其三，弗洛伊德和拉康把社会和个体关系作为自己推测的对象，而伊丽格瑞则把精神分析学作为自已分析的对象。

因而她的研究是对前者的解构。

其四，拉康严肃地对待比喻和换喻，而伊丽格瑞更注重阅读文本。

依据弗洛伊德等人的说法，她的写作方式是女性的，遵循歇斯底里的文本规则，深入到精神分析的内在逻辑中考察什么东西构成了对自身解释机制的抵制，什么东西被其同一性逻辑所汲取。

伊丽格瑞也强调多样性和多元性，但为了开辟女性空间，她把这种特性引入单一性别模式中，认为男性要为女性说话就必须具备这种条件：从男性，俄狄浦斯化的躯体中撤离出来，形成中立的和无偏见的空间。

这也表明伊丽格瑞的一贯立场，即建立一个并非是作为男性之他者的女性空间。

综上所述，克里斯蒂娃和伊丽格瑞对于弗洛伊德和拉康的批评主要运用了三种方法：其一是对弗洛伊德和拉康所宣称的其理论具有普遍性和中立性的虚假性提出批评，解构前者的男性/菲勒斯中心主义倾向。

其二是对于性别差异采取一种截然不同的理解，并借此来开辟女性的空间，突出女性/母性在人类心理发展中的意义，强调女性的欲望和存在价值等。

克里斯特娃和伊丽格瑞都把研究的重点放在被父权制精神分析学所忽略的前俄狄浦斯阶段，试图从这里出发探讨女性主义精神分析学。

其三是强调社会和历史对于塑造性别和主体的意义。

女性主义进行哲学解构的根本目的在于政治和社会的变革，这正如女性主义解构主义代表黛安·伊拉姆所言:"我并不相信结构主义仅仅如同人们通常宣称的那样是学院式的，解构有助于思考人们对于当代社会及其体验呈现方面精神分裂症的复杂性。

"因而，克里斯蒂娃和伊丽
格瑞都试图通过解构传统精神分析学来建构女性的主体和社会地位，实现女性主义的政治目标。

三、重视女性/母性欲望
女性主义精神分析学大多围绕着女性身份、性及主体的建构等问题展开。

“精神分析学对于女性身份、力比多、性和发展的探讨对于女性主义来说具有重要意义。

"一些有代表性的人物和学说包括20世纪的美国心理学家卡伦·霍妮对于女性及其本质的研究，英国精神分析学家梅兰妮·克莱因对于女性的解剖学研究，美国心理学家南希·乔多罗对于母性及其复制的研究，以及伊丽格瑞等人对于女性欲望的研究等。

（一）女性本质
霍妮被称为精神分析女性主义的第一位代表，她的《女性心理学》一书扭转了弗洛伊德时代对于女性心理发展的解释，使当代精神分析学出现颇具历史意义的女性主义转向。

从20世纪20年代起，霍妮便开始在临床精神分析实践中纠正弗洛伊德的观点，发展自己的“性别差异"的理论。

首先，她试图批评弗洛伊德关于女性心理发展的“本质论"看法，认为精神分析能解脱手脚受限的人类，精神分析学家已经向我们展示了这样一个事实:许多被认为是生而俱有的东西仅仅代表着成长中的阻碍，这一阻碍是可以去掉的。

在霍妮看来，本质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与环境相互作用产生的，精神分析的最终目的是解决幼年的神经质，这是驱除和治疗成年神经质的核心。

其次，霍妮也揭示了弗洛伊德等人理论中的“男性价值取向"。

她认为精神分析是由一个男性天才创造的，几乎所有发展其思想的人都是男性。

他们应更容易发展男性心理学，并更多地理解男性的发展而不是女性的发展。

不仅如此，在任何一个时代，有权威的一方总要创造一种合适的意识形态支配被统治的一方，由于人类的文明是男性的文明，国家、法律、道德、宗教以及科学都是男性创造的，连人们用来评判男女天性的标准也并非是中立的，其实质也都是男性的。

再次，霍妮也看到女性在面对传统精神分析理论时所产生的困境。

在整个社会和文明从里到外都以中立、客观、真理的面目呈现出男性文明时，女性是极其矛盾的。

一方面她在无形中已经接受了这种男性的文明，以男性愿望所要求的方式看待自己，适应自己的“天性"，顺从男性思想的暗示。

另一方面，女性的自身利益和需求又不断地与这种“天性"和方式冲突，而女性为了迎合男性、文化和社会又故意对自己的利益和需求视而不见，继续用男性的标准要求自己，这就使她们面临内心更为激烈的冲突。

事实上，霍妮所做的工作是希望剥离男性社会对女性心理的概括，剥离女性本身由于受到这一社会的影响而形成的对于自我“天性"的认识，获得一幅真正的女性精神发展的图画。

然而，在她对“性别差异"的研究中，却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困境：因为她无法剥离文化在女性心理形成过程中的角色，由于文化的影响，她也无法确认哪些心理特征是女性纯天然的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