佐藤学

佐藤学，日本教育学会会长、教授。1951年生，教育学博士。

作为"付诸行动的研究者”，他遍访日本全国各地学校，深入课堂，与教师一同研究教学，倡导创建“学习共同体”。三十年如一日，每周至少两天深入学校，扎根中小学实地观察，是日本学校教育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

个人著作

《美国课程改造史研究--单元学习的创造》（1990）

《学习，其死亡与再生》（1995）

《教育方法学》（1996）

《课程评论--走向公共性的重建》（1996）

《教师这一难题--走向反思性实践》（1997）

《学习的快乐--走向对话》（1999）

《教育方法》（1999）

《教育时评（1997-1999）》（1999）

《教育改革设计》（1999）

《改变教学，学校改变》（2000）

《“学习”再考》（2001）

其中，《课程评论--走向公共性的重建》与《教师这一难题--走向反思性实践》的主要内容已结集成中译本《课程与教师》（钟启泉译2003），《改变教学，学校改变》的中译本《静悄悄的革命》《李季湄，长春出版社，2003》出版。

《课程与教师》是日本东京大学佐藤学教授积二十多年来“课程”与“教师”研究的一部力作。作者从质性研究与阐释学的视角，诠释了日本学校教育的发展问题与课题；提供了重建“课程”概念、重建“教师”概念的思路。同时，也提示了作为“学习共同体”的未来学校发展的构图。佐藤学的《课程与教师》主张：将“传递中心课程”转变为“对话中心课程”；将教师的角色由“技术熟练者”转变为“反思性实践者”；将学校由“教育工厂”转变为“学习共同体”。

课程的重新释义

“课程重新界定为‘学习经验之履历’的课题。提到“课程”，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都会自然而然地联想到课程表，认为所谓课程就是国家规定的学科计划。对课程的这种理解源于宗教革命后的16世纪，反抗国王与教会权力控制的大学，把强制推行规定的教育内容的学程讽刺性地称之为“课程”，从此，课程沿袭了“学科课程与组织”这一含义。既然课程不是国家规定的学科计划，那么如何来理解它的新定义呢？首先，课程是“学习经验之履历”，履历即指从前到现在的生活经历，所以必定不是单面的，而是儿童经验之总体，包括政治的价值、伦理的价值、艺术的价值、产业的价值。其次，课程既然是一个旅程，那么它必然是一个凝聚师生创造性智慧的动态生成过程，教师要发挥自己的教育想象力。

曾经听教师抱怨新教材过于单薄，只得在假日给学生补课时再用旧教材教一遍。过了不久，和一位资深教师又谈起这个问题，她认为精炼的新教材提供给了她一种框架和思路，基于这种支撑，她收集各种资源来发展、丰富自己的课程，然而，她带进课堂的是一种类似于教学设计的东西，而不是剧本化的教案。因为只有在这种开放的状态中，教师才会也才能在课堂中敏感地感受到他的学生与自己创造性火花的撞击产生共振，真正锻炼和成就了这段共同的旅程。这样，教师不再成为课程开发、课堂教学的匿名者，恢复了第一人称“我”参与到教育教学中，而教师与学生的关系也恢复到人与人最自然的我与你的伙伴情谊关系中。

基于存在论的教师工作特性――回归性、不确定性、无边界性

“然而，教师是如何经营‘教师角色’的呢？我设定了反映教师工作之特征的三个概念――‘回归性’‘不确定性’‘无边界性’来考察作为‘中间人’的教师所体验的经验世界。一谈起教师工作这一话题时，“教师应当如何”和“如何才能成为教师”的规范性逼近往往就成了中心议题，人们很少会关注这样的问题即“为什么我是一个教师”“作为一个教师，我是怎么生活着的”，即教师感到存在论在逼近。然而，今天越来越多的教师感受到了存在论危机，在学生、学校和社会的推搡和责备中无所适从。深加分析，这种存在论危机究竟是如何造成的呢？这就涉及到佐藤学教授提出的教师角色的三个存在论特性，即回归性、不确定性和无边界性。所谓回归性，沃勒说，“教师这一工作就是势必复归投掷者手中的飞镖”，飞镖的比喻暗示我们无论教师如何高喊“学生不好、社会不好、家庭不好”之类的批判，这种批判就会像飞镖那样回归，最后还是如数返还。所谓不确定性，很大程度上是教师进行课堂教学所面对的不同的、活跃的学生个体以及学生个体所交织形成的复杂的网络所构成的。不同立场的评论在某种立场看来是完满的实践，在另一种立场看来却往往是全盘否定的，这也使教师们陷入了极大的不确定性的恐慌之中。正是教师工作的回归性和不确定性引出了第三个特性，即无边界性，教师工作不同于医生和律师工作，当医生送走笑吟吟的痊愈病人后感到的是一种完结的轻松感，律师在法官宣布结案时可能在幻想一个美妙的假期。而这种句点式的“心灵假期”却很少带给我们的教师，教师工作真是千头万绪的，大凡牵涉学生生活的一切问题都作为教师的责任担当起来，从打游戏机到家庭问题，这种无边界性是招致教师事务繁忙、身心疲惫的主要原因。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回归性、不确定性和无边界性在带来存在论危机的同时，也潜藏着重建新的教师形象的契机。比如，回归性促使了教师通过外界来反思和省察自己的实践。不确定性恰好就提供了教师进行创造性、探究性劳动的无限可能，而教师职业的魅力也就在于这种创造性的劳动。教育一个学生是基于他的整个人生而言的，我们不仅要教他们读、写、算，而且要教他们学会“关爱、关心、关联”，而无边界性则保证了教师实践领域的综合性和统整性。

《课程与教师》一书集佐藤学教授文章之精华，是钟启泉教授从佐藤学教授已出版的主要著作中精选出来。贯穿本书始终的是三个主题：重建课程概念，将“传递中心课程”转变为“对话中心课程”；重建教师概念，将教师的角色由“技术熟练者”转变为“反思性实践者”；重建学校概念，将学校由“教育工厂”转变为“学习共同体”。这三个主题是内在统一的：“对话中心课程”意味着课程是一个教学事件，它需要在一个个具体生动的情境中不断被创生出来，在这里，学生的“自我履历”和教师的“经验学问”成为课程的题中应有之义；教师在教

学中对课程的创生意味着教学在本质上不是一个技术化、程序性的训练过程，而是一个依赖教师的“实践智慧”的引导过程，教师作为“反思性实践者”的角色由此确立，教师的使命是帮助学生在课程中获得解放，而不是使学生在“公共框架”中就范；当课程的本质成为“对话”的时候，学校也就成为校长、教师、学生、学生家长、社区代表等在平等对话中结成的“学习共同体”，权威与服从的

传统线性关系在学校中被彻底解构。

课堂改革：学校改革的中心

——与日本位藤学教授的对话

钟启泉

一、世界课堂的变化

钟启泉：您的《课程与教师》中译本(钟启泉译，教育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切中了东亚国家包括中国教育的时弊，因此，在中国大陆教育界受到广泛关注，乃是理所当然的。您在该书《中译本序》中说，“改革与实验的时代也是混乱与迷惘的时代”，并且指出，“改革的中心在于课堂”，“学校改革倘若不以课堂改革为中心，就不可能有丰硕的成果”。今天，请围绕这个话题进一步谈

谈您的看法。

佐藤学：世界各国的课堂正在发生静悄悄的变化。如今，在许多国家，中小学的课堂用粉笔和教科书进行教学，教师在黑板和讲台面前，面对排列整齐的课桌椅展开单向传递的课堂情景，正在进入博物馆的资料室。在新的课堂里，二十多个学生围坐在几堆课桌前，展开合作学习。教学不再是划一的同步教学了，而是以主题为中心，组织探究性的单元学习。在课堂里，运用大量的资料，教科书不过是资料的一种而已。在教学中，尽管也有教师向全班学生进行讲解的场面，但更多的是，学生围坐在一起展开“探究式学习”的居多。

钟启泉：您说，根据1995年世界41个国家的数学和理科课堂的比较研究，初中2年级课堂已经有近半数是新的课堂情景了。但相比之下，日本同年级的课堂八成还是划一的同步教学。其实这种情况，在中国大陆更加严重。可以说，划一的同步教学在中国依然占支配地位。而且，尽管近年来，比如在上海，开始倡导小班制，但班级规模过大的格局短期内恐怕难以改观。特别是西部地区，有

的班级甚至多达120名的学生。

佐藤学：这是东亚国家学校的共同特征。班级人数在40人以上的国家已经只限于地球的一角，包括中国、日本、朝鲜、韩国、新加坡这些东亚国家。其共同点是，百科全书式知识的单向、划一的传递；组织以死记硬背为中心的学习、以竞争为动机的个人主义学习。在日本，课堂的改革在缓慢地、确凿地展开改革。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教师的活动由“传递”转变为“支援”，以儿